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于中东
明日，当幸福来敲门
50年代的阿拉伯
Jul 29th 2010
受到 “耶路撒冷毒虫“叮咬的不幸之人，不在少数。遭叮咬后，除非及早处理，否则其引发的感染能让人劳神多日，争论那看来无解的难题：在这片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土地上，如何让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划疆而治：两者都自认为是这片土地名至实归的主人。很明显，小时遭受“虫害”的Kai Bird，及早地采取了补救措施（改为生活在南亚，创作了几本与原子战争相关的传记），但是现在他最终释然，写出一部童年回忆录，将其融入于大量的历史叙述中。
世界已然如此不公，为何巴勒斯坦人更是深陷于这不公正深渊的最底层？当然，部分原因在于它煽动了伊斯兰的愤怒，由此引发恐怖主义。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残酷现实也难逃其咎：毫无疑问，与犹太人为敌是巴勒斯坦人的不幸，犹太人曾遭受更为深切的苦难。正如Bird先生所言, “对于以色列人来说， “索亚”（大屠杀）胜于“那卡巴”（大灾难，或抢占土地之意）“。尽管作者自身对巴勒斯坦人民未竟之业深表同情，但是他也意识到故事还有其另一面，因为他的妻子便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
作者对耶路撒冷并无许多直接的回忆，因为当时尚且十分幼小。在50年代中期的耶路撒冷，他的父亲担任了几年美国驻耶路撒冷的副领事。他依稀记得每天他坐车从家出发，从巴勒斯坦-约旦控制的东岸穿越Mandelbaum 关卡，去犹太-以色列控制的西岸上学。Mandelbaum 关卡是无人区里一条守卫森严的通道。他还记得长鸣的钟声，祈祷的呼声，以及街道上驴子的叫唤声。他的挚友Dani有一位巴勒斯坦父亲和一位犹太母亲。
但是他的创作素材主要取自他双亲的信件，尤其是他母亲的。他们从俄勒冈来到耶路撒冷，对当地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很快不公正的阴影袭来，他母亲写到：现在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以色列人拒绝承认自己是侵略者。他们有几位阅历丰富的巴勒斯坦贵族朋友。但是在当时，许多巴勒斯坦人憎恶美国政府，并不是因为美以之间笃交甚密，而是因为美国支持当时巴勒斯坦人的统治者约旦国王侯赛因，并通过CIA为其提供的丰厚的资助。
离开耶路撒冷，他们举家迁往沙特阿拉伯，随后移居埃及。在Bird先生看来，60年代达兰（阿拉伯东北部城市：译者注）市Aramaco石油公司的预备油田区十分可笑。在这里，从事石油生意的美国家庭在沙漠营地里过着怡然自得的殖民生活，与世隔绝，其他郊区，白人也从不涉足区外（小孩和老人除外）。有此等舒适生活，他们的主要嗜好竟是提纯政府禁止的酒精饮料。外交官地位低下，不仅低于同沙特皇室关系独特的石油官员，更加无法同CIA相提并论。冷战时期，CIA足以影响一国政权之更迭。但是，即便如此，Bird还是同萨伦本拉登——奥萨马本拉登睿智而挥霍无度的哥哥——攀上了交情。1988年萨伦驾驶的飞机撞上了电网，随即遇难。萨伦曾经说道，“家族中无一人可以理解为何奥萨马本拉登变成如此狂热的宗教分子”
随后，Bird先生向我们叙述了他岳母的故事，颇为骇人。正值豆蔻年华的Helma是一位美丽的奥地利犹太人，她从Graz逃了出来，整个战争期间她东躲西藏，以求躲过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那些企图加害于她的人，她曾为意大利抵抗组织工作过一段时日。对于自己的苦难，她从不提起，但是不知怎的，Susan读懂了她的恐惧。在故事当中，Bird先生好几处提到两次返乡之旅。Helma的阿拉伯裔亚美尼亚友人返回西耶路撒冷的住所。她自己则带着Susan探访Graz的故居。亚美尼亚友人和Helma都获得许可，查看自己的损失。但是仅此而已。
即便叹息这些年来错失的和平良机，Bird先生依旧憧憬犹太复国主义后时代的到来，这样的憧憬并不显得过于乐观。届时，一个世俗的希伯来王国向世人敞开胸怀，受害的经历将湮没于历史，希伯来语言民族和阿拉伯语言民族就土地问题达成妥协。这一切似乎只是痴人说梦，但是长久以来，阿拉伯-以色列困局的解决之道其实简单得令人惊讶——所需的仅仅是信任与诚意。
译者：vincent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