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改革
紧缩财政有可能为政府清理依赖文化留下隐患
Jun 24th 2010 | Britain
请君入瓮
即使George Osborne没有在削减国民保健服务（NHS）和对外援助（foreign aid）预算上网开一面，消耗最大的政府部门也是很明显需要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地方。财政危机爆发之前，工党（Labour）和保守党（Conservatives）对于福利改革都十分热衷。布莱尔政府就业及养老金事务大臣（Blairite work and pensions secretaries）–即John Hutton和James Purnell—与现任托利派就业及养老金事务大臣Iain Duncan Smith等有共同之处。
但是他们的观点和Osborne先生却不一样。近年来，福利改革家们的目标是要对抗依赖文化（dependency culture）,而非省钱。事实上，鼓励就业是要花钱的，至少短期内是如此。
而Osborne先生的目标则是按预定计划削减开支。他希望尽可能从1920亿英镑（合2860亿美元）的福利预算中节省开支，从而减少其他对其他领域财政预算的削减。
他调整财政预算所针对的目标，对Purnell先生和Duncan Smith先生等福利改革家们而言却没有那么麻烦。例如他宣布自2012年4月起，年收入26,000英镑以上的家庭将不再享有子女抚养退税（child-tax credits）。他还要求凡申请残疾人生活保障金（disability-living allowance）的人员，均需要经过体检以确保合法性。[残疾人生活保障金用于支付残疾人士的护理及行动费用。Purnell先生曾制定类似规定，应用于另一项残疾人福利即失业残疾人救济金（out-of-work incapacity benefit）。] 此外，还将紧缩住房福利，取消孕妇的健康补助等待遇，并要求单亲家庭一旦幼子上学，便要开始工作。
Osborne先生说上述种种并其它措施实施后，到2014-15年度将共计节约110亿英镑。然而，与根深蒂固的失业问题进行扩日持久的鏖战—这也是福利改革的核心所在—才是政府内主管福利的大臣们的动力所在。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而不仅仅基于民众对“吃白食者”的鄙夷，他们开始强力出击。大部分理论上的难题业已解决。工党福利改革的设计师（David）Freud阁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福利政策的制定，前任政府已将其中一项政策付诸实践，即对私营企业予以补助，使长期失业人员重返工作岗位。当Duncan Smith阁下的福利改革方案最终出炉时，似乎仅仅在Purnell阁下于2009年制定的方案上做了些调整。
福利改革颇是给人希望的另一个原因纯粹是他们的政治感召力。Duncan Smith 阁下曾是托利派领袖，如今依然在党内享有盛誉。他在该领域浸淫多年，声望之极，无需任何夸耀。他的副手Chris Grayling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福改新闻发言人，此职之前曾担任影子内阁部长(shadow home secretary)。去年加入托利党的Freud阁下，现为就业及养老金部的一位部长。工党的Frank Field恐怕是威斯敏斯特地区最为强悍的社会福利改革家，被誉为“反贫沙皇”。除了在制定政府的财政紧缩计划和学校改革计划以外，再也没有政治资本投入超过这次福利改革的了。
但是仍然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工党发现就业及养老金部（Department of Work and Pensions）对改革抱有敌意。改革剥夺了特别就业中心(Jobcentre Plus)—英国专管失业问题的部门—独有的让失业人员重返工作岗位的权利，因而遭遇到政府内部异常强烈的牵制。
托利党的组阁伙伴（既自民党）可能会表现得谨小慎微。福利改革在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s)的竞选宣言中并非重要问题，该党在就业及养老金部的部长Steve Webb在其党内也是向左的。对这类改革热情的主要来源是宗教信仰，或至少要有社会保守主义的态度：Duncan Smith阁下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基督徒，Field阁下也是如此。工党的改革也得到苏格兰议员的支持，因为苏格兰失业问题严重，导致社会动荡，给议员们以很大的压力。而自民党则没有这么强的保守主义文化。
但是钱仍然是最大的问题。终结社会福利问题面临事关重大，很多目前领取救济的人打着小九九，宁愿耗到救济没有，也不愿去找工作。但是对那些觉得工作的代价贵过靠政府的人，取消救济时不宜一步到位。Osborne阁下试图要从福利预算中省钱，这与福利改革不是完全一回事。事实上，这可能会为福利改革埋下隐患。
译者：winste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