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2日 | 香港

浮夸的香港

最低工资问题早在1932年就被提出，但从来没有定论。然而它很快就会有了。七月香港立法会通过一项针对最低工资的法律。8月30日，经过无休止的会议讨论，官方委员会同意推荐最低时薪数额。具体数字尚未正式公布，但据透露出的消息称时薪为每小时28-29港元(3.60-3.70美元)。

这个数字对于劳工界的要求标准和工商界勉强给出的建议时薪都有相当的差距。它不能讨好任何人: 特区最大的劳工组织发誓要争取至少33港元的时薪待遇，加上每年自然加薪幅度。物价不断攀升和对薪水抱怨之声四起。8月份巴士司机进行了短暂的游行。

中国日报，一家大陆官方新闻机构，预测有31.4万工人(占香港劳动力的9% )将直接受益。更准确的说这31.4万人将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现在的薪水很低。例如在快餐店，22港元的时薪是很常见的，保安和清洁工的时薪就更低。一些人会获得较高薪水，而另一些将被解雇。没人知道具体数目是多少。在对500家小企业进行调查后，香港自由报纸明报给出的数字是10万。

而间接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也许这才是更重要的。香港到处都是小型私企。七月，有82万4471家小型私企注册—平均每4.5 个工人就有一家。其中许多只空壳公司，但是也有一些做得异常有起色。很少公司有自己的人力资源部或具备将公司情况以文书形式提供给政府的经验。

香港不象大陆那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或低廉的生产成本，甚至清新的空气。政府所能做的就是按照惯例为新公司提供最简化的审批程序。商业公司的启动，运营和发展都受到政府最小的干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岛国会如此富有。

支持最低工资的人希望能有其他法规相继出台，比如设定工作时间上限。对每个新出台的规定，商人都害怕生意会更加难做。一些公司会因此发展更加缓慢，而另一些公司则永远无法起步。

译者：squarrel2009

一百年之前似乎就可以看出哪些蒸蒸日上的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会塑造20世纪。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已经过去，充满活力的新生力量——比如说众所周知的美国、日本和德国——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他们的登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繁荣，但也带来了到目前为止难以想象的大规模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现在让我们细细回味一下这周的一个重大历史性事件：中国官方称其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使得西方更加关心中国会比预想的更快超越美国。但是退后一步，从亚洲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的竞争对手是另外两外一个正在经济上崛起的大国——印度。这两个亚洲的巨人直到1800年还占据了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日本和德国是纯粹的民族国家（见注释1），而中国和印度与他们不同。考虑到中印的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数量，还有他们辉煌的增长率，他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

不是必然，但仍旧十分重要

这种发展前景未知的地区的变化应该以十年而不是以一年为单位来衡量。人口不是关键因素，投资银行的长期经济预测也不是。二十年前日本被认为是美国的最大对手。像中国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国可能会由于未发挥出潜能或者由于国内矛盾而崩溃。短期来看可能他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比如说，日益强大的中国就有可能和虽辉煌不在但依旧强大的日本发生冲突。西方列强依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所以值得警惕的隐患还是很多的。而随着岁月的年轮向前滚动，这两个亚洲巨人再次面对边界纠纷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中国和印度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这种给20世纪留下伤疤的问题在21世纪会不会再次发生。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那么舒服。中国的领导人总是称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报道是阴谋——一个不是想把沉重的全球经济负担抛给天朝上国就是想要孤立他的前奏，美国与日本韩国结盟，与台湾签订条约帮其进行军事防御，并且迅速与中国的对手——先是印度，现在又是越南——建立友好外交关系，这一切都是证据。

这是妄加揣测。其实美国可以向中国要求更多，虽然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汽车市场，最大的碳排放地和最大的能源消费者（中国本身也在竞争这个头衔）。为了改变力量的平衡，中国做了很多事情——逐步升级了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能力，建立了一只海军，太空和网络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这些都不会威胁到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尽管这周五角大楼一个关于解放军让人费解的计划的报告敲响了警钟。但是中国军事上的进步着实让他的邻居和对手绷紧了神经。三月份韩国的一艘护卫舰“天安号”被击沉，（显然是朝鲜的鱼雷干的），近几周中国就怎样处理这件事和韩国以及西方国家发生了争执。另外，中国想要贪婪的占有全部的中国南部海域，就这件事北京方面也与东南亚国家发生过不和。

印度也被中国的军事进步搞得紧张兮兮。虽然中印边界战争已经过去快50年，但是印度对于在那次战争中所受的耻辱仍然耿耿于怀。一种习惯性的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扎根于印度。印度认为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在挖自己墙角：在两国都需要进口的能源的安全供给上先发制人；通过各种操作，特别是通过与他的南亚小邻居——尤其是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外交关系来阻止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印度也注意到，在由于更广泛的合作利益而把边界争端暂时搁置了数十年之后，中国近年来在1962年作为导火索的西藏和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强硬。这种让印度忧虑的局面促使印度在战略上与美国走得更近——特别是签署了具有争议性的《美印民用核合作计划》

北京方面对印度混乱盲目的民主制度不屑一顾。但是他们必须把印度当做一个不可小觑的长期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如果印度继续倾向于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印度和中国一样。中国随后突飞猛进，远把印度甩在了后面，似乎再也赶不上了。但是印度的长期发展势头看起来更强。当中国正值工作年龄的劳动人口开始缩水的时候，印度正处于人力资源的暴涨期——这种暴涨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曾带来了持续的繁荣。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印度的增长会超过中国不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印度有民主上的优势——至少有一个疏导民众不满的压力阀。印度的军队数量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他在具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地区有10万驻军（是美国在伊拉克驻军的两倍多）。并且因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没有威胁，他有一些在价值观上相同并且可以制衡中国的强有力的伙伴。

及时解决问题

目前看来，中印之间重新开战的导火索会是那些唤醒沉睡于中国媒体和印度智囊团那些退休军官中的致命的民族主义的东西。今年中印贸易额预期将达到600亿美元（是1990年总量的230倍），乐观主义者们为此欢呼雀跃。但是20世纪给我们教训是：在利益上可预见的冲突会演变成可预见的战争，从而导致不可预想的可怕的后果。如此依靠中国的繁荣和更加民主来把问题解决妥当似乎是不明智的。应该做两手准备。

首先，解决边界问题的进展缓慢，应加以恢复。主要的责任在中国。中国已经得到了他真正想要的地区却依然声称对阿鲁纳恰尔的所有权，将其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毕竟中国已经解决了与俄罗斯、蒙古、缅甸和越南棘手的边界问题。那么就可以肯定中国在和印度交手时不会遇到挫折吗？

这就引出了第二点更深层的需求，欧洲付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才解决这个问题：崛起中的亚洲缺乏正式的机构来改善这些争端。中国对多边外交的厌恶把东盟弄得服服帖帖。像任何横行霸道者一样，中国喜欢逐个收拾他的对手。如果中国和印度，还有日本能够建立一个地区性的论坛来相互交流，把不可避免的较量变为合作和良性的竞争，这样就会好很多了。

从全球来看，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建立的规则系统给新兴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它也反映了一个过时的世界秩序，不能代表目前的全球形势，更不用说未来了。中国和印度应该是塑造主导二十一世纪的规则的主角。这需要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同。但是这也需要中国和印度致力于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认真努力地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注释
1. 民族国家是政府体制的一种形式。当代民族国家常为多民族国家而多元文化主义常用来形塑及争取对体制的认同。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在什么程度上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使用民族团结作为国家的政策。（具体参照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cn/民族國家）

译者：踏雪寻友

中国终于超过在名义GDP上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相较于日本的1.288亿美元，第二季度中国生产总值为1.337万亿（相较而言，第一季度日本产出值则要大于中国，而美国第二季度的名义生产总值为3.522万亿美元）。这种转变当然会引起广泛的讨论与误解。这里需要提及一些要点。

第一，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确实引人瞩目，然而快速接替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样也反映了日本令人失望的经济增速。相比于中国经济的繁荣，这个事实更像是在说明此时正是日本经济的阵痛时期（其他强势经济将面临陷入经济低迷，进入日式经济停滞的危险）。

第二，中国仍保持着极低的人均收入。中国人比美国人多花了三倍的时间，生产值却连美国的一般都不到。这有点误导了——中国城市生产率并未落后美国太多，然而被农村上亿贫困农民在经济增长中有限的贡献给抵消殆尽，然而生产总值仍使观察家倍受鼓舞，极大的夸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程度。

第三点，中国的艰巨挑战仍在前方。正如普拉萨德所言：

在历史长河之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实际意义上比肩中国：它的地域如此之大，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然而却在人均收入和其他发展指标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巨大鸿沟；即使以目前的经济增速发展下去，中国仍需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世上百万的人民从可怕的贫困走了出来；基于这点，的确值得庆贺。不过，经济转变的进程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来说仍然困难重重。

译者：alevinia

Aug 5th 2010 | MOKHOTLONG

坐落于莱索托贫瘠而又美丽异常的东部高地，莫霍特隆算是非洲穷国中最僻远的小镇。直到1950年，才有像样的道路能通往那里。然而，这样与世隔绝的地方也未能逃开经济全球化势力的入侵。小镇主街道上坐落着中国加油站，旁边有汇华超市，接着便是华泰五金商店和吉利来杂货店。一路下去，还能看到福中五金店和家具批发商。

年仅22的陈军峰拥有四家企业，这便是其中一家。他觉得这边的生意比中国兴旺不少。“我想在这一直待下去”，他如是说。陈先生来自中国沿海的福建省，那边长年盛产中国移民，他于四年前来到莱索托，仅以一家商店起家。散居在莱索托的还有陈先生家族的另外172名成员。

在首都玛瑟如城外的山地上耗费几小时的车程，便能与另一侧看到一个即将完工且代表着中非交往日渐密切的象征物：一幢由中国政府出资并由中国企业打造的崭新议会大楼。一个共和国家居然为一个多党国家的立法机关买单，这还真有点怪？“他们感兴趣的是这儿的经济”一位议会成员说道，“即便这里施行军事统治，他们也照建不误。”

为了与非洲政府拉拢关系赢得资源，中国政府于当今这场非洲利益争夺战中一直饱受人权等问题的诟病。期间，一家致力于监控全球民主行动的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给莱索托的评级为“半自由”。莱索托最近的一次大选是在三年前，当时因120个席位的分配问题起了冲突。从1966年独立以来，该国还经历过一连串危机和政变。1998年，一个名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15国区域性组织还从南非和博兹瓦纳调动军队，以武力介入，镇压了这里的一场政变。如今局势已稳定不少，但去年仍有一些反叛份子企图射杀总理。许多民众怒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毫无作为。

作为一块四面皆被南非包围且人口仅有两百万的飞地，莱索托从理论上说对中国的价值微乎其微。他向南非出口水和人口资源，其最大型的纺织业也主要由台湾企业掌控。在中国政府看来，建造议会大楼的举动或许是为了让非洲国家看到中国对各国是平等相待的，并没有忽视那些缺少资源的国家。

在莫霍特隆及其他地区，诸如陈先生这样的中国商人似乎与地缘政治毫不干系。但长远而言，他们带来的影响要远大于政府。无人知晓到底有多少中国移民活跃在非洲大陆，有人称移民数量已达一百万之多。最终，或许这些新近迁入的中国人所带来的影响力会盖过国有企业和政客们。

译者：ClarkChen1987

Jul 22nd 2010 | Hong Kong 
  
  在怪事连连的中国股市，长久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A股对H股的溢价——即同样一支上市股票，在大陆持有要比在香港的股价高。但是现在人们的疑问变成了为什么原来的 溢价已经消失了。（见图表）

  
  通常对A股溢价有如下解释： 封闭的资本市场和严格监管的金融系统让中国投资人仅有三个领域可供选择。第一是房地产市场，但是房产有不菲的交易费用和近乎疯狂的价格波动。其次是存入银行，而存款利率日渐下跌; 第三是股市，虽然股价的波动和房价一样巨大，但是交易费用大为降低。上述原因让大陆股价高过其他有较多投资选择的地区。

  那么，究竟是什么变动使得溢价消失了呢？最近一次在A股和H股同步交易的股票价格接近是在2006年。那是因为银行新股估值过低，潜在收益吸引海外基金经理蜂拥进入香港市场。这次的情况则不同。今年A股的股市表现是全球最糟糕的之一，沪深两市的股价已经分别下跌了22% 和15%。但是同一家公司在香港的股价下跌的远没有这么多。看起来比起国内，海外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信心。

  大陆A股的熊市有可能是因为投资者的资金已经见肘。最近中国农业银行募集的190亿美元的资金中，有60%是来自其他国有企业。每一家巨无霸银行都排队等着注入资金，而且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的筹资计划。根据的dealogic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在农行上市之前，中国公司已经在股市募集了总值高达540亿美元的资金，另外发行了总值800亿美元的债券。这数目无疑是太大了，甚至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

  另一种可能指向人民币的改革。7月19日央行宣布银行可以在香港销售人民币产品。（见注1）一系列的决定表明原本阻隔人民币和外界联系的政策已经有所松动。也许大陆对香港同一支股票的溢价正在缩小是因为两者的障碍正在消失。

  以上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已。众多投行正在竭尽全力以求探明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他们正在着手为更多公司筹资。股价低迷，但是公司谋求上市的热情不减。在大投行手中希望在未来上市交易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他们希望在国内上市或者由痴迷中国市场的国外买家持有。外资企业也发出了希望在上海上市的声音。这一进程可能在明年早些时候成为现实。也许，大陆股票的溢价消失是因为当下连外国投资人的选择也变少了。

注：1央行与香港金管局7月19日签订清算协议
据香港媒体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敲定在7月19日签署修订《清算协议》，新协议将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开设人民币账户，让银行、证券及基金公司可开发及销售人民币产品。

译者：zpl466@126.com

Jul 22nd 2010 | HONG KONG 

        在围绕着中国股票市场的众多离奇事件中，一直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同种股票在内地交易所的股价要比香港交易的价格高。现在的谜题是溢价为什么消失了（见表）。
 

一般来说，对溢价的解释流程如下。封闭的资本账户和运行严谨的金融系统使得中国的投资者只有三个投资的方向：交易成本较高且价格火爆的房地产，提供小额利息的银行储蓄或者是价格波动同房地产一样大但是交易成本较小的股票。同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地方相比，投资渠道的匮乏拉动内地股票水涨船高。

那是什么变了呢？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交易的股票价格上一次下滑还是在2006年，当时国外基金经理人陶醉于低价的银行股带来的潜在收益而纷纷涌入香港股市。这次情况却不一样了。上交所和深交所的股价今年分别下降了22%和15%，使得中国大陆成了世界上表现最糟糕的股票交易市场。同一家公司在香港的股价跌的就没那么多。似乎局外人要比中国人自己更愿意相信中国经济增长的神话。

大陆股票市场的萧条可能是因为投资者被三振出局了。在最近中国农业银行新增的190亿美元融资中，超过60%来自中国的国营企业。每一家银行都在排着队等待新资本的注入，而同时又有很多其它的也股票在发行。今年上半年中国公司的流动性增加了540亿美元（在农行上市前）此外，债务增加了800亿美元。即使对中国来说，这一数字也太大了。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考虑到人民币的自由化。在一系列的决策中，出现了一些小的裂缝将中国的货币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这些决策中包括了7月19号发布的公告中提出的拥有多种人民币结算方式产品的银行将可以在香港进行交易。也许港股和内地股票之间差距的缩小是因为两地间的隔阂在变小。

        然而，以上这些都只是理论。投行的银行家们正在努力搞清楚，就在准备让更多的公司公开上市的时候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抛开股价的下跌，上市的热情还是丝毫未减。多数大型银行对未来交易的规划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希望在国内上市或者托付给对中国着迷的外国买主的中国公司。非中国公司也争着要在上海上市，这一进程会在明年早些时候开始。可能溢价的消失是因为外国人现在也没有太多吸引人的选择了。

译者：evensan

大范围的学术欺诈可能会束缚创新的推动

Jul 22nd 2010 | BEIJING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经常也很铿锵的谈及培养创新的必要。他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现状：维持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需要中国超越单纯的劳动力拉动型生产，走向发明，创新以及其它的一些发展进步这样的知识型产业。

然而，要做到这些会很难，尤其是在中国以无处不在的学术和科学违规而闻名天下的情况下。中外学者都说，学术欺诈仍然很猖獗，从捏造数据到学位造假，实验室伪造以及大范围的剽窃，无所不在。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的案例集中在唐骏身上，这是一位著名的经理人，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同时也是一本流行书籍《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作者。他最近因为造假而被起诉，他声称自己手持盛名远扬的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他对此的回应是出版社弄错了，事实上他的学位是来自另外一所大学，没那么出名的一所加利福尼亚的学校。

另外一个案例涉及到一位知名的中国学者的剽窃，这一事件引发了专家们对于引进调查的讨论。一位西方学者详细讲述了一项社会科学项目最近是如何受到危害的，当项目组把数据收集外包给一家中国公司的时候，该公司的研究人员很轻易的就私自填写了调查表的空格。

这种不诚实的问题在中国并不罕见，但是糟糕的同行审查机制，令人误入歧途的一些诱因以及对学术行为检查的匮乏，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欺诈变得更普遍。一位纽约州立大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专家曹聪指出，因为搞学术的人希望通过公开发表刊物的数量而非质量来晋升。这样一来，奖金同学术严谨毫不相干。那些很少为了造假而发表文章的资深的高级科学家也从不给后辈树立好的榜样。

大范围学术造假的寓意深远。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nis Fred Simon博士称，与日俱增的造假的迹象“呼吁我们质疑中国科学事业的整体信用 – 而且很遗憾，这又会使大家担心中国产品的安全程度以及来自中国的信息的可靠性时雪上加霜。”

事实上，国外的科学家可能想同中国撇清关系，因为他们担心会卷入丑闻中。今年早些时候，在发现70篇由中国人提交到国际期刊的关于钻石构成的论文涉嫌抄袭后，柳叶刀医学杂志呼吁中国政府“加强学术诚信方面的管理”。迄今为止执行的一些该杂志的建议并未成功的深入到中国的科学家为什么会撒谎的根源中。

        可以感受到的另外一个直接的成本可能会是在中国学生申请外国学校的时候。招生的官员对于模式化考试的近乎完美的成绩和来自教授的溢美之词表示怀疑，而这些在中国学生的申请文件中都是家常便饭。其中的风险是，真正有能力的学生会因为对方对造假的怀疑而被拒。但是至少外界对于中国学术的平等看待会起到帮助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海外取得学位后回国任职，创立了一种非正式的帮助外国人确认申请者资质的系统。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改进，但是却可能令中国收益良多。

译者：evensan

        最低工资法案之前还有另外两项就业法规，以及政府插手商业活动，扩张的公共服务和工业政策。以上这些在其它国家早已司空见惯，但是对香港来说却很稀奇。可能你会认为这是13年前主权移交到中国的产物，然而，对此影响更多的是在香港做为殖民地的最后几年里政府的一些举措以及后殖民地时期政治权利的急速扩张，当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扶摇直上（见表1）。事实上，担心高代价的经济繁荣的中国政府官员们通常是节制消费的提倡者。

因为改变是递进式的，直接赋税仍然低企，而且香港一直在节省军队开支，所以这种转变时很容易预见的。但是所有这些的共同作用折射出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变，在那个曾经被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描述成世界上最大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实验地发生的转变。

名存实亡的自由

当然，香港从来都没有完全摆脱国家的干涉。就在1841年香港在“穿鼻协议”项下获得名义上的法律头衔后不久，英国人就马上开始了第一项市政工程建设，一座为纪念因痢疾和疟疾而死去的大批殖民者的墓地。殖民地政府保留了决定性的资源-土地的控制权。他们只提供了有限的租借，唯一的例外是英国圣公会教堂在当地的总部。自此之后开始发展的房产市场，一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由政府和企业大亨联手操控的房产市场，能够迎合纯粹的非自由市场主义者。

房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影响到其它部门，例如零售业。与自由市场规则相违背的另外一个例子是香港货币盯住美元维持在一美元兑换7.8港币左右。而且香港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承认或者纵容垄断，博彩业就是一个例子。香港的发展方式同完全的自由竞争扯不上一点关系。

然而，随着政府干涉无孔不入，尤其在二战后，香港依然不会对价格，工资和进口进行管制，商业规则和就业方面也一样，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就是，官方没有那种“花别人的钱管别人的闲事”的直觉。就像《经济学人》在1977年说道的那样：“一位商人在香港开店，发现这里税收很低，没有愚蠢的政府干预，这里的政府倾向于鼓励他尽可能多的赚钱。他发现一片美妙的新大陆，这里没有政治干预”。

通常来说，这是抵制英国政府的结果。奥克兰大学的Michael Littlewood说，从1947年开始，至少有三次，伦敦方面发来指示将税收提高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目的是为一个现代化的福利性地区打基础。但是每一次，那个被派去管理香港的人在本地人的支持下都使得香港犹豫不前，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商人，他们可能从灾难蔓延的内地学到了太多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鼓励香港引进社会主义。

自由市场信条在郭伯伟爵士担任殖民地财政大臣的1961-1971年间达到了顶峰。为了维护自己的第一份财政预算，郭伯伟拒绝为新兴产业提供补助（一种新生产业，如果细心呵护的话会一直是新生产业）；拒绝为战略性行业提供廉价土地补助（只是一个会“导致我们的资源低效使用”的拍卖）；以及最特别的是拒绝为工业政策提供补助（“最好是依赖于看不见的手而不要相信笨拙的政府之手”）。

他对于亚当-斯密斯的信仰经受住了可能会抽干虚弱的人的灵魂的考验。1965年，两家银行破产导致政府要为储户进行补偿（政府的付出稍后会从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上弥补回来），同时也带来了存款保险的引入以及政府支持的实业银行的创立。郭伯伟对于所有无法控制的事情三缄其口，声称财政系统的核心是好的。储户的损失为道德风险上了很好的一课。

政府也不是完全的无动于衷。他提供了流动性来维持否则可能会枯竭的信贷底线。据说，另外一家处于困境中的银行在担保下被合并到汇丰。但是任何一个政府担保都是私下进行的，因为政府以出面干涉为耻。

同样，郭伯伟也反对五年发展计划，他的意见是抵消这些支出的收入无法预见。官方统计数据的公布也被截断，原因是担心这些数据会引发公务员的干涉。当旅游业向政府寻求援助的时候，郭伯伟给出的回应是，对酒店征税来弥补成本 – 此举也对其它申请援助的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甚至于公共服务也由私人来运作。政府为过海渡轮修建码头，但是渡轮，巴士以及港口下的隧道却交给私人经营。

尽管社会需求压力很大，移民人数也呈现井喷，政府还是将节俭进行到底。来自中国的身无分文的难民涌过边境；香港地区的人口在1948到1965年间翻了一番。香港人创立了公共秩序和自由权，除此之外，政府再无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姗姗来迟的房屋建设高潮，当然也是在严格的财政约束下实现的。

        小气的政府，匮乏的资源以及虎视眈眈的北方邻居，这就是香港人在自行其是的情况下能取得如今的成绩的背景。经济发展曾一度处在停滞状态（见图2）。在短短几十年间，香港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方摇身变成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并且现在仍然是（见图3）。

        在最低工资上的努力折射出的是一种渐进式的而非突然的转变。授予殖民地长官实施最低工资权利（但非义务）的法规在1932年获得通过，1940年得到进一步加强，1999年再度被提及。关于最低工资的自愿计划在2006年被提议。现在只是最低工资额变成了一项法律。既是工会领导又是立法会一员的李卓人说，尽管遭到了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本人和多数的企业集团的反对，这项法案还是被提出了。但是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由市场智库狮子山学会外，鲜有公共批评。少数的提出反对意见的团体，像是餐饮业业主和餐馆老板，都遭到了媒体的批评不再出声。

8月，香港政府会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是最坏的打算，这个标准也会比现在主要的速食店（对市场情况的一个参照标准）通常情况下的支付额高出大概1港币，很多低薪的人将得到改善。接下来会将法规引入到限制工作时间上。紧跟着，预计会推进劳资双方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在移交主权前不久这项权利刚刚获得殖民政府的通过，但是主权移交后马上就行了修改。李卓人认为以上两项法案都会得到广泛的支持。

法案带来的二级效应不可避免。自由党立法议员刘健仪说，即使达到每小时24港币，最低工资会使香港失去3万份工作，或者说1%的劳动力。在每小时32港元的水平上，会有7万份工作流失，使得失业成倍增加。被香港地区大量的餐馆，建设工地，清洁和快递行业挖走的年轻人和中国来的移民会是首当其冲放弃工作的人。以上这些行业也以低价雇佣残疾和年长的人士。如果这批人失业的话，为其进行扶持的补助也不得不加大。

最低工资发同样会使得涉及在香港做生意的法规的到延伸。尤其是处在创业阶段的生意人，他们习惯了没有官腔的环境。截止到1999年，各个公司还被要求将每位雇员的入职和离任时间告知政府，并且每年要提供他们的收入信息以便核算税费。但是因为只有收入在9万港币以上（后来调整为10万港币）才需要缴收入税，可能60%的人口都分文未缴。小公司通常不受这种档案工作的困扰，他们的不配合也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不计了。即使是老练的跨国公司业无需担心，他们可以在几小时内设立一个代表处来应付这些没完没了的书面工作。

所有这些在2000年因一项强制性养老金机制而改变，这是末期殖民政府拥护的多项社会政策努力中的一条。公司被要求向指定的一些中间人提交月度数据，并且为月收入高出5千港币的职员上缴其收入的5%。最低工资法案会再次并且极大的增加对书面工作的需求。针对工作时间和工资的诉求将面向所有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在小摊铺和市场里打工的人，他们是香港经济中活跃的一份子。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做数据收集和审核各公司的工作。

方方面面立新规

其它的劳动力市场法规也在进行中。你可能会说一些法规来的迟了：1996年基于性别，残疾和家庭地位的歧视被明确为是非法行径；2009年，该法规延伸到包括了种族歧视。业内开始实行局部的标准。例如，香港曾经是全球医师追求的目的地。在郭伯伟的任期内，生于香港的医生中有一多半的人都在海外接受教育。但是1997年，新的行医资格证被限制于在香港本地注册的医师中。有着国外培训经历的专家开始变得寥寥无几。最低工资法案中的一个条款禁止所有行业雇佣无薪酬的学生做实习，那些在香港上学的除外。

产品市场的规矩也更多。香港对于自由贸易的热情拥护使得岛内的食品店摆满了世界各地的美食。但是7月1号，一项食品贴标法开始生效，这类法规通常出发点很好 – 要求标签上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变质食品的担心，但是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香港食品委员会（一个行业协会）在引进贴标法前不久发布了一份调查，调查显示岛内销售的包装产品中，10%的产品不符合标准必须要下架。一家大型的百货连锁店已经下架了1000多种商品，其中包括非常普遍的早餐麦片。销售民族健康食品的小店称，这项规定会清理掉他们全部的存货。

在金融方面，政府干涉也在抬头。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是在政权移交前不久创立的，其隐含的目的是鼓励房屋所有制，同深陷最近的全球危机核心区的美国巨头房利美和房贷美颇有些类似。香港银行历来是保守的财主，放出的贷款占到资产价值的不到70%，有时甚至不到50%。

按揭公司提供的一项保险方案使得香港本地的银行将放贷额提升到了总资产值的95%。就像房利美和房贷美一样，该公司通过购买，打包再出售贷款的方式成了一级市场上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该公司也进行了海外试水：2008年按揭公司在马来西亚创办了一间合资公司，提供贷款担保；2009年在深圳又开了一间，而且收购了韩国的一家有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

做为对1997-1998年间的亚洲经济危机的应对，政府通过购买本地股票的方式直接干预香港股票市场。尽管2002年这部分股票中的大部分得以清算，还是有价值500亿港元的股票由央行下属的基金所保持。自此之后，这一资产包升值缩水的程度大过本地市场，说明该投资组合的管理非常活跃。

200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香港引进了普通存款保险，这曾是20世纪60年被明确驳回的东西。相关的法律预计在年底生效，但是监管者和银行家在非正式场合称，香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放任任何一间银行走向清盘。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引起太多重视，可能最令人好奇的一个转变是新的垄断法，该法案的草稿在7月2号进入了政府档案中。原则上说，这样的法律应该推进竞争。事实上，该法律似乎要将香港的视野延伸到私人企业尤其是兼并上，同时使得那些往往是和政府相关的既成的垄断企业扎根下去。背地里，这些公司还在忙碌的寻求豁免。

这种垄断企业的一个例子是拥有赌彩经营权的马会。同时他也是最大的直接纳税人，纳税额占到总税款的7%，而且通过在学校，医院和其它慈善机构上的捐助，从利润来看，大概又有另外0.7%花在了公共服务上。很多的公司都希望打击此类的垄断商，从他们争先恐后的挤入隔壁澳门就能看出来，但是因为扮演着慈善的角色，香港马会可能会受到保护。

重建
其它的垄断商可以预期得到类似的待遇。1986年，四家股票和衍生品交易所合并成了一家受控的垄断巨头。该交易所的股票公开上市，但是2007年，政府披露自己拥有6%的流通股，成为了该交易所最大的股东。因此，政府对该交易所的成功运作有着直接的财政兴趣。自此以后，在香港设立替代市场的尝试被保护性政策彻底阻碍。

政府在物流方面也在提升自己的角色。在很多国家，政府参与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香港，政府干预同其自由市场的历史格格不入。跨海隧道的入口永久都处在瘫痪状态，这要部分上归功于收费-尤其是高峰时段的收费-非常的低，这条隧道在20世纪70年由私人投标建设但是在1999年归还政府管理。新机场被规划成一个可以上市的独立的实体，但是关于私有化的谈论已经鲜有耳闻。两个大型的新建项目 – 港澳大桥和通往广州的高速公路 – 直接由政府处理，再也没有关于私营的纠结或者讨论。

仅仅在几年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步伐似乎会因为经验而停下。修建迪斯尼游乐场和一个叫做数码港的的地方的巨额补贴都招致了强烈的批评，后者是一个鼓励同互联网有关的公司发展的计划。迪斯尼已经宣告失败，而数码港众，所周知是企业大亨在投资上的一次意外收获，他们在产业规划的名义下获得一块廉价的土地再转手卖出修建豪宅。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迪斯尼最近获得了更多的占地。新增的面积被预留做“科学公园,将游乐园这个幼稚产业整体倒了个个儿，而且，在重振香港日渐暗淡的电影业上也有资金投入。

以上这些不是毫无关联的独立章节。所有这些动作背后是官方对于经济的态度的转变。2008年，曾荫权宣布他成功的使香港纳入到了中国的五年计划中。去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他说：“我们要重新考虑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此外，会有特殊的努力来带动六项产业的增长。换言之，香港现在有一个工业政策。

米尔顿的失乐园之殇

郭伯伟为以上这些努力给出了两个合理的解释。首先，一个国家可能需要开发自然资源。但是这并不适应于香港。其次，国家可能对最大化财富的兴趣不如分配财富来得大。他也认为后者错误之举。曾荫权和他的同僚们也是最大化财富的支持者，但是，已经不再是穷地方的香港，可能已经没有空间在最大化财富了。

照最后一任港督康的说法，最后一期殖民地政府在支出上的巨额增长是必须的，因为“香港经济的活力和强度没有充足的社会福利来配套。”最近几项法律的修改都有社会政策的因素在里面，而对于转型的大范围的拥护反应了政治体制的开放，从而为实际的困难的解决施加了压力。

        总的来说，香港仍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之城，政府支出仍然远低于西方的标准。政府干预增加带来的成本尚需时日才能显现 – 而且这种成本永远都很难计算，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增长如此之快的情况下。然而，引人侧目的经济试验是走到头了。

译者：evensan

日本公司是最早入住中国开厂的公司之一。30年前中国经济开放几周后，在一次由亨利•基辛格安排的秘密会议中，邓小平亲自请求了索尼老板盛田昭夫。但是起初帮助开发了贫穷中国的日本制造商现在在这个较富裕国家的经营举步维艰。

最近几周，一系列劳动纠纷关闭了大量日本工厂并破坏了生产。其中的受害者丰田和本田由于供应商停产造成零部件短缺遭受打击。在其电子零部件工厂遭受一场罢工后，三美电子公司于7月3日恢复了生产。日本平板玻璃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分支也经历了不安。2005年，各公司遭受了由悲痛历史催生的反日骚乱；如今的问题是工资和工作条件。
各国公司管理其中国的劳动力都有难处，实际上，中国公司自身也是如此。工资每年上涨10%—15%，但是最近工人们开始要求更高的涨幅。劳动力市场问题是中国从世界工厂向购物商场转变的一个方面：由于雇员们要求得到更高的收入，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基地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但是作为一个消费市场的魅力增加。

然而，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日益成熟和日本公司富有偏见的管理手段，工人罢工对日本公司的影响尤甚。以前，日本公司利用中国工厂生产廉价的零部件或进行劳动密集型的装配。但是最近几年，它们开始做价值更高的工作，这需要较高技术的员工——以及更高的工资。然而，日本企业游说机构日本经团联的Nobuko Sanui指出，2008年以来，日本在华工厂的工资要比其他在华外资工厂的工资低。
 
此外，日本的管理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不太适用于中国劳动力。日本倾向于一并出口其商业惯例和高管，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日本企业依赖员工的忠诚、顺从和牺牲——这在其他工作文化中实属罕见，现代中国尤其如此。它们的准时制生产系统惊人的有效，但是也极易遭到破坏。日本公司努力在国外运营中像其在国内一样对工资斤斤计较。

中国员工认为，身为经理有权作出决定并能迅速有所作为。但是实际上，日本的高管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必须等待东京的指令。可是由于日本以达成一致为基础的决策制度，这一指令通常都来得很慢。日本能率协会顾问团的Mineo Tominaga解释说，结果导致日本在中国的分公司很难防止小纠纷升级——从日本汽车制造商的问题中可见一斑。

各公司正以三种方式作出了回应。第一种是加薪。本田将工资提高了24%安慰了罢工人员。第二种是改变其管理惯例，尤其要提拔当地的管理人员。制造重型设备的小松公司打算到2012年将雇用中国的管理人员领导所有当地的16个分公司，目前只有一家分公司是这样的。第三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劳动力较廉价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泰国和柬埔寨）转移。在今后三到五年，优衣库服装计划将其在中国制造的服装比例从90%减少到65%。

日本的老板表示他们没有被最近的问题耽误：现在他们已经对罢工和高工资的要求习以为常了，至少中国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仍在强劲增长，而日本却在萎缩。目前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占到其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这表明，尽管存在劳动纠纷，但是还是值得坚持并加大努力适应当地客户。
Jul 8th 2010 | TOKYO

译者：sailor

每当有重要运动比赛来临时，人们不可避免地大量讨论为什么一些国家表现良好，而另一些国家表现糟糕。当奥林匹克运动会到来时，谈论的话题总是印度：人们想知道，为什么有十亿人口的印度在大多数比赛项目上可怜得不能赢得一枚奖牌，为什么它很少赢取一枚或两枚以上呢？一般人们都会自然而然地觉得，这么多的人口当然至少能够产生一些冠军，这也是人们争论之所在。

当世界杯时刻到来时，同样的话题如今又流行起来。纽约时报网发起了一场“中国的足球明星在哪里？”的讨论。通常给出的解释就是中国对足球不感兴趣，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运动，更有甚者认为中国政府视运动为它的政治权威的威胁。

对我而言，这些讨论总是显得有些幼稚。考虑到资源有限，国家会选择性地把钱花在一些事情上，同时也会忽视另外一些事情。我猜想，只有当总体人口到达一定程度的富足后，运动才会成为全体人们的一个优先选择(政府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政府明显花费了大量的钱在比赛项目上)。就这个意义上解读，对印度或中国而言，奥林匹克或世界杯是奢侈品。甚至对政府而言，也需要做出选择：中国政府可能已经觉察到把钱花在体育运动上要比花在足球上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们能够冒着各种各样风险去从事那些最高风险、最高回报的职业之前，也必须先拥有一定的财富。以音乐为例，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请你选择一个发展中国家)把音乐或艺术作为职业？很明显这个职业是有风险的；当人们收入很低的时候，对风险的偏好自然就低。在任何一项运动上培养一名世界级的体育运动员要花费很多资源。偶尔会有一名很有天赋的运动员被企业赞助商选中而获得成就。但是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因为一个人在运动项目上要达到吸引潜在的赞助商注意的水准之前自身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

我猜想，在普通的印度或中国儿童的家长开始能够将运动视为一种可行的职业选择之前，这当中还需要一些时间。在这之前，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和印度不能在大的运动比赛上获得奖牌，将继续会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译者：towersim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