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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卡禁令
波尔卡禁令：一个馊主意
也许不久将在部分欧洲国家实现
May 13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数年前，一位名叫Jack Straw的英国工党政客说，他更希望穆斯林女性和他会面的时候揭开面纱，因为他“和人‘面对面’说话却不见其容感觉很不舒服”，当时民主的评论对此大加 批判。他没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好像他没有权利要求青少年拔掉舌钉，或是任何其他有可能冒犯中年人的事情：确实，按理说在这件事情上他更没有权利，因 为戴上面纱并不是因为时尚，而是因为信仰。然而今天，一些欧洲政府提出的要求与Straw先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继比利时和法国政府之后，一些欧洲政府 均计划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尼卡帛和波尔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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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卫城启示录
希腊债务危机正在蔓延。欧洲急需更加果敢全面的方案
Apr 29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许多债务危机都发展到了事态失控的一刻。随着恐慌的出现，债券收益率陡然暴涨，股市和汇市随之惊慌一片。2008年9月，明星投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倒闭几乎将整个世界银行体系拖下水。1998年，俄罗斯混乱的主权债务违约引发信贷市场震荡，摧垮了盈利能力很强的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当不可思议突然变成无法避免，在不可能的世界中狂飙突进，你不可能独善其身。 继续阅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美国沿岸的浮油
浮油危机
发生在钻井平台上的一起爆炸，导致了大量的浮油，并威胁着美国沿岸。
Apr 27th 2010 | HOUSTON | From The Economist online
前些天的火灾、爆炸以及如今黑乎乎的海面浮油已经把墨西哥湾弄得像受了瘀伤一样，面目全非。“深水地平线”，这座位于距路易斯安娜州海岸41英里（61公里）的海平面上的钻井平台，在4月20日（周二）开始出现问题。第二天，官员报告说在总共126名工人中，11人失踪。两天之后，因为钻进平台的沉陷海岸警卫队终止了搜救行动。
专家们基于海底扫描器的探测结果，认为沉陷的钻井平台并没有引发原油泄漏。但是在如此阴暗的海底，想要得到一张清晰的图像是非常困难的。到了周日的时候，专家们的说法明显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原油仍在以42000加仑（1000桶）/天的速度涌入大海。到了周一，浮油区域的直径达到了80英里，自北向南达42英里之长，最西面的地方仅仅距路易斯安那海岸36英里。 继续阅读“浮油危机”
日本迫切需要一次剧变来避免隐现的经济灾难
Apr 8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近几年来，外国观察者一直警告说，在经济停滞和攀升的政府债务的夹击下，日本政府肯定坚持不了多久。过去的二十年里，日本与通货膨胀几番交锋，在许多社会指标方面，日本在国际上的排名更是大幅下滑。日本的总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也居世界之首（惊人的190%）。然而，尽管政府债券收益微薄，日本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准却很高。去日本走一遭，你看不到有什么危机的外在征兆。日本政坛也很活跃，政客们和政策制定者们又是争吵，又是计划，但就是没有实际行动。 继续阅读“日本：大祸临头而不自知”
制造莫斯科炸弹袭击的恐怖分子理所应当受到谴责，但是俄罗斯政府也应该尝试用新观念处理北高加索问题
Mar 31st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不管是发生在伦敦，纽约，马德里或是莫斯科，人们都应该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的无辜市民哀悼，并对这种恐怖行径表示谴责。本周，发生在莫斯科地铁里的恐怖袭击造成至少39人丧生，而受伤人数则要多得多。 继续阅读“混乱中的莫斯科”
以色列和美国
停止出糗
Mar 18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以色列总理激怒了主要的合作伙伴而且伤害了和平的进程：不过改弦更张为时尚不太晚。
本亚明·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政坛的常青树，可是他能不能使他的国家长期存在还有待观察。1997年，本刊曾称他“口才出众和乐观进取”；但是同时， 也给他取了个绰号， 那就是“具有不看时机乱提挑衅性歪主意异禀”的一错再错者，并建议他辞去总理职务。他坚持要在耶路撒冷东部建造“一个新犹太郊区”，但这个地区巴勒斯坦人不但过去——现在仍然——看作他们的未来国家跟以色列共用首都的巴勒斯坦的一方。我们谴责他因为他傲慢地假设了“不管他许诺了什么巴勒斯坦人最终都会接受”。十几年过去了，他有所改变了吗？ 继续阅读“停止出糗”
天主教会与恋童癖
法律之罪与宗教之罪
罗马教皇应当坦荡大声地表明：对儿童的性侵犯不仅亵渎神明，而且触犯法律。
源自《经济学人》印刷版 2010年3月18日
情况已糟至极限。性丑闻正朝着天主教会铺天盖地而来， 力量之凶猛， 以至于梵蒂冈都觉得不得不出面为十六世教皇本尼迪克特本人开脱。在德国的一些天主教学校的儿童，受到有组织的性侵犯；恋童癖们只是被调换做其他工作，而不是受到解雇或告发。[对儿童]的性侵犯现象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浮出水面。红衣主教的肖恩•布雷迪大主教承认：1975年，受布伦丹•史密斯神父性侵犯过的两个少年被说服签署缄默誓约时，他在场。史密斯虽然被解除了神职，但包括布雷迪在内，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史密斯的罪行向警方告发。在20年里，史密斯对男童的性侵犯一如既往而不受处罚。 继续阅读“法律之罪与宗教之罪”
华盛顿怎么了？
美国政治看似停滞不前了，要怪就怪奥巴马，别怪这个体制。
Feb 18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本周，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差一点就成了奥巴马政府副总统）宣布将从参议院退休。同时他责怪国会无能，没能处理好事务。犬儒派认为埃文•贝赫也担心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败下阵来（尽管民调显示他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最近越多人相信美国民主已经破碎，无法再修补美国问题并且败成了毫无用处的党派斗争工具。
当然这个体制看起来不正常。尽管白宫里坐着位民主党的总统，并且民主党人也控制着参众两院（参众两院也由民主党人把持着），奥巴马还是没能施行医疗改革，而这是民主党为之追寻了几十年的目标。总量控制与交易议案旨在降低碳排放，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在参议院则被晾在一边。现在一个旨在鼓励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议案也陷在了参议院。这也不是仅仅执政党未能按既定方针执行的问题。华府看似无力解决美国深层次问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气候变化，医疗等问题上的意见可能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美国不可以忽视国家赤字，现在赤字已占GDP的10%况且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又即将退休（步入老年）。此外，尝试建立两党联立的赤字裁剪委员会的计划最近又泡了汤。
批评家们说，当区区41个参议员（总数100）誓死的阻挠议案通过；，当在参议院中怀俄明州（人口50万）和加州（人口3700万）所拥有的权力相等，这样代表全国不到11%人口的议员同样能阻挠议案通过；当，这要多谢了为政党而重新划分选区，大部分国会席位不会因为选举而改变；当可恶的博客主和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驳倒了任何关于妥协的暗示；当大笔的游说金毁了一切的话，那么这就肯定会发生了。而这些不正常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美国国内。几年前，还只有中国的官员敢说中国的专制系统是一级棒的，而如今却不乏后起之国中的领导者，甚至是杰出的美国商界人士，现在都私下赞扬这种能顷刻间做出决定的体制了。
阿比（林肯昵称），没事啊
我们可不同意。美国是有自己的缺点，但是部分都是可以轻易的弥补的。但是现在这混乱的局面让我们忘记了美国政治结构的真正目的，而帮当前的政客们（尤其是奥巴马）洗刷骂名。
从开始，批评家们就夸大了。要说国会不会通过任何议案是不对的。看下眼前的金融危机，尽管是在布什执政最后时刻通过的，资产救援计划（成立了一个基金挽救了美国的银行）还是通过了。经济刺激计划，2年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资金在奥巴马就职后一个月就获得通过。民主党人还通过了许多不太重要的议案，包括对绿色科技的投资以及让女性因受到性歧视而更方便起诉的议案。
一份更有力的批评说美国政府善于处理急性病症（例如避免大萧条）但是对于慢性病（例如义务性开支（注1）的重担）就不行了。然而就是这一评论也可能言过其实了。布什没能进行养老金改革，但是在他努力下却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注2），这对一代人来说是对学校做的最大的改变。克林顿在福利方面进行了改革（注3）。换句话说，这个系统尽管并不是永远有效，现在还是有效的(但是这很平常：中国建发电厂的速度很快，可是医疗改革才刚刚完成)。最令人担心的预算问题，也许实施起来要冒点风险，但是美国人曾为应付巨付巨额赤字也这么做过。
美国的政治体系决定了在联邦政府这一层立法是件难事。这个国家的奠基人相信，象美国一样大的国家最好的分封而治，而不应采用中央集权制。事实是，有几个州在医疗改革上走在了前列。因为觉得像阻挠议案通过和辩论后投票相当好笑，参议院被专程设计成“冷却”室，在这里除非受到广泛的支持，议案有可能在此终结。
而广泛的支持正是医疗卫生议案和总量控制与交易议案明显欠缺的。如果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通过的议案，明天民主党人可能会有一份医疗议案。奥巴马则会利用行政命令通过许多绿色规定。奥巴马在打败共和党人和独立参选人士赢得自己钟爱的事业之后却把工作干的一塌糊涂，这和美国难以管制是两回事。如果奥巴马不是把医疗改革的计划交给了党内左翼，耳熟实现承诺成为两党联合的主席，并且迎合保守人士做出一些类似对侵权系统的改革，他的医疗改革也许早已获得通过；如果同意了核能计划，也许就有机会通过一个关于气候的议案。当克林顿学会利用两党合作的优势后，这个国家就治理的更好了。
重新划分要求再次划分选区者
所以一些基本系统还是有效的，但这也不是忽视某些需要改革的部分的借口。在众议院引起狂怒的是重新分配选区。贴着“安全”标签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席位意味着真正的战争将在两党活跃分子之间进行，他们都是为了各自政党提名而为。这样做只会让候选人走向极端，而降低了两党合作的机会。而已在某些州成立了的独立委员会则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在参议院，阻挠议案通过的事情太常发生，部分原因在于阻挠起来很容易。而要想让议案获得通过，参议员有责任找到究竟在谁那儿卡壳了，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使议案通过，而不是依靠一个简单的程序性的投票。
这些缺点，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应当改正。但是就算没有得到更正，他们也不至于导致现在人们所声称的破败的体系。美国的民主经历了高潮和低谷，经历了试图对其做出巨大改革的企图，比如加州的立法提案狂潮，说的好听点，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丰富的历史。为了不因为共和党人在国会的所为而后悔，奥巴马应当更强硬点，用用手中的总统权力了。
注1：美国人认为，这三项支出是天赋权利，即sth. Entitled, 故称entitlements program。
注2：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是布什总统2002年初签署实施的法案，这个以形象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命名的法案，不是简单意义的“一个都不能少”。它强调教育公平――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不掉队；它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使义务教育在新世纪上一个台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从名称到主旨到实施，应该给我国教育以启示。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作为1965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中小学改革法，内容包括：（1）建立中小学教育责任制；（2）给地方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3）给孩子父母更多的选择；（4）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阅读；（5）提高教师质量；（6）检查各州学生的学习成绩；（7）提高移民儿童的英语水平。
注3：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夹缝中求改革，试图缓和美国医疗利益集团的垄断、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现代化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推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然而未能如愿；不过在改革家庭福利保障上好不容易通过了限制领取联邦福利金的福利改革议案。它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穷人的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接受福利补助的两年内必需参加工作；对穷人的食品券补助作了明确限制，规定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抚养孩子的人在三年之内只能领到的食品券补助；对新移民在头五年内不能领取食品券，也不能领取残疾补助。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hellorainylin
中英链接及译文讨论：http://www.ec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1198&extra=&highlight=&page=1
The war on baby girls
对女婴发动的战争
Gendercide
性别灭绝
至少1亿个女孩由于杀婴、选择性堕胎及缺乏照料等已经消失，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上升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是期待着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夫妻中的一员。假设你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你的收入在增加，而你不希望要太多的孩子，但传统的观念对你还有着无时不刻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则体现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上。也许一些家庭仍然需要重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也许只有儿子可以继承土地。也许女儿注定要嫁入另一个家庭，而你希望年老时有人在身边照料。也许嫁女儿需要陪送嫁妆。
现在，假设你做了一个超声波扫描，费用是12美元，但你承担的起这笔花费。扫描表示，怀的是一个女孩。你自己希望有一个男孩，而你家里的其他人更是极力坚持要个男孩。尽管村庄里有的人家杀死女婴，而你或许从未想过这么做。但堕胎似乎有所不同。你会怎么做呢？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夫妇而言，其答案是：将女婴流产，再去怀一个儿子。在中国和印度北部，每出生100个女孩，则出生120多个男孩。自然法则决定了出生的男性比女性略多一点，以修正男孩更容易感染婴儿疾病的偏差。但自然的修正不会有如此之大。
对于反对堕胎者而言，这是一场大屠杀。这家报纸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它认为堕胎的应该本着“安全、合法和少量”的原则进行（引用比尔克林顿的原话），要视情况而定。但这种个体行为的社会累积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人称未婚的男性青年为“光棍”，光是中国攒下的“光棍”数量就相当于美国全部年轻男性的人口数量。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必然带来麻烦。在亚洲国家，婚姻和子女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必要条件，单身男性几乎像不法分子。男女比例失衡的这一代现在已经进入成人行列，犯罪率、贩卖新娘和性暴力，甚至女性自杀率都在上升并不断加剧。
把人为导致女性减少的行为称之为性别灭绝一点也不夸张。由于坠胎、杀婴和缺乏照料而导致死亡，妇女人口在以数百万计的消失。1990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消失的妇女数量高达1亿人，而现在这一数字只会更高。略感安慰的是，一些国家如韩国，已经在采取行动以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结果表明，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可以减少伤害。其它的国家如果想要停止这种大屠杀就应该向韩国学习其他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停止屠杀。
The dearth and death of little sisters
小姐妹们都上哪里去了？
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和印度北部的男孩比例之高完全违背自然规律。但很少有人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而且其严重性正在加剧。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这一代性别比例是108个男孩比100个女孩，本世纪初出生的一代性别比是124比100。在中国的一些省份，其比例史无前例的达到了130比100。虽然中国的情况最严重，但人口性别失衡的现象已经蔓延世界各地。东亚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和新加坡，西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前共产国家，甚至美国的部分族群（例如例如华裔和日裔美国人）都存在扭曲的性别比例。几乎每一个大陆都存在性别灭绝现象。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受过良好教育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是信奉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儒教或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受到性别失衡现象的困扰。
财富并不能扭转这种失衡。台湾和新加坡都是一种开放而富裕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出现最严重的性别失衡的地方恰好就是最富裕，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此之多的并未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依然存在性别失衡现象，因此中国的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只是造成性别失衡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消灭女婴是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古以来就有的对男孩的偏爱，现代人对小家庭生活的追求，以及超音波检查和其它能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一个家家基本上都有四至六个孩子的社会，一个家庭几乎肯定会有一个男孩;想要儿子不必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但现在一对夫妇只想要两个孩子，或比如在中国，仅允许生一个，他们为了要儿子会牺牲尚未出生的女儿。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开放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反而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第二个孩子的性别失衡更严重的原因：父母可以接受第一胎是个女儿，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第二胎（可能就是最后一胎）是个男孩。在一些地方第三个孩子的男女性别比超过了200：1。
How to stop half the sky crashing down
如何撑住这半边天？
女婴因此成了自古流传而来的偏见与现代人喜好小家庭的观念不当的结合后的牺牲品。只有一个国家已设法改变了这种格局。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性别失衡情况几乎与中国相同。而现在韩国的性别比例正渐归正常。这一局面并非有意而为之，而是得益于文化的改变。由于大力发展女性教育，制定了完善的男女权利平等法规和大量针对性别歧视诉讼的裁决判例使重男轻女的观念显得落伍和完全没有必要。现代化的力量先是加剧了偏见，然后战胜了偏见。
但是，韩国是在富裕后才取得这一局面的。中国与印度的平均收入分别是韩国的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如果他们要等到与现在的韩国同样富裕，那要经过许多代人。为了加快改变，他们需要采取行动，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是有益的。首先中国应取消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该国的领导人由于担心人口增长将不会取消这一政策，他们对西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也不屑一顾。但降低生育率不再需要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来实现了。东亚其他国家也曾面临同中国一样的人口压力，但现在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而这一政策加剧了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胡锦涛主席说，创造“和谐社会”是其政策的指导原则，而在这样一个深深扭曲了家庭生活的政策下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视女孩的价值。它们应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废除妨碍女儿继承财产的法律和习俗；杀一儆百，严惩那些造成了严重性别失衡的医院和诊所；让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从电视主播到交通警察都雇用女性。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行动起来，以防止性别灭绝使这根挚天之柱轰然倒塌。
译者：dqzxf
欲与译者本人对该文进行切磋，请到如下链接：http://www.ec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1620&extra=page%3D1
Competition policy
竞争政策
Prosecutor, judge and jury
检察官、法官、陪审团三职合一
Feb 18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Enforcement of competition law in Europe is unjust and must change
在欧洲，竞争法的实施有失公正、亟待修正
EUROPE’S trustbusters have plenty to boast about. Over several decades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competition directorate has evolved into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regulator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It has been rigoro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trust theory and an energetic enforcer of the law. While antitrust policy across the Atlantic has veered between the activism of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relative laissez-faire of the Bush years, it has shown consistency. More than any other body it has upheld the principles of the single market, often incurring the wrath of powerful member states. Yet despite its fine record, there are deep flaws in the way the directorate operates. The priority of the new competition commissioner, Joaquín Almunia, must be to address them.
欧洲的反托拉斯阵线大有夸耀之处。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欧盟委员会下设的竞争理事会凭借其对推动反托拉斯理念演变的一丝不苟以及强劲的执法力度，可以说已发展成为全球同类监管机构中最举足轻重的典范。尽管大西洋彼岸的反托拉斯政策已在克林顿政府的激进主义与布什政府相对的放任主义之间找到折中的道路，但理事会依然坚持其一贯性。没有另外一个机构比它更加维护单一市场原则，这经常招致欧盟几大强国的极度不满。尽管业绩良好，理事会在运作上仍然存在着严重问题。因此新任竞争事务专员杰奎英•阿尔穆尼亚的第一要务就是将其解决掉。
The problems are not new, but they have been given fresh salience by the fallou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s case against Intel (see article). Last May the commission fined the chipmaker a record 1.06 billion euro($1.5 billion) under Article 82 (now 102) of the European treaty, which forbids dominant firms from abusing their power. The specific complaint against Intel, brought by its smaller rival, AMD, was that it had bribed PC-makers to buy its own processors.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陌生，但是英特尔案件掀起的风波使其获得全新的关注。去年五月，欧盟委员会参照《欧洲联盟条约》第82条（现为第102条）对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处以10亿6千万欧元（15亿美元）的罚款纪录，其所涉条款正是为禁止垄断企业滥用实力而设。规模较小的行业竞争者闪龙公司针对英特尔公司进行了投诉，据称，后者贿赂个人电脑制造商购买其处理器。
The sheer size of the fine had an element of grandstanding about it. But a much bigger worry was that the commission’s trustbusters may have ignored evidence that could have weakened their case and made Intel’s conduct look less sinister. The EU’s ombudsman found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commission’s investigation, it had failed to keep a record of a meeting with a senior executive from Dell, one of Intel’s biggest customers. Critics, whose concerns have increased with the ferocity of the sanctions imposed, say that by acting simultaneously as investigator, prosecutor, jury and sentencing judge, the commission is denying defendant firms the basic right to be heard by an impartial tribunal. They are right.
这笔十足的罚款数额不免哗众取宠的成分。但更令人担心的是，欧盟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官员可能忽视了一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诉讼理由并减轻英特尔公司罪行的证据。欧盟的巡视官发现，在其调查过程中，委员会与戴尔公司一高管的谈话没有记录下来，而戴尔公司正是英特尔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批评家们的担忧随所施制裁的严酷程度与日俱增，他们表示，通过同时扮演调查者、检察官、陪审团以及审判法官的角色，委员会实则剥夺了被告公司诉诸于公正法庭的基本权利。他们说得在理。
The rules under which the competition directorate operates, which date back nearly half a century, are grossly inadequate for the hugely enhanced role it plays today. There are three main objections. The first is the conflicted role of the case teams. These are appointed when the competition directorate decides to investigate a complaint about abusive behaviour from a business rival, an accusation of collusion or a merger with potentially anti-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The case teams investigate, propose a verdict and argue for a particular penalty. From the outset, the process is polluted by a prosecutorial bias. The second objection is that the accused company is denied a fair hearing. Although it gets the chance to put forward its side of the argument, it does so only to the case team, not to a neutral judge or hearing officer. As things stand, the role of the hearing officer is purely procedural. The third objection is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on culpability is taken on a vote by 27 politically appointed commissioners, only one of whom may have attended the defendant’s hearing.
竞争理事会的运作所依托的规则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对于支撑理事会如今大幅度提升的作用只能是捉襟见肘。这其中主要存在着三项异议。其一在于专案组的冲突性角色。当竞争委员会决定调查对一商业竞争者不正当行为的投诉、对相互勾结行为的控告或者具有潜在的反竞争性后果的合并时，它会指派专案组进行调查、发表裁定意见并对某一特定处罚进行论证。于是从一开始，这一诉讼就带有检控偏见。其二在于被控公司得不到公平的听审机会。尽管被允许做出我方申辩，但被告面对的只有专案组，而并非中立的法官或者听证官员。久而久之，听证官一职变得纯粹地程序化。其三在于最终问责取决于27名由政界委任的专员，而其中仅有一人可能参与到被告的听审之中。
A fair hearing, please
请给予公正的申辩之机
In no other area of law would it be thought acceptable for the outcome of such important cases to be determined by a bunch of politicians. In America the antitrust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to make its arguments in open court, while even the quasi-judicial commissioners of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ppoint a judge to preside over hearings and publish findings. The process is long-winded and expensive but it is an intrinsically fairer way to establish the facts.
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司法领域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案件结果由一帮政客来操纵。在美国，司法部下设的反托拉斯部门必须在公开庭审中展开论述，就连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准司法专员也需要指派一名法官来主持听审并公布裁决。这一过程在时间与金钱上付出的代价更大，但它不失为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弄清事件的原委。
Even if Mr Almunia procrastinates, change is coming. Europe’s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will finally be ratified next year.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antitrust appeals to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based on the unfairness of a process that levies huge fines but falls far short of the standards expected of the criminal law) will succeed. Realistically, amending the treaty to remove the commission’s role as the enforcer of competition law is a non-starter. A more modest change would, however, improve things greatly and bring European practice closer to America’s without importing all its excesses. That is to give the hearing officer the power to make a factual and legal determination based on a proper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the 27 commissioners would then have to accept or reject this. The system would still be far from perfect, but it would be a good deal more just.
即使阿尔穆尼亚因循坐误，变革终将到来。明年，《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将正式生效。这样一来，向欧洲人权法庭提起反托拉斯上诉的制度（基于徵收巨额罚款并远不及刑法尺度的诉讼所体现出的不公平性）极有可能建立起来。现实地讲，通过修改条约来解除欧盟委员会作为竞争法执法者的权力是行不通的。恰恰是较为温和的变革才能较大程度地改善现状，将欧洲的执法实践与美国接轨并摒弃其一切过度行为。也就是说，要给予听证官足够的权力，以基于对证据恰当的审度就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做出裁定；之后，27名专员必须对此进行明确的表决。即使如此，这一司法体系仍将劣迹斑斑，但它无疑会变得更加公正。
译者：yveschrischou
欲与译者本人对该文进行切磋，请到如下链接：http://www.ec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