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
最低工资法案的引进预示着香港自由市场路径的进一步弱化
Jul 15th 2010 | HONG KONG
在历时一年激烈却不太公开的讨论后，本周，香港准备通过最低工资法案。在本期经济学人付印时立法机关应该已经有结论了，但是各方都希望能通过一项议案。工资起点会较低，大概在每小时23港元到33港元之间；工团主义者的目标数字要更高一些（见图）。比工资标准更重要的是这项法案对特区经济意味着什么。曾经一度因恃强凌弱的自由市场模式而闻名于世或者说臭名昭著的香港，正在变成一个管控更严的地方。是不是也会变得不像之前那么繁华？
最低工资法案之前还有另外两项就业法规，以及政府插手商业活动，扩张的公共服务和工业政策。以上这些在其它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对香港来说却很稀奇。可能你会认为这是13年前主权移交到中国的产物，然而，对此影响更多的是在香港做为殖民地的最后几年里政府的一些举措以及后殖民地时期政治权利的急速扩张，当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扶摇直上（见表1）。事实上，担心高代价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政府官员们通常是节制消费的提倡者。
因为改变是递进式的，直接赋税仍然低企，而且香港一直在节省军队开支，所以这种转变时很容易预见的。但是所有这些的共同作用折射出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在那个曾经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描述成世界上最大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实验地发生的转变。
名存实亡的自由
当然，香港从来都没有完全摆脱国家的干涉。就在1841年香港在“穿鼻协议”项下获得名义上的法律头衔后不久，英国人就马上开始了第一项市政工程建设，一座为纪念因痢疾和疟疾而死去的大批殖民者的墓地。殖民地政府保留了决定性的资源-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只提供了有限的租借，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圣公会教堂在当地的总部。自此之后开始发展的房产市场，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由政府和企业大亨联手操控的房产市场，能够迎合纯粹的非自由市场主义者。
房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影响到其它部门，例如零售业。与自由市场规则相违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香港货币盯住美元维持在一美元兑换7.8港币左右。而且香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承认或者纵容垄断，博彩业就是一个例子。香港的发展方式同完全的自由竞争扯不上一点关系。
然而，随着政府干涉无孔不入，尤其在二战后，香港依然不会对价格，工资和进口进行管制，商业规则和就业方面也一样，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官方没有那种“花别人的钱管别人的闲事”的直觉。就像《经济学人》在1977年说道的那样：“一位商人在香港开店，发现这里税收很低，没有愚蠢的政府干预，这里的政府倾向于鼓励他尽可能多的赚钱。他发现一片美妙的新大陆，这里没有政治干预”。
通常来说，这是抵制英国政府的结果。奥克兰大学的Michael Littlewood说，从1947年开始，至少有三次，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将税收提高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目的是为一个现代化的福利性地区打基础。但是每一次，那个被派去管理香港的人在本地人的支持下都使得香港犹豫不前，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商人，他们可能从灾难蔓延的内地学到了太多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鼓励香港引进社会主义。
自由市场信条在郭伯伟爵士担任殖民地财政大臣的1961-1971年间达到了顶峰。为了维护自己的第一份财政预算，郭伯伟拒绝为新兴产业提供补助（一种新生产业，如果细心呵护的话会一直是新生产业）；拒绝为战略性行业提供廉价土地补助（只是一个会“导致我们的资源低效使用”的拍卖）；以及最特别的是拒绝为工业政策提供补助（“最好是依赖于看不见的手而不要相信笨拙的政府之手”）。
他对于亚当-斯密斯的信仰经受住了可能会抽干虚弱的人的灵魂的考验。1965年，两家银行破产导致政府要为储户进行补偿（政府的付出稍后会从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上弥补回来），同时也带来了存款保险的引入以及政府支持的实业银行的创立。郭伯伟对于所有无法控制的事情三缄其口，声称财政系统的核心是好的。储户的损失为道德风险上了很好的一课。
政府也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他提供了流动性来维持否则可能会枯竭的信贷底线。据说，另外一家处于困境中的银行在担保下被合并到汇丰。但是任何一个政府担保都是私下进行的，因为政府以出面干涉为耻。
同样，郭伯伟也反对五年发展计划，他的意见是抵消这些支出的收入无法预见。官方统计数据的公布也被截断，原因是担心这些数据会引发公务员的干涉。当旅游业向政府寻求援助的时候，郭伯伟给出的回应是，对酒店征税来弥补成本 – 此举也对其它申请援助的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甚至于公共服务也由私人来运作。政府为过海渡轮修建码头，但是渡轮，巴士以及港口下的隧道却交给私人经营。
尽管社会需求压力很大，移民人数也呈现井喷，政府还是将节俭进行到底。来自中国的身无分文的难民涌过边境；香港地区的人口在1948到1965年间翻了一番。香港人创立了公共秩序和自由权，除此之外，政府再无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姗姗来迟的房屋建设高潮，当然也是在严格的财政约束下实现的。
小气的政府，匮乏的资源以及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居，这就是香港人在自行其是的情况下能取得如今的成绩的背景。经济发展曾一度处在停滞状态（见图2）。在短短几十年间，香港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摇身变成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并且现在仍然是（见图3）。
在最低工资上的努力折射出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而非突然的转变。授予殖民地长官实施最低工资权利（但非义务）的法规在1932年获得通过，1940年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再度被提及。关于最低工资的自愿计划在2006年被提议。现在只是最低工资额变成了一项法律。既是工会领导又是立法会一员的李卓人说，尽管遭到了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本人和多数的企业集团的反对，这项法案还是被提出了。但是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由市场智库狮子山学会外，鲜有公共批评。少数的提出反对意见的团体，像是餐饮业业主和餐馆老板，都遭到了媒体的批评不再出声。
8月，香港政府会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是最坏的打算，这个标准也会比现在主要的速食店（对市场情况的一个参照标准）通常情况下的支付额高出大概1港币，很多低薪的人将得到改善。接下来会将法规引入到限制工作时间上。紧跟着，预计会推进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在移交主权前不久这项权利刚刚获得殖民政府的通过，但是主权移交后马上就行了修改。李卓人认为以上两项法案都会得到广泛的支持。
法案带来的二级效应不可避免。自由党立法议员刘健仪说，即使达到每小时24港币，最低工资会使香港失去3万份工作，或者说1%的劳动力。在每小时32港元的水平上，会有7万份工作流失，使得失业成倍增加。被香港地区大量的餐馆，建设工地，清洁和快递行业挖走的年轻人和中国来的移民会是首当其冲放弃工作的人。以上这些行业也以低价雇佣残疾和年长的人士。如果这批人失业的话，为其进行扶持的补助也不得不加大。
最低工资发同样会使得涉及在香港做生意的法规的到延伸。尤其是处在创业阶段的生意人，他们习惯了没有官腔的环境。截止到1999年，各个公司还被要求将每位雇员的入职和离任时间告知政府，并且每年要提供他们的收入信息以便核算税费。但是因为只有收入在9万港币以上（后来调整为10万港币）才需要缴收入税，可能60%的人口都分文未缴。小公司通常不受这种档案工作的困扰，他们的不配合也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不计了。即使是老练的跨国公司业无需担心，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设立一个代表处来应付这些没完没了的书面工作。
所有这些在2000年因一项强制性养老金机制而改变，这是末期殖民政府拥护的多项社会政策努力中的一条。公司被要求向指定的一些中间人提交月度数据，并且为月收入高出5千港币的职员上缴其收入的5%。最低工资法案会再次并且极大的增加对书面工作的需求。针对工作时间和工资的诉求将面向所有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小摊铺和市场里打工的人，他们是香港经济中活跃的一份子。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做数据收集和审核各公司的工作。
方方面面立新规
其它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也在进行中。你可能会说一些法规来的迟了：1996年基于性别，残疾和家庭地位的歧视被明确为是非法行径；2009年，该法规延伸到包括了种族歧视。业内开始实行局部的标准。例如，香港曾经是全球医师追求的目的地。在郭伯伟的任期内，生于香港的医生中有一多半的人都在海外接受教育。但是1997年，新的行医资格证被限制于在香港本地注册的医师中。有着国外培训经历的专家开始变得寥寥无几。最低工资法案中的一个条款禁止所有行业雇佣无薪酬的学生做实习，那些在香港上学的除外。
产品市场的规矩也更多。香港对于自由贸易的热情拥护使得岛内的食品店摆满了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7月1号，一项食品贴标法开始生效，这类法规通常出发点很好 – 要求标签上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变质食品的担心，但是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香港食品委员会（一个行业协会）在引进贴标法前不久发布了一份调查，调查显示岛内销售的包装产品中，10%的产品不符合标准必须要下架。一家大型的百货连锁店已经下架了1000多种商品，其中包括非常普遍的早餐麦片。销售民族健康食品的小店称，这项规定会清理掉他们全部的存货。
在金融方面，政府干涉也在抬头。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是在政权移交前不久创立的，其隐含的目的是鼓励房屋所有制，同深陷最近的全球危机核心区的美国巨头房利美和房贷美颇有些类似。香港银行历来是保守的财主，放出的贷款占到资产价值的不到70%，有时甚至不到50%。
按揭公司提供的一项保险方案使得香港本地的银行将放贷额提升到了总资产值的95%。就像房利美和房贷美一样，该公司通过购买，打包再出售贷款的方式成了一级市场上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该公司也进行了海外试水：2008年按揭公司在马来西亚创办了一间合资公司，提供贷款担保；2009年在深圳又开了一间，而且收购了韩国的一家有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
做为对1997-1998年间的亚洲经济危机的应对，政府通过购买本地股票的方式直接干预香港股票市场。尽管2002年这部分股票中的大部分得以清算，还是有价值500亿港元的股票由央行下属的基金所保持。自此之后，这一资产包升值缩水的程度大过本地市场，说明该投资组合的管理非常活跃。
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香港引进了普通存款保险，这曾是20世纪60年被明确驳回的东西。相关的法律预计在年底生效，但是监管者和银行家在非正式场合称，香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放任任何一间银行走向清盘。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引起太多重视，可能最令人好奇的一个转变是新的垄断法，该法案的草稿在7月2号进入了政府档案中。原则上说，这样的法律应该推进竞争。事实上，该法律似乎要将香港的视野延伸到私人企业尤其是兼并上，同时使得那些往往是和政府相关的既成的垄断企业扎根下去。背地里，这些公司还在忙碌的寻求豁免。
这种垄断企业的一个例子是拥有赌彩经营权的马会。同时他也是最大的直接纳税人，纳税额占到总税款的7%，而且通过在学校，医院和其它慈善机构上的捐助，从利润来看，大概又有另外0.7%花在了公共服务上。很多的公司都希望打击此类的垄断商，从他们争先恐后的挤入隔壁澳门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扮演着慈善的角色，香港马会可能会受到保护。
重建
其它的垄断商可以预期得到类似的待遇。1986年，四家股票和衍生品交易所合并成了一家受控的垄断巨头。该交易所的股票公开上市，但是2007年，政府披露自己拥有6%的流通股，成为了该交易所最大的股东。因此，政府对该交易所的成功运作有着直接的财政兴趣。自此以后，在香港设立替代市场的尝试被保护性政策彻底阻碍。
政府在物流方面也在提升自己的角色。在很多国家，政府参与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香港，政府干预同其自由市场的历史格格不入。跨海隧道的入口永久都处在瘫痪状态，这要部分上归功于收费-尤其是高峰时段的收费-非常的低，这条隧道在20世纪70年由私人投标建设但是在1999年归还政府管理。新机场被规划成一个可以上市的独立的实体，但是关于私有化的谈论已经鲜有耳闻。两个大型的新建项目 – 港澳大桥和通往广州的高速公路 – 直接由政府处理，再也没有关于私营的纠结或者讨论。
仅仅在几年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步伐似乎会因为经验而停下。修建迪斯尼游乐场和一个叫做数码港的的地方的巨额补贴都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后者是一个鼓励同互联网有关的公司发展的计划。迪斯尼已经宣告失败，而数码港众，所周知是企业大亨在投资上的一次意外收获，他们在产业规划的名义下获得一块廉价的土地再转手卖出修建豪宅。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迪斯尼最近获得了更多的占地。新增的面积被预留做“科学公园,将游乐园这个幼稚产业整体倒了个个儿，而且，在重振香港日渐暗淡的电影业上也有资金投入。
以上这些不是毫无关联的独立章节。所有这些动作背后是官方对于经济的态度的转变。2008年，曾荫权宣布他成功的使香港纳入到了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去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他说：“我们要重新考虑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此外，会有特殊的努力来带动六项产业的增长。换言之，香港现在有一个工业政策。
米尔顿的失乐园之殇
郭伯伟为以上这些努力给出了两个合理的解释。首先，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开发自然资源。但是这并不适应于香港。其次，国家可能对最大化财富的兴趣不如分配财富来得大。他也认为后者错误之举。曾荫权和他的同僚们也是最大化财富的支持者，但是，已经不再是穷地方的香港，可能已经没有空间在最大化财富了。
照最后一任港督康的说法，最后一期殖民地政府在支出上的巨额增长是必须的，因为“香港经济的活力和强度没有充足的社会福利来配套。”最近几项法律的修改都有社会政策的因素在里面，而对于转型的大范围的拥护反应了政治体制的开放，从而为实际的困难的解决施加了压力。
总的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之城，政府支出仍然远低于西方的标准。政府干预增加带来的成本尚需时日才能显现 – 而且这种成本永远都很难计算，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增长如此之快的情况下。然而，引人侧目的经济试验是走到头了。
译者：evens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