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闹着玩的

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尴尬的关系可能会更加恶化

Mar 31st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最近，本报围绕二十四个或许会被称作德国精英的柏林人，展开了一项非科学的调查。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官僚和商人对很多话题意见不一。但他们对一件事情的观点是坚决一致的：假如英国选出一个保守党政府，将会是场灾难。他们轻蔑地称呼托利党为“目光短浅、愚蠢无知的小英格兰人” ，其实是生怕大卫•卡梅伦的政党上台会死命捣毁欧盟。

如今在欧洲，这种情绪是很普遍的。这或许是错位了，但却并非没有基础。在英国的政治圈子里，自由民主党最热衷于当欧洲人，甚至想要加入欧洲的统一货币——欧元。工党执政曾经有个更矛盾的态度：1997年，托尼•布莱尔谈到要把英国置于欧洲的中心位置，但是，1998年，他勉勉强强地站在了欧元这边，当时，戈登•布朗倾向于，就据称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当然是和他自己的经济政策大不相同的）向欧洲发表演讲。但托利党可就敌对得多了。他们反对里斯本条约和其前身——欧盟章程（正如本报之前所持的意见）。去年，他们由于自身的联邦主义野心，从主要的中间偏右派政治集团欧洲人民党（EPP）退出。
2009年11月，当里斯本条约将会在英国大选前获得批准这事情变得很明朗的时候，卡梅伦出台了一项针对欧洲的新政策（见文章）。他的顾问承诺他的很多建议，将只会影响国内；诚然，有一些衡量起来是相似的，比如，德国和爱尔兰。但是，邪门的地方就在细节中，有很多会引发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激烈冲突。

此外，一切都表明，托利党将吸纳更多新人加入后座议员的行列，遍布欧洲。回到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约翰•梅杰当权的那些年头，关于这一问题，保守党内部有分歧，但是现在却团结一致了——在欧洲怀疑主义上。几乎唯一的分歧是，有的人虽然不喜欢欧盟但认为加入了总比不加入好，有的人则宁可退出。根据国内保守党网站（ConservativeHome）在去年7月份的一项调查，40%以上有希望的托利党候选人，情愿要么就英国的欧盟成员身份进行“基本的”重新谈判，要么就爽快地扬长而去。后座议员的意见形成一股力量，看来会使得托利党和欧盟发生更多的争执。

魔鬼与蓝色的深海

 
为什么托利党如此信奉欧洲怀疑论？一个答案是这反映出公众的观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那么敌视欧洲的计划。在回答诸如成为欧盟成员好不好或者欧盟机构中到底有多少可信的人员的问题时（见表格），欧洲的民意调查向来是，英国的优先级差不多是最靠后的。对这种观点的解释，一部分归根于英国的地理和历史情况，一部分归根于其曾经作为欧盟成员的经历，还有一部分归根于无知和成见。

地理和历史能对英国的疑惑作出很多解释。《我们的岛屿故事》，一个世纪前的一部流行的儿童历史读物，就其特别的标题作了大量的阐述。英国在二战期间的其“最美好的时刻”的经历，与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1944年，丘吉尔告诉戴高乐，面对欧洲大陆和大西洋两岸间的关系（le grand large）之间的选择，英国将会一直选择后者。这一番话部分地导致，几乎20年后，戴高乐否决了英国向现在欧盟的前身提出的第一次成员申请。

历史的回声仍在奏响。根据迈克尔•查尔顿的《胜利的代价》（1983年），显然，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的政治家和官员们从未打算加入到新兴的欧洲结盟运动中来。1988年，撒切尔夫人（当时她在位）在布鲁日攻击过潜在的欧洲超级大国，而此事过去十多年后，她在一次会议上对苏格兰的托利党人讲了很多 “我的有生之年中，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得自于全世界的英语国家”。

艰难的经历也留下了伤疤。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英国政府迟迟才加入当时的欧共体？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感觉轰轰烈烈的欧洲大陆将会在经济上超过英国。但是1973年，当英国最终加入欧共体的时候，巧合的是就在当年，欧洲大陆相对地失去了活力——随之失去的还有其吸引力。

英国的预算问题也随之出现。欧洲预算当时是（现在也是）相对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处于劣势的英国，要更加精打细算就愈发困难了。在共同农业政策（CAP）下，大部分的支出用在了农场的补贴上；大部分财政收入来自于海关关税和农产品进口征税。在农业规模小、大量依靠进口的情况下，英国必然是吃亏的。的确，自从加入的那一刻起，英国就开始朝对欧共体预算净贡献最大的国家迈进了，尽管它一直是欧共体最穷的成员国之一。

甚至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英国一出席布鲁塞尔会议，就会主要把预算问题列出来。她一上台，立即花了五年的时间挥舞着手袋争取永久性的预算回扣，并最终在1984年的枫丹白露峰会上，为同事们争取到了这一奖励。但是，英国一直保持着欧共体预算净贡献第二大的位置，仅次于德国。问题就是钱引起的。引人注目的是，对欧洲计划的敌对，在很多其他欧洲国家（瑞士，奥地利，现在甚至法国也出现了）也在明显增加，而这些国家日后都成为了净贡献大国。

英镑的长期冒险和欧洲也帮不上忙。英镑刚刚一加入“蛇”（一位汇率机制的先导，只在六周后就可耻地跌了下来：诡异地预示着不久后，在1990年初，英国成为了欧共体成员，并被从欧洲汇率机制（ERM）驱逐出去），而英国入境就在1972年取得同意了。这些经历导致两党的英国政府的都对欧盟的任何汇率方案深为怀疑。

在对预算和汇率的关注上，相关机构一直在没完没了地换个不停。几乎自从欧共体主席国意大利针对撒切尔夫人在1985年提出的愿望，呼吁“政府间会议”，谈判或批准新条约就成为了欧盟日程的一部分。撒切尔夫人开始相信，她接受了1987年的《单一欧洲法案》（the Single European Act）是被耍了。五年后，就在选择从单一货币和社会章程退出之后，梅杰接受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he Maastricht treaty）。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峰会，起用布莱尔来进行欧盟条约的友好制定，继而是不久后的2000年为缔结《尼斯条约》（the Nice treaty）所进行的四晚阴森森的谈判。之后便是《宪法条约》，按惯例，由当时主持欧盟会议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担任起草工作；当这一条约在法国和荷兰进行公民投票遭到拒绝时，就变化成《里斯本条约》来取而代之了。

英国普遍的欧洲怀疑论，给欧盟造成要不停地修改规则的印象，而这些修改往往又增加了欧盟机构的权力。这些举动反过来，又强化了英国人业已存在的偏见，比如说，认定英国1973年加入的、和1975年投了赞成票的，本质上不过是不久后就会转变为公然的政治联盟的自由贸易区而已。诚然，英国政府并没有确切地阐明过什么（其1971年的白皮书中说道不存在丧失基本主权的问题），但是，对于承诺联盟日益密切的欧洲计划，则一直有着公开的政治尺度。

对欧盟做什么和如何去做的严重的无知，使得情况愈加糟糕。认为欧盟要负责欧洲80%的立法（其实是不超过50%）的错误想法，对包括英国在内的国家政府在通过欧盟法律时所扮演的角色缺乏理解，这些都助长了一种偏见：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不民主的机器，不知何故正在篡夺议会所承担的古老角色。媒体也在助长这些偏见，特别是诸如《太阳报》（the Sun）和《每日邮报》（the Daily Mail）这样的持欧洲怀疑论的报纸（这两家报纸都不用操心要派记者到布鲁塞尔去）。

当然了，欧洲大陆也有不知道欧盟如何运作的国家。但是，英国的情况更为严重。欧洲改革中心——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囊团，其主任查尔斯•格兰特指出，在英国“人们对欧盟全然无知，却居然能在媒体、商业和市政方面的事业上达到顶峰”，这实属罕见。他建议道，这样的知识缺口，甚至应该是事业的绊脚石才对。威斯敏斯特教堂和白厅街之间的对比在告诉我们：议会充斥着以对欧盟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为傲的人。另外一方面，公务员很快地发觉，欧盟影响着他们的很多活动——进而知道了它是如何行使职责的。

当无知不再是福

假如托利党会在五月份的大选中胜出，这就是其将继承的背景。这种深深的本能，像钟一般地时刻在他们的心中敲打作响。既然其他国家不想以顽固地拒绝谈判来加深英国的欧洲怀疑论情绪，那么对卡梅伦来讲，达到其在欧盟看似适中的目标，会更容易些。然而，持强烈的欧洲怀疑论的托利党后座议员，也将使得只占一小部分的托利党政府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在一个有27个成员国的联盟里，任何一件事情上，你想要不折衷地按自己的方式行事，都是很困难的——自从很多欧盟国家受到了英国特别是托利党的馈送以来，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很多资深保守党人士希望——多半是徒劳的——关系更融洽些。本周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卡梅伦又表明道，他不急于策划走在欧洲前列（见文章）。影子内阁的外交秘书威廉•黑格，承认“欧盟已经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并承诺，鉴于新的保守党政府将会面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不会在庞杂冗长的问题列表上，再加上与我们的欧盟伙伴们强烈对抗的这一项。”

他还为卡梅伦离开欧洲人民党的决定进行辩解，说该政治集团与英国托利党之间的关系从未令人满意过。他甚至争辩道，委员会主席职务已落入新的欧洲保守党和改革集团手中，通过该职务，托利党和大多数来自东欧的各种各样的狂人联系到了一块，并将使得托利党得到一些影响力，而并非失去影响力。

然而，这话是有倾向性的、不够客观。离开欧洲人民党的错误，既不是托利党得交出他们位于欧洲议会的席位（尽管该党一直低估这在欧盟法律制定上的重要性），也不是托利党现在和一些明显的极端主义分子（特别是来自于拉脱维亚的）存在瓜葛。

真正的问题是，欧盟政府主要领导人，包括德国的安吉拉•默克尔、法国的尼古拉斯•萨科齐、还有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他们都欧洲人民党成员。现在，这个党派定期在所有欧盟峰会之前召开会议。当去年11月份开始选出一位新的欧洲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欧洲人民党力推了名不见经传的比利时总理赫尔曼范龙佩（Herman Van Rompuy）。因为卡梅伦已从欧洲人民党退出了（特别是此事激怒了默克尔），所以尽管作为首相，他却将不能够参加这样的讨论了。

卡梅伦被这样的讨论排除在外，也使得实现其欧盟目标对他来说更难了。两件事情将会使得情况特别严峻。一是通常从任何社会政策或基本权利章程退出，得需要条约作出改变。但是，在为里斯本条约而进行的长期奋斗之后，大多数欧盟国家对任何关于不久的将来的新条约的建议都很厌倦了。二是很多人认为英国已经太过半独立于欧盟政策之外了，他们不愿让英国有任何更进一步的退出，而托利党人也并没有明显的能和他们的欧盟同事们讨价还价的筹码。

黑格和他的团队谈到利用即将批准的《克罗地亚入盟条约》（Croatian accession treaty），或者在2011年至2012年间的欧盟下一轮预算谈判上，来保护他们的意愿。然而，两个计划看来都不太有希望。在扩大欧盟方面，英国一直有很强的信心，一部分是希望欧盟因此而变得更松散。但是，那导致任何威胁否决与英国的需求无关的《克罗地亚入盟条约》的托利党人都更加不可信。梅杰需要回顾一下1994年的时候，当时他试图通过暂时阻断奥地利、芬兰、瑞典人入境来保护他首选的投票制度。至于预算，另外26个国家的主要要求将是废除由撒切尔夫人争取来的对于英国的预算折扣。对英国来说，这导致利用预算来得到其想从欧盟得到的东西的战术行不通了——除非托利党考虑把撒切尔回扣换作从社会政策退出，但是这个交易将会很难操作，且这种代价也不值得付出。

走出困境的较好途径是，赢得普遍的退出机会，而瞄准小的、更易达到的、有可能找到盟国的目标：举例来说，在社会政策方面，牢牢地捍卫欧盟工作时间指令的豁免。一些其他国家也支持这个，所以卡梅伦应该得到一次能引发别国赞同的听证会。

金融监管是另一个可能的方面。欧盟长期以来接受这样的说法：当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国家利益”面临危险的时候——就如同英国显然在金融服务方面——让特定多数以票数胜过是不明智的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在过去，这种说法用来支持为欧洲共同市场的官员所熟知的卢森堡妥协，而此后，英国和少数其他国家解释道该妥协等于准许这些国家一次非正式的全民否决。

对即将到来的托利党政府来说，这会是一个早期的考验，因为继英国大选之后欧盟的第一次金融部长会议，将考虑一项关于控制对冲基金和欧盟的私人直接投资公司的指令草案，而这些公司中有80%是在英国。为了适合英国，该指令已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但是即将离开的工党政府，对该指令确保辩论的延期方面仍深表怀疑。即将到来的托利党政府肯定会继续怀疑下去。

托利党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这些方面。欧盟通过复杂的折衷和小心翼翼地构建同盟来进行操作，两种方法都自然而然地作用在很多其他政府身上，但是，对在威斯敏斯特参政的英国政客们来言，看上去却异乎寻常。如同很多前任政府一样，一个新的托利党政府会发现，学着如何来玩转布鲁塞尔的游戏要花费时间。而且，即便黑格坚持“保守党现在对欧洲的意见十分成熟”，培养自己的后座议员们也要花费时间。展望未来，前路坎坷。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有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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