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科根（Philip Coggan）：过去25年中，各种经济问题都依赖信贷解决，时至今日，信贷反成一大难题。
Jun 24th 2010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债务之中。倘若生于发达国家，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就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其现实意义甚至远远超过选举权。一般言之，首次购房的房款带来的债务是普通人年收入的数倍。就算你能抵挡诱惑，不以贷款满足欲望，身上也还担着一部分国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债务水平均有所增长，这个时期恰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当时经济稳步增长，失业率保持低位，通胀水平低。西方银行不再需要提高利率组织消费热潮。到了本世纪早期，全球已形成的庞大供应商融资体系（vendor financing）。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积累大量经常账户盈余，反过来再放贷于发达国家，使其不断购买自己的产品。
也有人警告，债务水平不断增长须得细细提防，但这些人却被斥为乌鸦嘴。说到底，资产价格上涨趋势不断加强，资产负债表看着也就健康得很了。此外，经济处于繁荣期，此时借方可以按时支付利息。总之，贷款借款都有利可图。
债务潮正如酒精，往往催生愉悦。债务潮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商人及投资者确认为这证明了其天才；各国央行和政府则坚信，市场发展、税收增加说明其措施得当。
于是借贷似乎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沮丧？那就刷卡血拼一番，“毕竟你值得拥有”。想一夜致富？只消到私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借来的钱增加收益。希望公司迅速发展？贷款兼并吧。要是经济陷入衰退，那就让政府增加赤字，促进消费。今年五月，欧盟各国开会讨论希腊债务危机，结果是一项高达7500亿欧元（合9000亿美元）的救助措施，然而这笔钱又多来自借款。
债务在各个层级均有所增加，小至消费者、公司，大到银行，乃至国家。其后果各国不尽相同，但麦肯锡全球研究会调查表明，全球十个成熟经济大国的平均债务（包括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GDP比从1995年的200%上升到2008年的300%（图1）。爱尔兰和冰岛的债务增加更加惊人，其债务占GDP的比值分别是1200%和700%，这对它们确实是负担太重了，也由此陷入金融危机。尽管人们的初衷是让信贷成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但这样的混乱却标志着信贷难司其职。欧盟救助希腊的措施只让市场雀跃了一天，隔日怀疑就再次浮出水面。
2007年初以来，就有迹象表明，各国吸收贷款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债务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似乎一点点减少。朗伯德街研究公司的斯金尼认为，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图2）
债务超循环的终结
研究机构银行信贷分析会（Bank Credit Analyst）的马丁•巴恩斯（Martin Barnes）将债务过快增加称为“债务超循环”（debt supercycle）。而现在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超循环是否已经终结。减少债务已成热点政治问题。雅典街头暴动抗议的就是“市场阴谋集团”（junta of the markets）让希腊经济陷入困境，而美国则面临着“茶会”活动分子的愤怒，上万亿的赤字和政府增加对经济的干预都让这些人怒不可遏，也打乱了国内两党领导的计谋。
债务何以由福祉沦为负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基本原理上。为什么个人、企业及国家需要借款？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接待是保持其所期消费水平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原因在于乐观。他们相信负债所获回报高于所付利息。最重要的是，贷方必须坚信借方收入必然提高，否则他们哪有能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呢？
不过在某些发达国家这样的乐观恐怕现在并不恰当。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减少，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可能比以前要慢。这样他们可能就要向未来贷款，借以维持某种难以持续的生活水平。希腊就是这么一个范例。信用评级极高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预计，希腊经济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其2008年水平。
国债增加无异于一场庞氏骗局，若非得到天助，得以刺激经济增长，譬如某种科技大突破，否则这就要求人口不断增长以承担债务。投行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研究主任罗兰德•纳什（Roland Nash）质疑：“西方国家工业受到管制、劳动力无竞争力、政府庞大，它们真能维持其债务维持的生活水平，承担日益昂贵的公共领域支出吗？”
主权国拖欠债务也绝非天方夜谭。尽管希腊获得欧盟和IMF的一揽子纾困计划，但还是有许多人认为该国难以按时足额偿还债务。面对实施财政缩减政策惩罚国民和失信于外国债主的两难选择，一般都会认为后者更容易。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罗戈夫（Ken Rogoff）在《这次有所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提到，过去赖账现象很普遍。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我相信，国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极少有公正、全额还款的个例。”
如今各国政府要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处理未偿债务，要决定减少赤字的速度（还要担着阻碍经济发展的风险），也要尽力让社会均摊由此造成的痛楚。
债务是经济问题，但同时也往往被视为道德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散文集《债与偿》（Payback: 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中就有提到，亚拉姆语中的“债”与“罪”是同一个词。天主经（Lord’s Prayer）也有几个版本不说“免我们的罪（trespasses）”，而用“免我们的债(debts)”。
2005年现场八方音乐会（Live 8）就希望发达国家能惭愧得免去穷国（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经济学家引入“恶债”（odious debt）概念，这种情形下不能强迫市民偿还暴君或贪污统治者欠下的债务。债务形成的利息则往往被视为是穷人的一大负担；利息是资本的不当得益，这种说法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而基督教对“高利贷”的定义也暗含此说。伊斯兰教干脆完全禁止利息。《申命记》提出债务七年一面的建议，后犹太传统保留了这种做法。
但传统道德观也并非永远站在借方这边的。有时人们视债务为灭亡之道，赖账则是失信于人。18、19世纪，英国债务人往往锒铛入狱（狄更斯《小杜丽》就有相关描写），不过萨缪尔•约翰逊也指出这种做法的缺陷，“我们现在把一代又一代的债务人投入监狱，但其数量却并未减少。我们已经了解到，鲁莽和轻率总会教人借债，倒不如看看控制欺诈与贪婪以减少放贷是否来得容易些。”
道德观改变
上世纪以来，债务人开始在道德之战中占上风。破产不再是什么可耻之事，仅仅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倘若消费者入不敷贷，遭到指责的也不会是借款不负责，反而是放贷过松成了众矢之的。受政府鼓励而按揭买房的人不断增加。此外，现在拖欠债务也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最近美国房产业下滑，不少美国业主直接采用了“叮当邮件”（jingle mail）——把钥匙放到债权人信箱中走人。
在商界中，管理失败非但不是无能的表现，反而还代表创业精神。美国破产保护法允许（申请破产保护的）公司经理保留职位，债务人对公司的债券主张也得暂时中止。美国一些3A公司相信公司平衡表若能充满债务，则企业更有效率（多数国家利息可获得减税），由于坚信该理论并付诸行动的企业增加，3A公司的数量因而锐减。
人们对金融市场判断的信仰也随着此次危机爆发而减少。市场能够准确、理性地判断风险一说也随着银行在信贷紧缩中的作用和金融救市代价现象而动摇。反过来，借款成本增加则被视为无德投机的后果。
国家信贷违约掉期（sovereign credit-default swaps）的作用更是充满争议，这种掉期实质是针对某国是否会赖账进行赌博。处于此次市场海啸的南欧很快就把矛头指向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称阴谋依凭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甚至报纸（包括本刊）以极不公正的方式推高了其借贷成本。上月德国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卖空政府债券和部分信贷违约掉期。证券经纪公司查尔斯•斯坦利嘲讽道，“欧盟国就是在说：‘为我的生活买单吧，但可别强加我们什么承诺。’”
重要性何在
如果是丈夫向妻子借钱，那么家庭状况并未恶化。倘若范畴扩大，每笔债务对债务人来说是“负债”，对债权人来说就是“资产”。既然地球没有向火星借钱，那么债务膨胀真有那么要紧吗？还是说，那只是会计工具而已呢？
从九十年代早期延续到本世纪的债务膨胀期间，传统观点认为，负债并没有什么问题。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高于债务上涨速度是一点，此外，采用金融衍生产品就将风险分散到该系统中，特别重要的是，让风险远离银行，此时，银行的资本比率远高于法定最低值。
然而，债务的问题在于它必须偿还。“信贷”（credit）一词的拉丁词根是“信任”（credere）。这自有其意义。贷方一旦对借方失去信任，他们要门要求偿还现有债务，要么也会拒绝延长原有债务。如果债务由实物担保，那么贷方则可能要求借方出售。这种情况要是大量出现，那么资产价格就会下降，贷方就更不愿意增加放贷了。资产价格一旦低于贷款值，那么借贷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而经济万一进入通缩，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和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虽然债务水平的名义价值保持不变，但资产价格可以上下波动。因此价格下降就可能导致资产抛售以偿还债务，这又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下滑，抛售进一步增加……陷入循环。上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埃尔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将这种现象称为“债务通缩陷阱”。
另一个原因来自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的本质是（向储户和批发市场）借取短期债务，再长期放贷。信心是银行业的立业之本；要是储户（或是其批发债权人）同时要求取回自己的钱，那么没有哪家银行还能做下去。银行忙自己的债务都已经焦头烂额了，也就只得减少放贷了。如果规模较大，比如三十年代那次，那么这对整个经济的连锁效应可能是毁灭性。
2007-08年债务危机中，上述效应都有所体现。房产价格下降导致债务拖欠，而银行的负债危机太过严重，当局甚至担心提款机崩溃，因此才有了史无前例的银行大救市。
逝于1996年的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且危机具有周期性，这种说法自96年来接受面越来越广。经济繁荣时，个人和企业就容易冒更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债务增加。刚开始这种投机活动确实是成功的，也就鼓励了其他人效仿；然而最后的债务人却是唯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才能偿还债务的人（这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次贷繁荣）。最终金字塔崩溃倒塌。
最近这次崩塌的一个清楚后果就是公、私债务界线已模糊。如果私有部门面临困境，那么共有部门很可能指的介入并承担或担保债务，这也是2008年的情况。否则，经济就可能陷入深度衰退，导致税收收入减少，政府想要支付其债务利息就失去了收入来源。
如果西方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进入财政缩减时期，那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建立在消费之上的社会必然要多注重储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使用借来的钱购买资产是致富捷径这一观点可能失去市场，改变人们对购置房产和某些金融部门（如私募基金）的态度。
本次专题认为，对发达国家来说，使用债务提供资金的模式已达到极限。处理未偿债务的绝大多数方法都难叫人愉快。恰如现在的希腊、爱尔兰，各国政府都要想出适合本国的方法减轻负担。或许，借贷双方之争将会是下一代人最难以承受之痛。
译者：ir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