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金融准入构想

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该有个银行账户吗？

俗语有云，你一无所有来到这俗世。一项新的运动将会通过给世界上的每位新生儿一个存有100美元的网上银行账户来改变这一切。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被拒斥与主流金融服务之外，出生金融准入（FAB）（FinancialAccess@Birth）运动是要为此做点事情。 继续阅读“出生金融准入构想”

美联储的回归
央行失去了副总裁，重拾了名声

美联储在货币政策和监管工作上的失职已经饱受批评，并且他发现他的名声正急剧下跌。众议院已经通过了一项旨在审查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议案，同时提出另一项提案以削减其监管职责。参议院有几乎三分之一的议员对Ben Bernanke的的连任投了反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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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利用

偷点热量

能源：纸张、玻璃、金属和塑料的回收利用已很普遍。利用新技术也能回收热量

古时候船只在海上靠风帆航行，如果没有风水手们就会被困在海上。他们茫然四顾后只能哀叹：“水，到处都是水，却没有一滴能解渴”。令人称奇的是，面对周围的能量之海我们也有同样的感慨。就如同一个荒岛四面环水一样，丰富的能量以风、阳光、潮汐和热的形式就存在于我们身边。问题是，这些能源像海水一样难于开发利用。近些年来，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提取波浪和潮汐能的装置应用的愈来愈普遍。但开发利用周围空气中大量的可利用热量和机器产生的热量的技术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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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冒的蔓延
冒牌的便宜货开始流行
快速扩散的假货惹恼了企业和政府

Mar 4th 2010 | NEW YORK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模仿应该是一种最真诚的恭维，不过这可不是大部分的品牌厂商所乐见的。在三月一日，一家烟草巨擘摩理斯(Philip Morris)，对八家贩卖仿冒其品牌Marlboro香烟的美国零售商提起了告诉。仿冒品现在是随处可见，这要归因于网络的崛起，无远弗届的国际供应链，还有最近世界的不景气。在泰国曼谷街上，仿冒的保时捷(Porsche)和法拉利(Ferrari)呼啸而过。一家德国的银行在他们的金库里发现了一锭由钨制成的假造金块。而根据一个德国电视频道的调查报告，许多世界上的金融机构也都如出一辙的被蒙了。美国的太空总署NASA甚至购入了有问题的制造材料。

模仿應該是一種最真誠的恭維，不過這可不是大部分的品牌廠商所樂見的。在三月一日，一家菸草巨擘摩理斯(Philip Morris)，對八家販賣仿冒其品牌Marlboro香菸的美國零售商提起了告訴。仿冒品現在是隨處可見，這要歸因於網路的崛起，無遠弗屆的國際供應鏈，還有最近世界的不景氣。在泰國曼谷街上，仿冒的保時捷(Porsche)和法拉利(Ferrari)呼嘯而過。一家德國的銀行在他們的金庫裡發現了一錠由鎢製成的假造金塊。而根據一個德國電視頻道的調查報告，許多世界上的金融機構也都如出一轍的被蒙了。美國的太空總署NASA甚至購入了有問題的製造材料。
在美国海关主管知识产权事务的伦达索(Therese Randazzo)说，仿冒”在过去是奢侈品才有的问题”。她又说，现在人们开始尝试走私”会对经济造成广泛影响”的物品，例如药品和计算机零件。一项美国商务部的新研究指出，假货甚至渗透到美国陆军里去了。美军电子系统中的仿冒零件数量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增加超过一倍，因而可能损及他们高科技的武器。

在美國海關主管智慧財產權事務的倫達索(Therese Randazzo)說，仿冒”在過去是奢侈品才有的問題”。她又說，現在人們開始嘗試走私”會對經濟造成廣泛影響”的物品，例如藥品和電腦零件。一項美國商務部的新研究指出，假貨甚至滲透到美國陸軍裡去了。美軍電子系統中的仿冒零件數量在2005年到2008年之間增加超過一倍，因而可能損及他們高科技的武器。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估计，国际上仿冒品和盗版品在2007年的贸易总值约为两千五百亿美元。国际反仿冒联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这个说客集团，则认为真正的数字应接近六千亿美元，因为OECD的估计并不包括网络盗版和在同一个国家制造及贩卖的仿冒品。根据IACC的说法，仿冒品占世界贸易的5-7%。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估計，國際上仿冒品和盜版品在2007年的貿易總值約為兩千五百億美元。國際反仿冒聯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IACC)這個說客集團，則認為真正的數字應接近六千億美元，因為OECD的估計並不包括網路盜版和在同一個國家製造及販賣的仿冒品。根據IACC的說法，仿冒品占世界貿易的5-7%。
近几年仿冒品的成长是归因于几个因素。大部份世界上的制造转移到对知识产权低度保护的国家，因而提供了仿冒商科技和机会来制造便宜的假货。一般而言，网络，特别是像eBay这样的网购网站，使得仿冒品能更容易的流通。根据马克监视(MarkMonitor)这家在网络上帮助维护品牌的公司估计，经由网络销售的仿冒品今年将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亿美元。

近幾年仿冒品的成長是歸因於幾個因素。大部份世界上的製造轉移到對智慧財產權低度保護的國家，因而提供了仿冒商科技和機會來製造便宜的假貨。一般而言，網路，特別是像eBay這樣的網購網站，使得仿冒品能更容易的流通。根據馬克監視(MarkMonitor)這家在網路上幫助維護品牌的公司估計，經由網路銷售的仿冒品今年將達到一千三百五十億美元。
富有国家的经济衰退也可能助长了仿冒品。在一个称做正牌基金会(Authentics Foundation)的反仿冒集团工作的莫斯特(Frederick Mostert) 说，他注意到在这次衰退中便宜假货数量上的激增，因为消费者在金钱短缺的情况下用次级品把真货取代了。企业界降低成本的措施，也可能导致仿冒的零件出现在他们供应炼里的风险。2008年时，在美国边境被查扣的假货，价值比前一年增加了接近40%。虽然去年查扣的价值下跌了4%，不过比起全部进口总值减少的25%却要好得多了(见图)。在2008年，欧洲海关查扣了比前一年多两倍的仿冒品。

富有國家的經濟衰退也可能助長了仿冒品。在一個稱做正牌基金會(Authentics Foundation)的反仿冒集團工作的莫斯特(Frederick Mostert) 說，他注意到在這次衰退中便宜假貨數量上的激增，因為消費者在金錢短缺的情況下用次級品把真貨取代了。企業界降低成本的措施，也可能導致仿冒的零件出現在他們供應鍊裡的風險。2008年時，在美國邊境被查扣的假貨，價值比前一年增加了接近40%。雖然去年查扣的價值下跌了4%，不過比起全部進口總值減少的25%卻要好得多了(見圖)。在2008年，歐洲海關查扣了比前一年多兩倍的仿冒品。
企业界在不景气中更加强烈的感受到因仿冒品而失去的营收，也因而更加努力的想将仿冒商揪出来。奢侈品公司LV在去年所做的抱怨，导致了将近9,500件假货的查扣，比2008年要多31%。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Marks & Clerk Solicitors)的合伙人葛伯特(Kirsten Gilbert)说，企业对仿冒品的制造商和配销商所提起的告诉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

企業界在不景氣中更加強烈的感受到因仿冒品而失去的營收，也因而更加努力的想將仿冒商揪出來。奢侈品公司LV在去年所做的抱怨，導致了將近9,500件假貨的查扣，比2008年要多31%。一家英國法律事務所(Marks & Clerk Solicitors)的合夥人葛伯特(Kirsten Gilbert)說，企業對仿冒品的製造商和配銷商所提起的告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數量。
用来反制盗版的科技也日新月异。全息标签(Holograms)是一种可以用来区别真伪的便宜科技，不过仿冒者复制这种标签的技术也越来越好。因此，特殊墨水、水印、以及其他”隐蔽”(肉眼无法看见)的科技也正变得更受欢迎。许多的”品牌保护”公司也已经开始贩卖无线识别科技(RFID)来帮助企业追踪他们的产品。公司可以在包装的纸箱和板条箱上贴上这种芯片，其发射的讯号可以用来辨识真伪。

用來反制盜版的科技也日新月異。全息標籤(Holograms)是一種可以用來區別真偽的便宜科技，不過仿冒者複製這種標籤的技術也越來越好。因此，特殊墨水、浮水印、以及其他”隱蔽”(肉眼無法看見)的科技也正變得更受歡迎。許多的”品牌保護”公司也已經開始販賣無線識別科技(RFID)來幫助企業追蹤他們的產品。公司可以在包裝的紙箱和板條箱上貼上這種晶片，其發射的訊號可以用來辨識真偽。
辨识真品最牢靠的方法是将有特殊遗传基因的物质放进包装或产品当中。公司或官员可以真正的用遗传基因来确认一项物品的真伪。虽然这技术比其他反仿冒的方法要贵，但是那些生产非常高价位物品的公司，例如最知名的酒庄，却把这技术当宝。遗传基因应用科学公司(DNA Applied Sciences)的老板黑华德(James Hayward)坚持的说，虽然经济不景气，新的客户却”快把我们的门给敲烂了”。

辨識真品最牢靠的方法是將有特殊遺傳基因的物質放進包裝或產品當中。公司或官員可以真正的用遺傳基因來確認一項物品的真偽。雖然這技術比其他反仿冒的方法要貴，但是那些生產非常高價位物品的公司，例如最知名的酒莊，卻把這技術當寶。遺傳基因應用科學公司(DNA Applied Sciences)的老闆黑華德(James Hayward)堅持的說，雖然經濟不景氣，新的客戶卻”快把我們的門給敲爛了”。
网络品牌保护公司，也就是替客户在网上查缉仿冒的公司，也同样的欣欣向荣。欧普谢保全(OpSec Security)是一家既提供实体也提供网络品牌保护的公司。虽然过去两年他们在实体货运上的营收因为货运量渐少而降低，但是网络监视生意上的营收却有着20%的年成长。由于需求非常高，马可监视(MarkMonitor)在去年将其网络品牌保护的服务费提高了18%。美国最大型的公司平均每一年花费两百万到四百万美元在打击仿冒上，而这个金额是随着网络一起成长。

網路品牌保護公司，也就是替客戶在網上查緝仿冒的公司，也同樣的欣欣向榮。歐普謝保全(OpSec Security)是一家既提供實體也提供網路品牌保護的公司。雖然過去兩年他們在實體貨運上的營收因為貨運量漸少而降低，但是網路監視生意上的營收卻有著20%的年成長。由於需求非常高，馬可監視(MarkMonitor)在去年將其網路品牌保護的服務費提高了18%。美國最大型的公司平均每一年花費兩百萬到四百萬美元在打擊仿冒上，而這個金額是隨著網路一起成長。
各国政府也同样的在扩大打击仿冒。仿冒不只伤害合法的商家，也造成政府税收的减少。据一家顾问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研究，G20的国家每年因仿冒和盗版损失的税金和多付的失业救济金约在六百二十亿欧元之谱。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估计，美国政府每花一块钱在打击仿冒上，就可以多收五块钱的税金。最近几年，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先后制定了法律，对购买仿冒品的消费者处以重罚甚至监禁。

各國政府也同樣的在擴大打擊仿冒。仿冒不只傷害合法的商家，也造成政府稅收的減少。據一家顧問公司Frontier Economics的研究，G20的國家每年因仿冒和盜版損失的稅金和多付的失業救濟金約在六百二十億歐元之譜。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估計，美國政府每花一塊錢在打擊仿冒上，就可以多收五塊錢的稅金。最近幾年，法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先後制定了法律，對購買仿冒品的消費者處以重罰甚至監禁。
美国在去年秋天指派了他们第一位的”知识产权总督”，也正在发展一套新的执法策略。欧盟成立了一个反仿冒的”观察小组”来收集资料和宣传侦测假货的技巧。为了加强国际上对仿冒和盗版的控管，欧盟、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也正在讨论一个名为反仿冒贸易协议(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的国际条约。这条约预计在今年会签订。

美國在去年秋天指派了他們第一位的”智慧財產權總督”，也正在發展一套新的執法策略。歐盟成立了一個反仿冒的”觀察小組”來收集資料和宣傳偵測假貨的技巧。為了加強國際上對仿冒和盜版的控管，歐盟、美國、日本、和其他國家也正在討論一個名為反仿冒貿易協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ACTA))的國際條約。這條約預計在今年會簽訂。
不过在被认为制造世界上80%假货的中国，官员们却很不情愿打击一个正在茁壮的国内产业。一般预期中国不会签署ACTA，也因而该条约还没生效就开始失去效力了。也许中国可以制造出一个能以假乱真的条约来做替代吧。

不過在被認為製造世界上80%假貨的中國，官員們卻很不情願打擊一個正在茁壯的國內產業。一般預期中國不會簽署ACTA，也因而該條約還沒生效就開始失去效力了。也許中國可以製造出一個能以假亂真的條約來做替代吧。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zenpot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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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交易法规

紧缚替罪羊

美国的金融监管者批准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卖空限制措施

Feb 25th 2010 | NEW YORK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毫无顾忌的乐观主义或许一直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悲观主义者”也不能作为“英雄”而赢得人们的喝彩。当股市在2008年跳水时，卖空交易者——他们借入股票并将其卖出，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以低价平仓，从而在股票价格缩水中获益——扮演着反面角色。此后，政客们一直想要狠狠地打压一下卖空交易者。持续一年的争辩过后，就在昨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作出回应，批准了限制卖空交易的新规则。

当某只股票的价格在一个交易日中缩水10%或者更多时，金融监管者就将会启动限制措施。那时，只有在股票交易价高于市场中的最优标价时，做空交易才被允许。这一条款可能会影响到许多股票——在普通的交易日，是股票数目的4%，而在股价出现大幅度震荡时，数目会更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如此计算到。
这项新措施无法同“报升规则”相提并论，而有些人过去一直要求彻底重启“报升规则”。“报升规则”——在2007年被撤销（恰好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覆盖整个股票市场，不仅囊括那些面临着巨大压力的股票，而且只有当某股票的成交价高于紧接着之前的一个交易价时，卖空交易才能通过。
尽管是作为一种折衷方案，但是新规则在委员会内部还是争议不断。委员会的5个成员中，有两位委员投了反对票。其中一位持异议者，Kathleen Casey，抱怨道，该行动更多地为公共关系所指引，而实证分析对其牵引得较少，并且“我们应该抵制（那些）只不过为向外界宣布我们一直在行动而去行动的冲动”。有些人认为这涉及到委员会面临的巨大政治压力，在这一压力下，委员会拿卖空交易者开刀，而其他人将其作为对委员会新任主席Mary Schapiro的讽刺。在其任职的过去一年中，Schapiro女士尝试着匆匆通过一连串崭新举措来反击关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缺乏办事魄力”的非议。
人们有理由认为，新规则将不会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在2008年岁末之时，对卖空交易进行临时性禁止，就算有效果，也是微乎其微。更令人担心的是，限制卖空交易可能会损害市场的公正和效率——这两个市场特点正是Schapiro女士宣称（自己）想要去促进的。卖空交易者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在指认某些匿有财务造假的公司（例如安然或雷曼）事件中，他们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为空头交易（举个例子，通过购买并不存在的股票）是另一码事，但是SEC已经宣布那类交易违法。
但是，难合人意的折衷方案在当下的金融改革中屡屡出现，成为一股风气。更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那些）巨无霸般的方案，要想得到参议院的通过，那可得费不小的周折。已经看到了被寄予厚望的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遭到八方非议，据传闻，现在的白宫正面临着此番形势：美国政府提议的“禁止（主要是银行——译者注）从事自营交易”的规定（“沃尔克法规”）也将会打去不少折扣。卖空交易者并非是现在唯一的受压方。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inter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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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怎么了？

美国政治看似停滞不前了，要怪就怪奥巴马，别怪这个体制。

Feb 18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本周，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埃文•贝赫（EVAN BAYH）（差一点就成了奥巴马政府副总统）宣布将从参议院退休。同时他责怪国会无能，没能处理好事务。犬儒派认为埃文•贝赫也担心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败下阵来（尽管民调显示他处于领先地位）。然而最近越多人相信美国民主已经破碎，无法再修补美国问题并且败成了毫无用处的党派斗争工具。
当然这个体制看起来不正常。尽管白宫里坐着位民主党的总统，并且民主党人也控制着参众两院（参众两院也由民主党人把持着），奥巴马还是没能施行医疗改革，而这是民主党为之追寻了几十年的目标。总量控制与交易议案旨在降低碳排放，也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在参议院则被晾在一边。现在一个旨在鼓励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议案也陷在了参议院。这也不是仅仅执政党未能按既定方针执行的问题。华府看似无力解决美国深层次问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气候变化，医疗等问题上的意见可能不同，但是他们都认为美国不可以忽视国家赤字，现在赤字已占GDP的10%况且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又即将退休（步入老年）。此外，尝试建立两党联立的赤字裁剪委员会的计划最近又泡了汤。
批评家们说，当区区41个参议员（总数100）誓死的阻挠议案通过；，当在参议院中怀俄明州（人口50万）和加州（人口3700万）所拥有的权力相等，这样代表全国不到11%人口的议员同样能阻挠议案通过；当，这要多谢了为政党而重新划分选区，大部分国会席位不会因为选举而改变；当可恶的博客主和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驳倒了任何关于妥协的暗示；当大笔的游说金毁了一切的话，那么这就肯定会发生了。而这些不正常的意义远远不止于美国国内。几年前，还只有中国的官员敢说中国的专制系统是一级棒的，而如今却不乏后起之国中的领导者，甚至是杰出的美国商界人士，现在都私下赞扬这种能顷刻间做出决定的体制了。
阿比（林肯昵称），没事啊

我们可不同意。美国是有自己的缺点，但是部分都是可以轻易的弥补的。但是现在这混乱的局面让我们忘记了美国政治结构的真正目的，而帮当前的政客们（尤其是奥巴马）洗刷骂名。

从开始，批评家们就夸大了。要说国会不会通过任何议案是不对的。看下眼前的金融危机，尽管是在布什执政最后时刻通过的，资产救援计划（成立了一个基金挽救了美国的银行）还是通过了。经济刺激计划，2年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资金在奥巴马就职后一个月就获得通过。民主党人还通过了许多不太重要的议案，包括对绿色科技的投资以及让女性因受到性歧视而更方便起诉的议案。
一份更有力的批评说美国政府善于处理急性病症（例如避免大萧条）但是对于慢性病（例如义务性开支（注1）的重担）就不行了。然而就是这一评论也可能言过其实了。布什没能进行养老金改革，但是在他努力下却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注2），这对一代人来说是对学校做的最大的改变。克林顿在福利方面进行了改革（注3）。换句话说，这个系统尽管并不是永远有效，现在还是有效的(但是这很平常：中国建发电厂的速度很快，可是医疗改革才刚刚完成)。最令人担心的预算问题，也许实施起来要冒点风险，但是美国人曾为应付巨付巨额赤字也这么做过。
美国的政治体系决定了在联邦政府这一层立法是件难事。这个国家的奠基人相信，象美国一样大的国家最好的分封而治，而不应采用中央集权制。事实是，有几个州在医疗改革上走在了前列。因为觉得像阻挠议案通过和辩论后投票相当好笑，参议院被专程设计成“冷却”室，在这里除非受到广泛的支持，议案有可能在此终结。
而广泛的支持正是医疗卫生议案和总量控制与交易议案明显欠缺的。如果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通过的议案，明天民主党人可能会有一份医疗议案。奥巴马则会利用行政命令通过许多绿色规定。奥巴马在打败共和党人和独立参选人士赢得自己钟爱的事业之后却把工作干的一塌糊涂，这和美国难以管制是两回事。如果奥巴马不是把医疗改革的计划交给了党内左翼，耳熟实现承诺成为两党联合的主席，并且迎合保守人士做出一些类似对侵权系统的改革，他的医疗改革也许早已获得通过；如果同意了核能计划，也许就有机会通过一个关于气候的议案。当克林顿学会利用两党合作的优势后，这个国家就治理的更好了。
重新划分要求再次划分选区者

所以一些基本系统还是有效的，但这也不是忽视某些需要改革的部分的借口。在众议院引起狂怒的是重新分配选区。贴着“安全”标签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席位意味着真正的战争将在两党活跃分子之间进行，他们都是为了各自政党提名而为。这样做只会让候选人走向极端，而降低了两党合作的机会。而已在某些州成立了的独立委员会则会受到更多的攻击。在参议院，阻挠议案通过的事情太常发生，部分原因在于阻挠起来很容易。而要想让议案获得通过，参议员有责任找到究竟在谁那儿卡壳了，因为什么原因而没有使议案通过，而不是依靠一个简单的程序性的投票。
这些缺点，还有其他的一些都应当改正。但是就算没有得到更正，他们也不至于导致现在人们所声称的破败的体系。美国的民主经历了高潮和低谷，经历了试图对其做出巨大改革的企图，比如加州的立法提案狂潮，说的好听点，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个丰富的历史。为了不因为共和党人在国会的所为而后悔，奥巴马应当更强硬点，用用手中的总统权力了。

注1：美国人认为，这三项支出是天赋权利，即sth. Entitled, 故称entitlements program。

注2：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是布什总统2002年初签署实施的法案，这个以形象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命名的法案，不是简单意义的“一个都不能少”。它强调教育公平――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不掉队；它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使义务教育在新世纪上一个台阶。《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从名称到主旨到实施，应该给我国教育以启示。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作为1965年以来美国最重要的中小学改革法，内容包括：（1）建立中小学教育责任制；（2）给地方和学校更大的自主权；（3）给孩子父母更多的选择；（4）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阅读；（5）提高教师质量；（6）检查各州学生的学习成绩；（7）提高移民儿童的英语水平。

注3：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夹缝中求改革，试图缓和美国医疗利益集团的垄断、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和医疗手段现代化导致的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推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然而未能如愿；不过在改革家庭福利保障上好不容易通过了限制领取联邦福利金的福利改革议案。它结束了自1935年以来联邦政府对穷人的没有限制的福利补助，规定多数贫困家庭享受福利救济补助的时间不得超过5年；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在接受福利补助的两年内必需参加工作；对穷人的食品券补助作了明确限制，规定有工作能力而又不抚养孩子的人在三年之内只能领到的食品券补助；对新移民在头五年内不能领取食品券，也不能领取残疾补助。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hellorain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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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r on baby girls
对女婴发动的战争

Gendercide
性别灭绝

至少1亿个女孩由于杀婴、选择性堕胎及缺乏照料等已经消失，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上升

假设你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贫困国家，是期待着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夫妻中的一员。假设你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分子，你的收入在增加，而你不希望要太多的孩子，但传统的观念对你还有着无时不刻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影响则体现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上。也许一些家庭仍然需要重体力劳动来维持生计。也许只有儿子可以继承土地。也许女儿注定要嫁入另一个家庭，而你希望年老时有人在身边照料。也许嫁女儿需要陪送嫁妆。

现在，假设你做了一个超声波扫描，费用是12美元，但你承担的起这笔花费。扫描表示，怀的是一个女孩。你自己希望有一个男孩，而你家里的其他人更是极力坚持要个男孩。尽管村庄里有的人家杀死女婴，而你或许从未想过这么做。但堕胎似乎有所不同。你会怎么做呢？

对于数以百万计的夫妇而言，其答案是：将女婴流产，再去怀一个儿子。在中国和印度北部，每出生100个女孩，则出生120多个男孩。自然法则决定了出生的男性比女性略多一点，以修正男孩更容易感染婴儿疾病的偏差。但自然的修正不会有如此之大。

对于反对堕胎者而言，这是一场大屠杀。这家报纸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它认为堕胎的应该本着“安全、合法和少量”的原则进行（引用比尔克林顿的原话），要视情况而定。但这种个体行为的社会累积后果是灾难性的。中国人称未婚的男性青年为“光棍”，光是中国攒下的“光棍”数量就相当于美国全部年轻男性的人口数量。在任何一个国家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必然带来麻烦。在亚洲国家，婚姻和子女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必要条件，单身男性几乎像不法分子。男女比例失衡的这一代现在已经进入成人行列，犯罪率、贩卖新娘和性暴力，甚至女性自杀率都在上升并不断加剧。

把人为导致女性减少的行为称之为性别灭绝一点也不夸张。由于坠胎、杀婴和缺乏照料而导致死亡，妇女人口在以数百万计的消失。1990年，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认为消失的妇女数量高达1亿人，而现在这一数字只会更高。略感安慰的是，一些国家如韩国，已经在采取行动以避免极端情况的出现，结果表明，这些国家采取的行动可以减少伤害。其它的国家如果想要停止这种大屠杀就应该向韩国学习其他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停止屠杀。

The dearth and death of little sisters
小姐妹们都上哪里去了？

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和印度北部的男孩比例之高完全违背自然规律。但很少有人知道问题有多么严重，而且其严重性正在加剧。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的这一代性别比例是108个男孩比100个女孩，本世纪初出生的一代性别比是124比100。在中国的一些省份，其比例史无前例的达到了130比100。虽然中国的情况最严重，但人口性别失衡的现象已经蔓延世界各地。东亚其他国家，包括台湾和新加坡，西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前共产国家，甚至美国的部分族群（例如例如华裔和日裔美国人）都存在扭曲的性别比例。几乎每一个大陆都存在性别灭绝现象。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是受过良好教育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是信奉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儒教或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受到性别失衡现象的困扰。

财富并不能扭转这种失衡。台湾和新加坡都是一种开放而富裕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出现最严重的性别失衡的地方恰好就是最富裕，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如此之多的并未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国家依然存在性别失衡现象，因此中国的只生一个孩子政策只是造成性别失衡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消灭女婴是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古以来就有的对男孩的偏爱，现代人对小家庭生活的追求，以及超音波检查和其它能够确定胎儿性别的技术。在一个家家基本上都有四至六个孩子的社会，一个家庭几乎肯定会有一个男孩;想要儿子不必以牺牲女儿为代价。但现在一对夫妇只想要两个孩子，或比如在中国，仅允许生一个，他们为了要儿子会牺牲尚未出生的女儿。这就是中国和印度开放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反而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第二个孩子的性别失衡更严重的原因：父母可以接受第一胎是个女儿，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第二胎（可能就是最后一胎）是个男孩。在一些地方第三个孩子的男女性别比超过了200：1。

How to stop half the sky crashing down
如何撑住这半边天？

女婴因此成了自古流传而来的偏见与现代人喜好小家庭的观念不当的结合后的牺牲品。只有一个国家已设法改变了这种格局。在上世纪90年代韩国的性别失衡情况几乎与中国相同。而现在韩国的性别比例正渐归正常。这一局面并非有意而为之，而是得益于文化的改变。由于大力发展女性教育，制定了完善的男女权利平等法规和大量针对性别歧视诉讼的裁决判例使重男轻女的观念显得落伍和完全没有必要。现代化的力量先是加剧了偏见，然后战胜了偏见。

但是，韩国是在富裕后才取得这一局面的。中国与印度的平均收入分别是韩国的四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如果他们要等到与现在的韩国同样富裕，那要经过许多代人。为了加快改变，他们需要采取行动，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是有益的。首先中国应取消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该国的领导人由于担心人口增长将不会取消这一政策，他们对西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关注也不屑一顾。但降低生育率不再需要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来实现了。东亚其他国家也曾面临同中国一样的人口压力，但现在压力已经大大减轻。而这一政策加剧了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现象，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胡锦涛主席说，创造“和谐社会”是其政策的指导原则，而在这样一个深深扭曲了家庭生活的政策下不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所有的国家都需要重视女孩的价值。它们应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废除妨碍女儿继承财产的法律和习俗；杀一儆百，严惩那些造成了严重性别失衡的医院和诊所；让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从电视主播到交通警察都雇用女性。毛泽东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全世界都需要更多地行动起来，以防止性别灭绝使这根挚天之柱轰然倒塌。

译者：dqzx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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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ituary
讣告

Michael Foot
迈克尔•富特

Michael Foot, politician and man of letters, died on March 3rd, aged 96

     政治家、作家迈克尔•富特于本月3日仙逝，享年96岁

Mar 4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HE DIED a much-loved Englishman, renowed for his untidy shock of white hair, his shambling wanderings on Hampstead Heath with his dog Dizzy, his devo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modesty that allowed him, when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to stand in his anorak waiting at the bus stop. Deep into old age, half-blind, he never failed to keep up with the latest works on his great loves, Shelley and Byron, and to hold forth over breakfast—several eggs running all over his plate—about the latest troubles of his beloved party, and its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他，名叫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一位备受爱戴的英吉利人——带着他引人注目的一头蓬乱的白发、带着他在普斯泰德西斯公园牵着小狗迪齐蹒跚闲行的身影、带着他对文学的挚爱、还带着他任工党党魁时，身着风帽夹克在站台候车所赢得的谦逊美名——离开了人间。进入高龄后，他几近失明，雪莱和拜伦的作品，乃其至爱，一俟新评问世，他必关注；而且，在早餐（那早餐是几枚在餐盘中来回滚动的鸡蛋）时侃侃而谈，谈论他所爱戴的工党的困境和未来。

He was not always so popular. As a left-wing journalist working for the right-wing proprietor Max Beaverbrook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the vituperative scorn of his prose injured those who did not realise that it masked a complete lack of personal malice. But age and familiarity smoothed the sharp edges. “Sweet man, Michael,” remarked Anthony Crosland, a revisionist socialist who, in the 1970s, had spent most of his time fighting him.

     迈克尔•富特并不总是备受爱戴。在二战前、中、后的一段时间，他作为一名左翼记者在右翼领袖东马克斯•弗布鲁克旗下工作，他那充满责骂鄙视的文章伤害了一些人的自尊——这些人实际上没有意识到他的文章完全不带有对个人的蓄意伤害。但时间和世故人情消融了他的锐气。“好人，迈克尔”，安东尼•克罗斯兰如是说——20世纪70年代，修正社会主义者安东尼•克罗斯兰在与迈克尔•富特的论战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

The leadership of the Labour Party was not a job which—for most of his life—he sought. When Jim Callaghan stood down as leader in 1980, the two men most likely to succeed him were Denis Healey on the right and Peter Shore on the left. But Mr Foot, by then 67, had developed a certain fond vanity which was worked on by a Machiavellian trade-union leader, Clive Jenkins, to persuade him to stand. The result was the worst disaster that could have befallen Mr Foot. He won.   

     出任工党党魁不是富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寻求的事业。1981年，吉姆•卡拉汉作为[工党]党魁下台时，最有可能接替他的两个人是[党内]右翼派系的丹尼斯•希利和左翼派系的彼得•肖尔。 那时的富特已经67岁，心里开始滋生出几分骄傲自满，一位狡猾的工会领袖正是利用这一点，劝说他挺身参选，而最终的结果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赢了。

The Labour Party then was a veritable Bermuda triangle, containing both ardent followers of the left-wing policies advocated by Tony Benn, and a right-wing group, led by Roy Jenkins, which was threatening to start a new centre party. Mr Foot’s appeal was that, being of the left but not of the far left, he could hold this combustible mixture together.

     是时，工党[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慕大三角架构，其中既有托尼•本主张的左翼政策的追随者，也有罗伊•詹金斯领导的右翼团体，后者威胁要创建一个新政党。富特的左，但又左得不太远的主张，可以将这两种易燃物揉合在一起。

To a degree, he did. The breakaway was contained. Mr Foot accepted most of the policies of the left, including unilateral nuclear disarmament which he had always agreed with, and many others that he hadn’t. This was just enough to preserve his party broadly intact. Unfortunately, it also made it unelectable. In the 1983 general election, fought on a manifesto described by one shadow minister as “the longest suicide note in history”, the party started badly and finished worse.

     在一定程度上，富特做到了这一点。党内分裂得到控制。富特接受了左派的大部分政策，包括他一直主张的单方面核裁军以及他过去不曾赞同的其他一些政策。他的这些举措仅可大体上保持党内团结。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确保他成功连任。1983年大选期间，由于富特发表了被一位影子大臣形容为“历史上篇幅最长的遗书”的竞选政纲，致使工党开局不顺，结果更糟。

Even before the election, Mr Foot was not an effective leader. He dithered terribly. At one point, he insisted in the Commons that Peter Tatchell, a left-winger, would never be a Labour candidate while he was leader. A little later, he decided that he could be. Most voters could not conceive of him as a plausible prime minister. He seemed to come from another age, perhaps the 19th century, a West Country radical in his family’s best tradition. He could not get the hang of television, and horrified the country by appearing at the Cenotaph one Remembrance Day in a short, scruffy coat. By the time he stepped down gratefully after his defeat, he seemed a tragi-comic figure.

     即使在选举前，富特先生也算不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领导人。他相当地优柔寡断。有一次，当时他还是工党领导人时，他在下院坚持说左翼成员彼得•塔契尔永远不能成为工党的候选人。过了一会儿，他又断定他会是[候选人]。多数选民无法想象他真的成为首相。他似乎来自另一个时代——或许就是来自19世纪吧，他是一位那个世纪英国西南部的、带着所在团队优良传统的激进分子。他不懂如何在电视机上秀形象，而令举国震惊的是，他于荣军纪念日在和平纪念碑出席纪念活动时，身着短裤、衣冠不整。他在竞选落败后，却带着感激引退的行为，令人感觉他是一位悲喜剧式的人物。

Flying with Hazlitt

与黑兹利特[注1]齐飞

His political judgment was dodgy from the beginning. In 1974-75, when he first went into government as employment secretary, he was responsible for relations with the trade unions. In the words of one cabinet member of the time, “The relationship was one of give-and-take. The government gave and they took.” Industrial subsidies, housing subsidies, even food subsidies flowed out in an effort to buy low pay settlements. All were enthusiastically supported by Mr Foot. None made a jot of difference to escalating wage agreements.

     富特的政治辨别力自始就不怎么样。 1974至75年期间，他第一次进入政府内阁，出任劳工部大臣，在处理与工会的关系上，他是应受指责的。用当时一位政府内阁成员的话说：“这种相互妥协的关系变成一边倒。政府给，他们取”。工业补贴、住房补贴、甚至食物补贴大量花掉，以求与工会达成低工资协议。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富特先生满腔热忱的支持。但在免于形成高工资协议上毫无效果。

Mr Foot was slow to realise this. But once he had, he entered perhaps the most effective period of his political life. In an extraordinary speech to his party’s conference in 1976, he quoted Joseph Conrad: “Always facing it, Captain MacWhir. That’s the way to get through. Always facing it—that’s the way we’ve got to solve this problem.” By 1978 the economy was back on an even keel and Labour was neck-and-neck in the polls.

     富特意识到这一点是缓慢的。但是，一旦他意识到了，就进入了也许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卓有成效的时期。在1976年工党年会上的一次特别演讲中，他引用约瑟夫•康拉德的话：“麦克惠尔船长，总得面对现实，这才是到达目的地的办法。总得面对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解决此麻烦的办法”。到1978年时，经济又回复平稳，且工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也与经济的转好同步上升。

But Mr Foot, by then the lead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convinced himself that his party would lose an election that October. More important, he convinced the prime minister. The election was postponed to the spring of 1979.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with widespread strikes, intervened.This was the first of two elections which Mr Foot delivered to Margaret Thatcher on a plate.

     不过，时任下议院领袖的富特自我确认，他所在的工党将会在10月的大选中落马。尤其是，他也使首相[即当时由工党出任的首相詹姆斯•卡拉汉—译者注]认识到这一点。因伴之以大罢工的“不满的冬天”事件的影响，10月份的选举被推迟到1979年的春天。这次选举是富特两次轻易将胜选权让渡给撒切尔夫人中的第一次。

He could seem unworldly. As a minister, he once boarded a plane to a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Europe without a penny in foreign currency, carrying only a leather-bound volume of Hazlitt. Yet in one sense, he was entirely worldly. He had an instinctive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He wrote beautifully and, after overcoming a stammer, was a wonderful orator: humorous, self-deprecating, empathetic. He could be a hater—anyone who failed to perceive the genius of his hero Aneurin Bevan, whose biography he wrote, had best look out—but he was incapable of sustained malevolence.

     富特似乎天生不谙世故。作为一位大臣，他曾经在没有一分外币的情况下，仅携带一本黑兹利特的皮面装订书籍，就登上一架飞机，去欧洲出席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又老于世故。他对民众悲喜如天才般洞若观火。他文笔优美，而且在克服口吃后成了优秀的演说家，他幽默诙谐、自嘲自谦、善解人意。他本当是一个怀有恨意的人——任何不能感知贝文•安奈林（富特所写传记中的主人公）的才能的人，最易得此判断——但让他持久对某人怀有恨意，他又做不到。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of his life, Mr Foot contemplated writing a serious work of socialist philosophy. Instead, he embarked on a biography of an eccentric literary genius, H.G. Wells. In the end, that seemed to suit him better.

     在富特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打算写一部关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严肃著作。相反，他却写起了一部关于一位超乎寻常的文学天才HG威尔斯的传记来。也许，后者于他更适合。

注1：Hazlitt——黑兹利特 (1778-1830)，英国小品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译者：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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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low life
平凡的纽约人

Bottoms up
杯酒人生

Feb 25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Reporting At Wit’s End: Tales from The New Yorker.
By St. Clair McKelway. Bloomsbury; 619 pages; $18 and £10.99.
《谈笑看纽约: 纽约客杂志的人物故事》
作者：圣克莱尔.马克威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619页；18美元/10.99英镑。

WHEN she learned that the bank was about to foreclose on her mortgage, Katherina Schnible, a slightly lame 72-year-old, remained in her third floor apartment in a little frame house in Brooklyn, refusing to open the door to anybody but her son. Then came the day when she heard a heavy footfall on the first landing, heard somebody running frantically up the first flight of stairs, heard a man’s voice shouting something. The footsteps came closer and then, right outside her door, the voice yelled “Fire!” Mrs Schnible opened her door and hobbled into the hall. “Hello, Mrs Schnible,” said the man standing there. “Here’s a summons for you.”

当她得知自己抵押贷款的住房将被银行没收后，凯瑟琳.史妮波（一位72岁、步伐略有些蹒跚的老人）待在她位于布鲁克林一栋构架房第三层的公寓里，无论谁来都拒不开门开，除了她儿子。直到有一天，她听到楼梯口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听到有人慌慌张张跑上第一层的楼梯，还听到有人在叫喊着些什么。脚步声越来越近，接着，就在她的门口，传来一声“起火啦!”史妮波女士打开房门，踉踉跄跄的跑到大厅。“您好，史妮波女士，”一位站在那儿的男士说道。“这是您的传票。”

The man on the stairs was Harry Grossman, the “champion process-server of all time”, and the story is among countless told to readers of the New Yorker by St. Clair McKelway, a wry observer of the city’s low life, from the 1930s into the 1960s. A reporter of the old school, McKelway was never portentous and rarely judgmental. As Adam Gopnik, a current writer for the New Yorker, shrewdly notes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is collection of essays, he was not at all interested in trends; in the idea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ere acting this way. Instead the classic McKelway piece says: “Very, very few people act this way, which is what makes the ones who do so interesting.”

站在楼梯间的人，是哈利.格雷斯曼——有史以来最出众的传票递送员。而以上的这个故事，是由圣克莱尔.马克威为《纽约客》杂志读者讲述的众多故事中的一则。圣克莱尔.马克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直以犀利眼光关注着城市底层的民众。作为一名保守型记者，马克威从不装腔作势，也极少评头论足。正如亚当.哥普尼克（现为《纽约客》撰稿人）为该故事集撰写的序言中的精炼总结——他（马克威）不是那种对潮流感兴趣的人（言下之意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追求入流的东西）。然而，马克威的一个经典之作中有这么一句：“绝大、绝大多数的人是不赶潮流的，这就使那些喜欢追求时髦的人让人很感兴趣。”

In these essays they include the good as well as the bad. A beat cop interprets the force’s shop talk for McKelway: his shift is a tour, his uniform a bag, his winter overcoat a benny, an influential friend a rabbi and his wife, even to her face, the cook. Firebugs substitute old nags for thoroughbred horses before they set stables alight and then claim for valuable horseflesh from the insurers. A counterfeiter of banknotes cannot spell and renders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as “Wahsington”. Yet for 20 years he gets away with passing off his funny money because he never succumbs to greed. He spends only a few dollars at a time an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这些人物故事里，既有倒霉事儿，也有走运的事儿。”一名社区巡警如是为马克威转述警察们私下有关工作的趣谈：值班等于溜圈。制服让你裹成蚕茧，冬衣让你夹成汉堡包。一个影响你的朋友是“夫子”，而老婆则是厨子（即使当着老婆面，他们也这么叫）。纵火犯在放火烧马棚之前，会将棚里的良驹偷换成老马，之后便以损失良马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要赔偿。有个造假钞的，不识字，把美国国父的名字印成“花生顿”。不过那搞笑的钞票流通了二十年，他都从来没有被抓过。因为他从来不被贪婪所诱惑——他每次消费都只用几块钱，而且得手就走，绝不恋战。

All these stories are lucid. McKelway was often not. His fondness for booze helped ruin his five marriages and even worried his colleagues on the New Yorker, which is saying something. On joining the magazine, Brendan Gill, a contemporary, noticed that everybody there seemed to be feeling sick. “Later, I learned that many of them were sick with hangovers of varying degrees of acuteness.”

这些故事内容都很直白。但是马克威的脑子可不总是那么清白。他酗酒成性，已经让他五段婚姻都以失败告终，甚至还殃及他在《纽约客》的同事——这可很说明问题。布兰顿.吉尔（和他同时代的人）刚入职该杂志时，发现那里的每一个人好像都有点没睡醒。“后来我才搞清楚，原来他们很多人都还没有从前一晚的醉意中清醒过来。

It was McKelway’s good fortune to be tutored by Harold Ross, the editor of the New Yorker from 1925 to 1951. Like so many of his staff, Ross maintained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journalism while sinking awesome amounts of liquor. His editing precision was legendary and he was so literal-minded that he even corrected literary quotations. In revising a piece that quoted Tennyson, for instance, he altered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 to “nature red in claw and tooth”, reasoning that a predator’s claws would be bloodied before its teeth. Ross insisted that “nothing was indescribable”; that the most complex idea or gizmo could be made intelligible.

马克威能有机会获得哈罗德.罗斯（《纽约客》1925年至1951年的总编）的真传，算是他这辈子的一大幸事。罗斯和他众多的同事一样，在灌下海量酒精的同时，仍能保证文稿有行业的一流水平。他审稿的精细程度令人叫绝。他字斟句酌，毫不含糊，他甚至会改正稿子里引用的名人名言的错误。举个例子，有一次，他审的稿子引用l丁尼生的话，文中写到“大自然的红牙血爪”。他先将“红牙血爪”改回为“血爪红牙”，然后解释道，食肉动物在用牙齿撕咬食物前，它的爪子肯定已经先沾满了血迹。罗斯坚持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语言表达的”，即使是最复杂的思想和事物都有可能被表达描述出来。

This exactness of observation and fascination with detail runs through McKelway’s essays. So does an acceptance of human frailty. As a sinner himself, McKelway tolerates, almost celebrates, the sins of others. He can only smile when the wife of an embezzler says: “Well, he’s a very fine man except for that one quirk.”

这种观察的精确和对细节的追求，贯穿马克威笔下的所有故事。他的文章中也贯穿了一种对于人类弱点的包容。因为自己就是一个有罪之人，所以马克威对于他人的罪过不但能容忍，甚至乐见于此。倘若一个贪污犯的妻子说“呃，除了那个毛病，他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可能只会对此莞尔一笑。

译者：fhf20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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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for ET
寻找ET

Signs of life
生命迹象

As the search for alien life turns 50, its practitioners find new methods
人类探寻外星生命迹象近半个世纪，探索者们又找到了新方法。

Feb 25th 2010 | SAN DIEGO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Speak to me!跟我说话！

HALF a century ago a radio astronomer called Frank Drake thought of a way to calculate the likelihood of establishing contact with aliens. He suggested the following figures should be multiplied: how many stars are formed in the galaxy in a year; what fraction of these have planets and thus form solar systems; the average number of planets per solar system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support life; on what percentage of those where it is possible do such biospheres actually form; what percentage of such biospheres give rise to intelligent species; what percentage of intelligent life is able to transmit signals into space; and for how long could such intelligence keeps sending signals.

半个世纪前，一位名叫法兰克•德雷克的无线电天文学家发明了一种计算探寻外星生命可能性的方法。他的方法包括一系列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的数据：银河系每年新诞生的恒星数；拥有行星并组成了星系的恒星比率；有可能会出现生命迹象的行星平均数；以上行星能够真正孕育生命的比率；演化出了智能物种的比率；能使用无线电通讯与外太空联系的智能生物比率；智能生物使用无线电通讯方式的持续时间。

This calculation became celebrated as the Drake equation—perhaps the best attempt so far to tame a wild guess. Most of the terms remain hard to tie down, although there is a consensus that about ten stars are formed per year in the galaxy. Also, recent searches for extrasolar planets have concluded that planets are not rare.

这种计算方式便是后来著名的德雷克方程式——这也许是迄今为止对人类漫无边际的想象的最好归纳。尽管银河系每年新诞生约10颗恒星已成为共识，但是公式中还有很多要素没有具体数值。另外，近期对太阳系外行星的研究结论表示，行星数量并不算少。

At the AAAS, Dr Drake reflected on his search for alien signals. One reason this is hard is that radio telescopes must chop the spectrum into fine portions to study it, like tuning into a signal on a car radio. Another is the trade off between a telescope’s field of view and its magnification. Small telescopes see a lot of sky but can detect only strong signals. Large ones, which can detect weak signals, have a narrow focus. Astronomers therefore have difficulty looking both carefully and comprehensively.

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的德雷克博士对他的外星生命研究进行了反思。该项研究进展的困难之一是必须要用无线天文望远镜将频谱切割成精细的部分进行研究，这就像需要把车载收音机调准台一样。另一个则是需要在天文望远镜的视场和放大率之间进行取舍。小型天文望远镜视场更广但是只能探测到较强烈的信号。而大型天文望远镜，虽然可以探测到较微弱的信号，但视场却更窄。因此，天文学家们很难在视场和放大率之间鱼与熊掌兼得。

Dr Drake said there may be another difficulty. Researchers tend to look for signals similar to those now made by humanity. The Earth, though, is getting quieter because the rise of spread-spectrum communication makes stray emissions less likely than in the past.

德雷克博士曾表示，也许还会有其他的困难。研究者们倾向于寻找和人造信号相似的信号。然而，由于扩频通信技术的兴起，杂散发射减少，地球现在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Spread-spectrum works by smearing a message across a wide range of frequencies. That has the advantages of combating noise and allowing many signals to be sent at once. But it also makes those signals hard for eavesdroppers to hear (which is why spread-spectrum is beloved by military men). If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aliens ca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s, and thus used spread-spectrum technology, humans would have a hard time hearing them. Dr Drake suggests, therefore, that there might be only a narrow window of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sations, analogous to the past 50 years on Earth, during which noisy electromagnetic signals are generated in large amounts.

扩频通信利用宽频带信号传送信息。这一技术的优势在于其抗干扰性和多址信息传送性能，该技术同时还能很好的防止窃听（因此广受军事人员的青睐）。如果外星生物已经在技术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并且也在使用扩频通信技术，那么人类想要捕获到它们发出的信号就得不是那么容易了。因此，德雷克博士表示，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也许只有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间段里，譬如地球上的过去50年，人类制造了大量的电磁波信号。

It is, however, also possible that someone is actively trying to send signals to the Earth. If that were the case,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reckons Paul Horowitz, a physicist at Harvard, is with a laser.

但是，也可能有外星生物在不断往地球发送信号的。如果真的有，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保罗•霍洛维茨认为，最好的发送方式便是使用激光发射。

Although radio power has changed little over the decades, the power of lasers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Today’s most powerful versions can shine ten thousand times brighter than the sun, though only for a billionth of a second. If aliens have made similar progress, and point a laser towards the Earth’s solar system, such brief flashes would be detectable at a distance of many light-years. Dr Horowitz has already set up one suitable detector and this, because no huge magnification is involved, is capable of looking at broad swathes of sky.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线电功率几乎不变，但是激光的功率则呈指数增长。如今功率最大的激光机所发出的光瞬间可以比太阳所发出的光亮一万倍，即使维持的时间不超过十亿分之一秒。如果外星生物在技术上已经取得如此进步，并且向太阳系里的地球发射激光信号，那么这些激光信号在一定光年之后便很有可能会被人类探测出来。霍洛维茨博士已经建好了一个合适的探测仪，因为对放大率的要求不高，所以这个探测仪能够观测到较广的太空视场。

There is also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on the radio side. For many years, the Arecibo telescope in Puerto Rico, which is 300 metres across, has led the search for alien life. (Sadly, its founder, William Gordon, died on February 16th.) Now the Chinese are building a 500-metre telescope, known as FAST,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a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called the Square Kilometre Array is trying, as its name suggests, to build a grid of radio-telescopes over a square kilometre of land in either South Africa or Australia. Both may be helpful. As indeed may a large new telescope in northern California built by Paul Allen, a co-founder of Microsoft.

在无线电探测方面也可能有所进展。位于波罗黎各的阿雷西博望远镜直径达300米，它在许多年里一直是外太空生命迹象探索和研究的引领者。（但不幸的是，其建造者威廉•戈登于2月16日去世了。）目前，中国也正在贵州省建造一个直径达500米的射电天文望远镜，名为FAST。而另一项名为“平方公里望远镜阵”的国际合作也即将在南非或澳大利亚展开，该项目正如其名，将在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修建起一个无线电天文望远镜阵列。这两个项目都可能会推动人类的外太空探索。同样做出贡献的还有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在加州北部建造的大型全新天文望远镜。

Many of the terms in the Drake equation are likely to remain elusive, so it is still impossible to predict how likely such efforts are to succeed. But even after 50 fruitless years—if the eagerness in the eyes of Dr Drake and his colleagues is any guide—it still is fun looking.

德雷克方程式中的很多要素依旧扑朔迷离，同样，要准确地预测人类探索的成功几率也不太现实。但是，即使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并无明显收获——从德雷克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眼中的那股热忱来看——这样的探索仍然是很有意思的。

译者：liz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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