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苦同当

处理财政赤字
有苦同当

Mar 4th 2010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政府公债与预算赤字的上升，或将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纳税人与公务员之间

赶上日子难过的时候，许多人都禁不住借信用卡挺一段时间。而当经济陷入衰退之时，很多政府则乐于扩大他们的预算赤字，以帮助经济度过难关。

合理倒是合理。只是在过去大概18个月的经济危机期间，预算赤字在若干国家的迅猛增长致使人们普遍认为，中期的预算修整将不可避免。处在甚或超过GDP10%的赤字水平是无法持久的——尤其考虑到不安的市场推高了公债的利息，而公债的规模亦在增大。

市场压力为赤字（问题）在南欧的赫然出现提供了解释。尤其是在希腊与葡萄牙，融资成本已然急剧上升，一些投资者对两国延展（或者滚偿）债务的能力提出了质疑。赤字在即将到来的英国选战中，同样会成为中心议题。而在美国，“茶党”已经发动了一场群众运动，反对上升的政府支出。

赤字与公债相对总体经济的规模何时才算太高，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对发达国家而言，公债的GDP占比不超过60%是危机前公认的安全范围。然而，尽管日本的国债规模早已超过GDP多年，其政府尚未遭遇任何融资危机——原因或许在于，它在国内拥有大量的人群愿意购买政府债券。但是，如果政府在其财政操守上确实失去了市场的信任，危机便会很快出现，并迫使国家做出痛苦的政治决定。

很明显，经济增长会让决策者的日子好过许多。通过税入的上升以及在失业救济等方面的支出下降，（经济）增长会自动达到削减赤字的效果。 随着经济增长，赤字回落，公债也会变得更具可持续性，调整的负担得以减轻，投资者也消除了疑虑。

过去——通常是战争结束之后——国家摆脱庞大的债务负担，靠的是人力与资源得以从冲突中解脱，并被投入到更具生产性的工作当中。当政治家们转向今天的赤字问题时，选择改善长期增长前景的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此处并不乏机会：例如在某些国家，延长退休年龄以及其他增进劳工市场灵活度的改革，无论如何都是早该推行的事情。

然而，假设许多发达国家即将迎来一个快速而持久的增长想来是不明智的。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甚至萎缩，增长滞缓的可能性其实更大。而且，金融危机后的增长通常趋于疲弱。在一本有关主权债的新书《此次非比寻常》（“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与哈佛的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 得出结论认为，“几乎找不到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各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摆脱他们的债务。”

既然如此，除了债务违约或者借助通胀暗地里赖账之外，就只剩下两个办法来结束赤字（问题）：要么支出必须削减，要么赋税必须增加。未来几年，许多政治斗争都将在这条自然的战线上拉开；一方是纳税人，另一方是公共支出的受益者。而前者与公务员之间的冲突已是箭在弦上。在一些国家中，一党可被视作纳税群体的代言人（比如英国的保守党与美国的共和党），另一党则是公务员的代表（比如两国各自的工党和民主党）。

另一场斗争将在代际之间展开。在美国，中期预算的最大威胁是退休金与老年人的医保支出。巨额赤字也许减轻了短期内的经济痛苦，却增加了下一代人承担税负与利息支付上升的风险——而这两项都将侵蚀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斗争也不是彼此独立的：纳税人供养着退休的公务员，而后者所享受的养老金——大体而言——都比私人部门要慷慨许多且不易更改。

此类斗争的胜负结果可能因国而异。斗争双方均有威力强大的武器。许多最重要的纳税人也是政治捐赠人，所以有机会接近掌权人物。如果他们被忽视了，那结果很可能是卷起铺盖，另投明主。尤其是在欧洲，公共雇员加上那些公共服务的受益人很可能拥有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工会，他们的组织无疑更完善。同时，他们也是政治捐赠者。就像法国工人经常展现的那样，公共部门的联盟可以利用罢工与游行来威胁政府。而其希腊弟兄已经试着要超越他们了。
削减的理由

经验表明，政府应致力于削减支出而不是提高税负。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1996年的一份研究表明，“主要依靠政府薪资[以及转移支付]上的支出削减的财政调整[1]，成功的机会更大，且属扩张性。相反，大多依靠增税与削减公共投资的财政调整则难以持久，而且具有紧缩性。”欧洲中央银行的António Afonso与经合组织的Davide Furceri合作撰写的一篇论文发现，政府支出的GDP占比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放缓趋于相关。英国中右翼智库Policy Exchange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成功的债务重组有80%要归功于支出上的削减（见表格）。

一些更成功的赤字削减方案则伴随着通胀与利率的下降。这减轻了经济反弹的阻力并帮助政府赢得选举支持。只是，现在的通胀已经很低，大部分国家的债券收益同样如此。所以削减支出或许无法在降低利率上得到市场太多的认可。但是，认为支出或许无需削减的想法将招致利率上升的惩罚。

只是，削减公共开支并非好啃的骨头。衰退时，福利支出会自动上升；养老金支付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继续升高。西方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利用冷战结束的机会大幅削减国防预算，可考虑到阿富汗持续的军事行动还有恐怖主义的威胁，进一步大规模的削减难以想象。由80年代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所开创的大型国企私有化所带来的简单、而一次性的收益，今天也不复存在了。

奥巴马承诺要冻结可自由支配开销（不包括防御跟内保），以便在10年内节省2500亿美元。比起每年1万亿美元甚或更多的预算赤字，这并不算多。所以美国政府必须触及那些政治上更加敏感的区域。社会保障（养老金体系）不属于可自由支配项目，但其变化很可能成为任何财政改革无法绕过的一部分。假使保守党赢得英国大选，他们或将更改福利支出的领受资格。

许多政府由于以工作或补贴来报答自己的支持者而自缚手脚。希腊的右翼新民主党在2004年掌权时发誓要推进经济自由化。然而当它于2009年下台的时候，公务员的数量反而比上台时还要多。这类“食客主义”往往导致政府经济参与度的上升，使得在就业与收入上依赖政府的民众越来越多，而这些人在选举时又倾向于维持现状。强迫政府以损害其核心支持者的方式采取行动很可能造成危机。

而如果危机真的发生，市场往往坚持把削减公共支出作为对政府骨气的一种考验。莱因哈特与罗格夫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说到：“即便是那些承诺付清所有债务的国家也不得不大幅紧缩期财政政策，以便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并以此降低风险利差”

于是，政府可能发现其政治决定受驱于取悦市场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南欧国家的选择如此匮乏的原因。被缚在单一货币区内，这些国家失去了贬值本币的选择，而这是他们过去（摆脱困难）的惯用伎俩。同样，把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相结合也不再可能，因为他们已经失去对后者的控制。
选民，抑或债主？

倘使所需的（开支）削减尤其痛苦，将其推行到底的政治成本便可能是政府所非常不愿承担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发生于1931年，当时英国正设法维持金本位。彼时的工党政府被告知说，只有削减预算赤字——尤其是失业补助——才能平息市场，否则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将在2个星期后告罄。内阁就此破裂。时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接管了一个（大体上由保守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结果一直以来饱受左派谩骂。在付出一切努力之后，节俭计划终告失败；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英国就退出了金本位。

这1931年的小插曲，在工党的历史上被视作“银行家的引道”[2]——金融家们通过它设法将政府逼到了损害穷人利益的路线上。今天的政府同样会试图将自己的问题栽到“投机者”的头上——他们所谓的“投机者”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含了从银行家到对冲基金经理在内的所有人。债权人可能因为担心政府的偿债能力而坚持提高利率的想法，对政治家而言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在1月举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Davos economic forum）上，希腊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说到：“这是某些其它利益集团——政治的也好、金融的也罢——对欧元区的攻击。大多数情况下，某些国家可以说是被当作了欧元区的薄弱环节。”

即便如此，希腊政府还是承认了其平衡预算的必要。就削减赤字的政策而言，帕潘德里欧拥有一些决定性的优势：他在去年的大选中取得了显著性的胜利；民意测验表明希腊人接受这种节俭的必要；反对党也正表示支持；而其泛希社运党（Pasok party）与工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左翼政党而言，完成预算削减应该会容易一点。

社会团结的拥护或许是瑞典在其90年代初的银行危机后，成功完成财政紧缩的原因。其社会民主党政府将94年占GDP达9.3%的预算赤字扭转为98年1.2%的盈余。支出下降达到GDP的5%强，税收收入增长同样不相上下。这4年间经济平均增长达到3.2%，失业水平甚至比方案实施之初还要低——这当然成了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恩惠。

政府内部的利益之争，对赤字削减而言亦是可好可坏。直到一个成功的紧缩方案于1995年在自由党的预算中得以公布，加拿大此前三次财政改革的努力均宣告失败。早先的改革遇到了政府部门的阻力而无法推行。在第四次尝试中，各部门接到鼓励，要表现奉献精神——他们还被告知， 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包括全体人员在内的预算将被削减10%。 若干领域——包括国防，农业补贴以及失业救济——完成了开支的削减。预算从1994年占GDP6.7%的赤字转变为1997年的小额盈余。

也许提税——尤其是对富人提税——才能确保大众接受痛苦分担的政策，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是大规模的增税可能损害经济。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而与其相关的都是那些为吸引商业与资本而实行减税的国家。爱尔兰因其（高）增长率而被称作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它的公司税率只有12.5%，而且在去年的财政紧缩中也没有被提高。

过去30年，公司税的下降趋势可谓义无反顾。华府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的Robert Carroll做了一份调查发现，经合组织中的最高税率已从80年代初的51%下降到了2009年的32%（见图）。如果商业因为低税率而来，他们也可以因为高税率而去。

高税收的欧洲政府已经在过去抱怨过来自诸如爱尔兰这类国家的（税收）竞争。当下的危机将增加税收政策合作上的要求。事实上，很多国家将同时提高税率，这将减少商业移动的诱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起点，对那些税率较低的国家而言，提税应该相对容易一些。

高收入的人群，流动性可能一样很高。在过去10年中，法国有大量专才迁往伦敦，以至于该国总统萨科奇（以减税作为交易）央求他们返回祖国。英国正逐渐失去其对高收入海外人口的吸引力。会计公司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的计算表明，英国当局对一名年收入达到25万英镑（37.3万美元）的已婚高管的薪资增缴额，将超过除意大利之外的所有G20国家。

需要最大限度地对其国民征税，重新引起了各国打击避税的兴趣。G20已然向诸如瑞士这样的低税国家施加强压，令其公布海外储户的信息。尽管如此，商业与个体仍然拥有许多合法途径迁往那些税制更为优惠的国家。

因此，诱人的将是那些不好逃避的税种，尤其是消费或者增值税。此类税收的政治缺陷在于其落在穷人身上的负担要大于富人。这势将不得人心，尤其因为许多人把本次危机看作是高收入银行家的过错。另外，倘使提税导致需求下降，经济或将再次陷入衰退。1997年日本消费税的提高始终背负着导致复苏脱轨的罪名。

欧洲政府相应地在其紧缩方案中搞出一组混合措施。欧猪四国（PIGS）[3]均承诺要对公共部门薪资进行开刀——要么对薪水进行削减或者冻结，要么减少公务员的数量。希腊于3月3日公布了新一轮削减。不过这些方案中也包含了增税（葡萄牙的高速公路费，希腊的燃料税）与打击逃税的举措。

逃税在希腊的专业阶层看上去十分普遍——很少有人申报高收入。政府对此的反应之一是尝试鼓励使用发票。申请个税减免至1万2千欧元的高收入者需要提供至少不低于该价值的支出凭证[4]。

即便努力的分摊痛苦，希腊政府还是招来了公共部门的罢工浪潮。政府可以借外部的金融压力作为推动改革的借口，否则将面对强大的政治阻力。但是这一平衡很难把握。如果这些严酷的措施被看作是外国人的指手划脚——无论其来自欧盟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民或许会变得更加顽抗。
人民并未造反

英国前首相索尔斯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与其他19世纪的保守派人士认为，民主或将导致私有产权的终结。债务人的数量趋于超越债权人，结果在选票的数量上亦将如此。

此类悲观主义尚未得到证实。有时，（二者的关系就像）无盾不穿之矛碰上了无矛不挡之盾。例如在加州，选民有权通过公决为特定的财政政策进行投票。其结果是明确了征税的约束，却模糊了开支的界限。冰岛正打算用全民公投的方式为该理论提供一个明确的检验。届时，选民将决定是否同意对冰岛破产银行中的外国储户进行赔偿的条件。

无论如何，加拿大与瑞典的努力表明，如果危机足够紧急，改善不无可能。而且专制政体未必就好过民主决策。拉美军事专政（除智利之外）的经济纪录都很糟糕，他们把国家看成了为军官提供舒适工作、为军工厂提供补贴的源泉。此外，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缺失很可能诱使独裁统治者去贿赂选民中有影响的群体。

然而，民主国家还是要在未来几年面对棘手的（政治）决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养老金，其成本将使近来用于银行援救的资金相形见绌。当德意志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89年引入国家退休金的时候，预期寿命是45岁。其想法在于为那些干脆不能再工作的人提供保障。而今天，一个挺到65岁才退休的女人还有可能再活20年。

甚至这样棘手的计算结果，也首先依赖于人们会工作到65岁。许多雇主——尤其是在公共部门——已习惯令其雇员在60岁上下的时候退休。让法定退休年龄即将延至67岁的德国人去援救只需工作到63岁的希腊人，当然会让前者感到恼火。

在英国，大部分公务员依旧享受最终薪资（final-salary）、或者固定福利制（defined-benefit）。相反，私人部门的新雇员则经常被归入金额不定的固定缴费制（defined-contribution）。二者之间的成本差异可高达薪资总额的30%。

提高退休年龄——或许到70岁——以及削减公共部门的养老金支付在短期内的节省效应虽然不大，却将极大地改善长期图景。然而，推行的阻力将大得难以想象。处于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口比例正在上升；而且比起年轻人，年老的更可能参加投票。而如果没有改革，那些无动于衷的年轻人将面临令人乍舌的赋税压力。

赤字之战不乏脚本：纳税人对公务员；老年人对年轻人。促进增长的适当政策或可缓和斗争的惨烈程度。即便如此，血战将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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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1] 原文是个病句。 察看所引文章，应该是“fiscal adjustments which rely primarily on spending cuts on transfers and the government wage bill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being successful and are expansionary.” 详见 http://www.nber.org/papers/w5730

[2] 更多背景可参看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uttonwood/2009/12/1931_revisited
http://ehr.oxfordjournals.org/cgi/reprint/XCIX/CCCXCIII/770

[3] 即葡萄牙，爱尔兰，希腊还有西班牙

[4] 为打击避税，希腊政府于2010年1月1日起执行新的抵税规定。申报免税额在6000至12000欧元之间的纳税人，需要出具占其收入10%的开支证明。参见：http://livingingreece.gr/2010/02/12/taxes-greece/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弓长贝恩
中英链接及译文讨论：http://www.ec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1729&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