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的穷二弟阔起来了
Sep 30th 2010

在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冠军获得的奖牌是银质的。从那以后，白银便沦为了老二的象征。不过，近来银价上扬之速已超过黄金（见图，在整个时间跨度之内，银价都压着它的光鲜大哥一头）。9月29日，银价突破22美元/盎司。上一次白银达到如此高度还要追溯到1980年，当时德州石油大亨亨特兄弟（Hunt brothers）妄图操纵银市，使银价一度站上了50美元/盎司。接着，他们的如意算盘破产，银价随之崩盘，兄弟俩只能回去继续做石油生意。

此次银价稳步上升背后的就没有如此精彩的故事了。但此次银价高企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对投资者而言，白银与黄金吸引力相当。弱势美元、低利率以及经济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大笔购入黄金，将金价推上1300美元/盎司；也促使他们把钱投向与黄金相似的价值储藏物。白银不但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之选，而且其价格还受到真实产业需求的支持。

大约25~30%的黄金是由投资者购买的，而白银的这一比例只有大约10%。大约有一半的白银被用于工业用途（其余则被制成首饰和银器），不过数十年来用途不尽相同。

老式相片需要大量使用白银。据投资银行美林公司的数据，过去十年摄影业的白银需求量下降了六成以上。在2004年数码相机已开始流行时，摄影业年白银消费量仍高达5 600吨，相当于产量的二成。到2009年已下降到9%。

新用途填补了相片需求萎缩留下的空白。白银被广泛用于电子器件，包括电视按钮、计算机键盘薄膜开关以及CD和DVD碟片涂层。但白银的未来需求主要存在于太阳能产业。70%的太阳能面板使用含银的光伏电池。尽管不使用白银的技术正在不断发展，但政府的大幅补贴预计仍将助太阳能产业蓬勃发展。

发展中国家对白银的需求尤其可能持续上升。中国已由白银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供给方的情形则非如此。德意志银行的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指出，白银供给中有75%是铜、铅和锌矿开采过程中的副产品。因此大举增加产量并不容易。2009年，白银总供给量为27 650吨，只比2004年略高。或许未来运动员拿块银牌回家也会感到多沮丧了。

译者：majer

对冲基金争夺纽约最大公寓综合建筑之战败势已成

Sep 30th 2010 | NEW YORK

这是一处标志性的房地产，这是一场标志性的灾难。史蒂文森城–彼得库伯村（Stuyvesant Town-Peter Cooper Village）由一系列不规则延伸的砖砌公寓建筑组成，11,000套出租单元沿着纽约的东河排列成行。该住宅开发区俗称“史蒂城”（Stuy Town），有大约25,000名居民，大多数为中产阶级。这处房地产在1947年开业用于安置退伍军人及其家人。为了争夺其控制权，人们进行了数次战斗。

2006年投资者竞争购买史蒂城，他们的冲劲堪比纽约人为洋基队加油的劲头。Tishman Speyer房地产公司以及BlackRock基金管理公司最终获胜。它们为史蒂城支付了54亿美元——单处房地产有史以来最高的价格。但此后不久，商业房地产市场和住宅房地产市场衰退。新业主通过大幅抬高房租以推动现金流的计划，因法院裁决禁止执行而告搁浅。大多数公寓的房租受到控制；政客群起捍卫住户。Tishman和BlackRock在1月份无力还债，无奈将这处一度极有价值的房地产交给债权人。

这引发了另一场战斗。Winthrop Realty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以及威廉•阿克曼（William Ackman）领导的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对冲基金公司横插一脚，企图争夺该房地产的控制权。它们用大约4500万美元购买了该综合建筑3亿美元的夹层债务。它们的计划是迫使该房地产进入破产状态，从而得以控制房产净值。一旦接管，它们将把史蒂城变成一批负担得起的合作公寓。

贷出约30亿美元的优先债券持有人反对：他们希望取消该房地产的赎回权，将其售出，以收回他们的钱。法律争论集中于一份臃肿繁琐的债权人相互协议。阿克曼先生的集团乐观地声称该协议赋予他反对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权利。9月29日，上诉法院的一项判决支持优先债权人，为10月4日的已没收抵押品销售铺平道路。阿克曼先生可不甘心认输，他表示一定会提起上诉，而一旦获胜，将要求获得损害赔偿金。但Morrison & Foerster法律事务所的马克•埃德尔斯坦（Mark Edelstein）认为阿克曼先生的胜利“遥不可及”。

史蒂城的其他业主是否会幸运一些？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支付的价格。根据评级机构Fitch的说法，这处房地产现在约值18亿美元。但NewOak Capital资产管理公司的马雷•班赛尔（Malay Bansal）说，考虑到这处房地产独特的位置和规模，人们将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出价人有多大信心应付强大的租户协会和密切关注此事的纽约市政府官员。这两个团体都希望看到史蒂城依然是中产阶级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而这限制了任何买主短期内可能期望从这处房地产获得的利润。在法院发现Tishman和BlackRock非法向住户提高房租之后，新的业主还必须计划向租户退还大约2亿美元。

这种情况令拍卖极不可能获得足够资金来向优先债权人清偿债务，同时为阿克曼先生及其投资伙伴留下一些钱。然而，史蒂城不是唯一的机会。根据Real Capital Analytics研究公司的说法，8月末美国有价值超过1900亿美元的被取消赎回权而出售的房地产。

译者：translating

世界两大会计团体寻找新领导

Sep 30th 2010 | NEW YORK

标准制定者离职

罗伯特·赫兹（左图）的职业生涯之精彩，在会计师中无出其右者。他在2002年接任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主席的终身职位时，马上就需要处理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的丑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两起丑闻全是会计师唆使的。他由于未知的个人原因，突然计划在10月1日离职，这也是在一次部分归咎于会计师的金融危机之后。

赫兹的离任，遗留下一个与国际标准融合的计划，该国际标准由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制定，被美国外的大多数国家采用。而IASB的主席，大卫·特维迪爵士（右图）也将在2011年6月离职。尽管大卫爵士和赫兹即将双双离职，大型会计公司以及客户仍希望标准的融合能成为继任者的首要任务（原定2011年中期的最后期限就无所谓了）。

计划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是如何报告金融资产：以公允市价还是摊余成本。赫兹坚决支持公允市价，他认为用其他的方式将纵容金融欺诈。反对者认为，在市场崩溃时重新评估很少交易的资产，将更容易导致银行业危机，危机的后果也更加严重。其中一些反对者去年将赫兹拉到国会作证，导致公允市价一派的让步。但在近期的提案中，FASB再度强硬，要求大多数资产以公允市价报告。IASB采取了两分的方法，称持至到期的贷款和贷款等价物可以用摊余成本计算，而频繁交易的商品必须以市价计算。

赫兹离开留下的空缺将由FASB的技术总监填补。新任代理主席莱斯丽·赛德曼本身就是一名理事。这意味着政策的连贯性。但2011年理事成员由5名扩大到7名，可能会产生巨大影响。赫兹打破了委员会中投票的二比二僵局，让报告标准的提案向公允市值严重倾斜。该提案目前正在征询公众意见，但外界更加青睐IASB的方案而非FASB的。会计公司中的“四大”（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和德勤）以及要在国际上打交道的其他公司，都支持IASB。因此许多人认为，赫兹的离开，将让一个与外界能达成共识的人上位。

与此同时，在IASB，小道消息称伊恩·麦金托什被内定为大卫爵士的接班人。虽然麦金托什是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席，但他是新西兰人（欧陆人士不想再找个大卫爵士那样的英国佬了）。接任者人选将在年内公布。两个机构的接班人都急需外交才能。新任IASB主席需要讨好很多国家。而新任FASB主席不能再全面使用公允市值，则需要在这一问题上不失面子地让步。更困难的是，美国的新任标准制定者必须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一点点推离本土制定的标准，推向世界标准。

译者：qwerab

Sep 23rd 2010

意大利银行界忽现出局。联合信贷银行（意大利最大的银行）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普罗夫莫刚圆满结束美国之行，就接到董事长的电话，告诉他董事会想给管理层换血了。虽然曾就职麦肯锡的普罗夫莫先生耗费了十多年，将该行从无足轻重的机构改造成活跃于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和东欧的欧洲重量级银行，但该行的治理依然是旧派的。

意大利的“基金会”（曾是该行控股股东但如今仅持该行大概13%股份的非营利区域组织）似乎依然控制着董事会。它们担心失去影响力，自从普罗夫莫先生吸引了大批外国股东——包括颇有争议的利比亚中央银行和利比亚投资局（两者共持该行7.6%股份）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阿布扎比的机构（持5%股份）——之后更是如此。这些董事还认为他独断专行。

与普罗夫莫先生关系紧张的德国籍董事长迪尔特•兰布尔将暂时接管。在普罗夫莫先生领导该行15年之后，也许是时候换换人了，但这样的换法实属不当。对热衷于意大利银行的人而言，此种不当举措既令人沮丧，又司空见惯。普罗夫莫先生可能会收到很多意大利境外的聘任邀请。

联合信贷于2005年收购德国的联合抵押银行，在他的监督下实现转型。该交易不仅使联合信贷在德国拥有影响力，而且增强了该行在东欧的势力，使其成为该地区势力最大的银行。2007年的一项决策——通过收购资本银行来加入意大利本土卷起的合并热潮，则没有这么成功。资本银行是一家较大的银行，在其管理层努力下，该行业务好转，但同样深受董事会冲突影响。自从这次收购之后，资本银行业绩尚可，节省了大量成本，但回头看来，联合信贷所付报酬过高了。

如果再有一年，要想撵走普罗夫莫先生可能会比较困难。到那时，坏账费用很可能已经减少，而且假如利率上调，该行通过吸收存款获得的利润将会恢复，大大推动利润增长。但是按照现状来看，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紧缩，特别是因为这些基金会可能不愿允许银行筹集更多的外部资本来扩展其海外业务。

坚守意大利可能有效果。2006年一次合并形成了该国第二大银行——联合圣保罗。虽然该行在东欧有些势力，但它更多地集中于国内市场。该行是惟一不用筹集股本就度过危机的西方大银行（对此其高管津津乐道）；该行股价从2007年的最高点下跌约60%，与此相比，联合信贷跌幅约为70%。联合圣保罗的首席执行官科拉多•帕塞拉喜欢开玩笑说，该行拒绝成为“亮点银行”，这点就胜过许多欧洲同行；但是他也认为欧元区危机令该行股票处于不利地位，投资者将它看作是整个意大利的代表。

单独集中于意大利是不是切实可行的长期战略有待商榷。西班牙和英国债务先繁荣再萧条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意大利。在意大利，家庭债务保持在较低水平，尚有增长潜力。但竞争可能变得更加激烈。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英国巴克莱银行都在意大利经营零售业务，而且它们希望扩大这些规模以下的业务。帕塞拉先生比较放松，主张说利率和坏账费用的正常化将增加股本回报，使银行能够产生大量现金。

意大利的两家大银行在过去五年走了不同的道路。现在，过去的三年鼓舞了比较谨慎的那家银行，而比较大胆的银行则受到惩戒，令人不禁认为它们都可能掉转方向。然而，没有多少迹象表明联合圣保罗会进行疯狂大收购。该行预定明年年初出台的新战略计划预计会优先强调效率。联合信贷已经在整个东欧和土耳其建立了遥遥领先的势力，如果现在退出，实在不合常理。普罗夫莫先生或许已被抹除；但他留下的成果有望幸免同样的命运。

译者：translating

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需求疲软只是原因之一

Aug 26th 2010

美国人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就业市场富有弹性：萧条之后就业形势就会强劲反弹。劳动者一如既往地流向就业机会充裕的行业和城市。但在过去十年，劳务市场像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运动员，每次受伤都会更痛，痊愈也要花更长的时间。现在经济回暖已经不止一年，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人们忧心，这像是20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遭遇的硬化症。

恢复如此缓慢，部分是因为其经济遭受的是内部重创，而非皮肉擦伤。上次萧条期间GDP跌幅乃战后最大，产出仍远低于潜力产值。没有多少人预计会很快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但现在是连保守的预期都没有达到。危机结束后，就业率实际上是降低了；假如本要加入求职大军的受挫员工辞职，失业率要比现在更高。有经济学家担心，现在除了需求疲软，还有其他因素导致劳动者无法就业。失业率居高不下本身存在“结构性”原因。

这一说法源于最近一些数据中出现的反常情况。GDP增长没有像奥肯定律（该定律由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所言的那样，降低失业率。数据也不符合贝弗里奇曲线。该曲线以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命名，反映空岗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失业率没有随着工作岗位空缺的增多而降低。

由于时间上的局限性，不能就此数据上的偏差而作出任何结论，但是，数据出现相左是因为，阻止就业率上升的结构性障碍增多了。比如，跟失业救济通常为26周相比，在高失业率的一些州，这一时间延长到了99周。这些救济金给那些长期失业的人提供了重要支持，对支撑总需求起了帮助作用。但这也推高了失业率，因为劳动者因此而不像没有救济的情况下那样努力地找工作。

这一点的影响非常容易被夸大。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有资格享受失业救济延长的人比不能申请这种支持的人失业时间要长1.6周。这种效应相当于失业率增长仅0.4%（尽管其它研究表明这种影响要更大一些）。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美国失业救济的金额相对于其薪资水平来说相当微薄。

更大的担心是，求职者不再拥有用人单位所需的技能。消失的800万就业岗位中，有一半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离开这些行业的求职者可能要费更大的劲去适应更加活跃的行业，比如教育和医疗。供需错位的代价由于美国的楼市泡沫而加强。许多人所欠的按揭贷款比他们的房产价值还高。为了避免违约，家庭通常选择留在原地不动，困在失业率高的地方，而不能搬到就业机会丰富的地方。双职工家庭的增多也导致劳动者流动性的降低，因为在有两份事业要考虑的情况下，搬家找工作会更难。

这些因素有多重要？非常重要，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Narayana Kocherlakota如是说。他最近声称，美国“大部分”失业是由于这种供需错位而造成的，因此难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得到解决。这一说法引起一片哗然。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如果说结构性失业有所增加的话，那也只是微乎其微。

为数不多的具体评估中有一份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的一份报告比较了失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用人单位所需的技能指标，算出了州级的不匹配指数。该报告用当地的断供数据和止赎数据来评估地方稳定性。结果发现，这些因素的一个会扩大另一个因素的影响。作者们得到结论说，正是由于这种刚性，失业率跟稳定的通胀（大体上说，是结构性的）率符合， 从2007年的5%左右上升到了2009年的6%到6.75%。

就业恢复疲软，可能推高这些预估数字。长期失业者（失业时间超过26周者）现在占了失业者的几乎一半。现在有个担心是，这批失业大军越来越脱离就业信息渠道，失去新的就业机会，自身技能萎缩而无法就业。

裁掉中级技能劳动者

低迷可能加速了长期工作趋势的带来，而这种趋势在之前由于楼市繁荣创造的中低技能岗位而掩盖。新技术引发了劳动力的空心化和分极化。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增长，由于自动化而平稳下滑，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欣欣向荣。

把周期性原因和结构性原因分开很棘手，在低迷时期可能得出过于悲观的结论。IMF研究论文的作者们注意到，就业增长的结构性障碍可能是暂时的，会随着经济的恢复而消退。劳动者告别失业的比率不同产业间普遍较低，这说明技能不匹配在影响就业方面，还不像需求疲软那样严重。价格和工资压力的缺失指向劳务市场的严重疲软。但是，如果决策者认为，更强劲的需求将会消除失业，那将是不明智的。美国的就业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富有弹性。

译者：chia87

 
为小额贷款欢呼

“为大学生完成学业提供贷款是比给小企业贷款更好的扶贫方式。”一位蒙古的小额贷款人，新进XAC银行行长甘胡雅各•Ch•胡塔格如是说。高学历毕业生更有可能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正是因为如此，XAC银行从5年前开始为国家16万名高学历学生提供通常为$700-$900的小额贷款。

在新兴市场寻找资助贫困学生的新路子是贷款创新的热门途径。亚马逊一位前软件工程师库什•查克拉巴提在三年前成立了Vittana，这个机构通过“点对点”在线贷款模式，资助五个国家的学生，资金通常来自富裕国家的人们。三年前成立的Qifang，也在中国做类似的事情，在线收集中国贷款人的钱，贷给中国的学生们。Vittana的月增长超过30%，而Qifang也已经贷出超过130万美金。

2005年成立的Kiva的模式，和众所周知的点对点贷款网络如出一辙。Kiva已经向贫困国家的小企业家们累计贷款近1.6亿美金，几周内有望进入学生贷款市场。

向学生提供微型贷款存在两个明显的瓶颈。小企业家们面临着来自家庭继而整个社区同辈人的还款压力，但像胡塔格先生说的， “来自偏远村庄的学生们，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也没有什么名声可以顾虑”。五年期的学生贷款相比于最长1年期的小型生意贷款来说，是很长期的。这使学生贷款的风险增大，尤其是小额放贷人通常依赖短期就能回款的资金。于是，Xac银行倾向于贷给大二的学生，他们至少有一些履历档案。查克拉巴提说，Vittana模式的一部分就是贷款给现有小额贷款客户的孩子们，以那些在职业学校读毕业班的学生们为目标。

这种创新不仅仅局限于贷款。拿2002年成立的Lumni来说，它已经给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和美国的学生累计贷了1400万美金。投资者们的投资类似集股的模式，他们需要学生毕业后把一定比例的薪水付给他们，无论薪水是多少。Lumni的合作创始人费利佩•维加拉说，学生们做的好了，投资者也跟着沾光，要是学生们无所事事，风险由投资者来承担。另一家刚运营的Enzi仅为斯坦福大学来自印度和伊朗的学生提供贷款，他们要把毕业后5年内的薪水最多6%还给投资人。Enzi创始人阿什尼•莫弄特说，最大的挑战是有一份可强制实施的合同做保证。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学生将会受益。

鲍勃•戴蒙德成为伦敦最具进取力银行的首席执行官
Sep 9th 2010 
 

即将离职的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瓦利称，2004年他接管时首要任务便是结束这家伦敦银行对平庸国内市场的依赖。除了2008年避开了紧急援助外，银行走向国际化是他的最大成就—现在这家银行三分之二的业务是在国外。但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依赖性。巴克莱集团的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十年前尚不存在，而在收购了雷曼兄弟美国的部分业务之后，发展壮大，现在贡献了集团大部分的税前利润（见图表）。

巴克莱资本反向接管巴克莱似乎可由鲍勃•戴蒙德（长时间担任巴克莱资本的总裁）的任命得以证实，本周，鲍勃•戴蒙德成为瓦利先生的继任人（分别位于照片正中和左边）。一些人认为三月将生效的这场人事变动对银行来说是某种象征：一个有着洁白牙齿和一点个人崇拜的有才能的美国人从一个帅气、自谦、牛津大学一等荣誉学位获得者并喜爱钓鱼的英国人手中接过了总裁职位。那些担心“赌场银行”的人声称戴蒙德先生上任是一种挑衅，特别是由于一个政府任命的委员会在审视是否分拆大银行。

少数股市分析师甚至认为巴克莱被分拆有利于股东的利益。过度依赖风险利润已使股价下跌，他们声称，而且无论如何银行已经演变成一系列单独运行的部门。分拆投资银行—甚至搬至纽约—将会使其不受思想狭隘的伦敦政治家的阻碍而自由成长。银行的其他业务，包括在英国、欧洲和非洲的小额银行和企业银行业务，半独立的南非业务（南非联合银行），以及较小的财富管理业务，都可以独立地继续运作，或者也被分拆。

戴蒙德先生，在雷曼银行的收购交易之后搬到纽约，现在又从纽约搬回伦敦，他回绝了此类无稽之谈。“约翰和我以及董事会在战略上没有分歧”他这么说道。他和瓦利先生都声称业务组合的变化是银行的权宜之计，是暂时的。2007年巴克莱银行试图收购荷兰银行，这将使得它成为最大的全能制银行之一。但不敌苏格兰皇家银行，而后者很大程度上，由于这次并购不久之后接受紧急援助。时至2008年那段黑暗日子，雷曼银行的美国分支待售，巴克莱想买下尚未破产的雷曼，却未能如愿。

这是运气还是人为颇具争议—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汉克•鲍尔森在回忆录中写道，巴克莱试图收购雷曼的大部分业务，包括有毒资产，幸好被伦敦监管者阻挠。（“我可以从戴蒙德的声音中听出沮丧和愤怒,”鲍尔森先生说道。）但是修改后的交易却是巨大的成功，大幅增长了巴克莱资本的利润。

内务处理将巴克莱进一步向投资银行推进。2009年6月，它不情愿地将资产管理部门以80亿英镑（131亿美元）出售，而这与2008年10月主要来自中东投资者的70亿英镑融资一同提高了资本比率。2010年3月，在一些遥远的市场（例如印度尼西亚）,它削减了亏损的消费银行业务.

尽管如此，戴蒙德先生接管了一个与纯粹的投资银行依然相距甚远的银行。2009年上半年巴克莱资本贡献了86%的税前利润。随着零售银行的坏账费用下降以及利率上升，为了推高存款业务的净息差，巴克莱银行自然应该再平衡。以“经营利润”来衡量—例如，不包括坏账费用，或是由风险调整后的资产来衡量，巴克莱资产只占到了银行总额的一半左右。

瓦利先生长期以来一直表示银行“梦寐以求”的目标应是投资银行产生三分之一的利润。戴蒙德先生似乎对于确切的划分不感兴趣—“我们不要拘泥在精确的数字上，”他说。但他的确认为对于巴克莱资本来说，“雷曼的一单交易抵得上四至五年的增长”，而且“我们的确需要更平衡一些。”

巴克莱资本独立运作对于股东的好处似乎也被夸大了。作为一个大而低风险的银行的一部分，对其是有益处的。2008年9月8日（雷曼破产前数日），在雷曼兄弟的一次会议上，戴蒙德先生强调了这一点，提到全能制银行富有弹性。回首往事他说这次危机加深了他对全能制银行的信心。

巴克莱没有用小额零星存款来给充满风险的投资银行业务提供资金—在小额银行和企业银行单元，贷款额已经超过了存款额，意味着不管怎样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借给巴克莱资本。但是作为巴克莱的一部分，而且有政府暗中担保，巴克莱资本可能获得更便宜的贷款。它有着2200亿英镑无抵押贷款，占到了集团总数的绝大部分。如果巴克莱资本独立了，并且被迫支付大约0.5%及以上的利率，那它五分之一的利润将化为乌有。

当然，公共事业来补贴投资银行借贷成本的想法令政治家和监管者大为恼火。戴蒙德先生有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表明巴克莱已经变得更安全。除了进一步巩固其资本，它还积累了高达1600亿英镑的流动资产。如果借贷市场冻结的话，这些资本可以用来偿还债务。第二道防线更粗糙但也可能更有效：加入英国其他两大成功国际银行（汇丰和渣打）的行列：如果分拆被批准的话，则以将总部撤出伦敦作为威胁。（见文章）

从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瓦利先生一直显示出了敏锐的政治触觉，但对英国电视台采访时的表现却充满懊悔。戴蒙德先生能把曼哈顿上东区满屋的百万富翁的情绪调动起来，但是他现在必须成为银行界的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成功地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继巴克莱资本的成功运营之后，戴蒙德先生需要促使巴克莱不同的业务联合起来—“在整合业务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说道。作为投资银行家而成名并获得大笔财富之后的他，现在必须说服英国企业和民众——银行是一种国家资产而不是债务。

译者：zwgbm

2010年9月2日/香港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等资源贫困型国家通向工业巨人之路崛起之后，已经准备好让其他国家为其出售关键性商品，尽管有时候需以割肉的高成本。围绕着一组被称为“稀土”的元素展开的冲突，被有些人看做中国是否愿意互惠的试金石。

稀土在制造精密产品，比如平板显示器、电动车电池，风轮机以及宇航合金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被认为几乎所有全世界的产品供应短缺的原因，整个夏天，用于玻璃中的铈、汽油精炼用的镧、陈列用的钇，还有一系列其他稀土元素价格急剧上升（见图），“7月，一系列的月度出口最新数字出现缩减，30258吨，比去年减少40%。换句话说，缩减了15000-20000万吨，低于非中国区的消耗。”顾问公司Roskill Information Services的Judith Chegwidden说。

中国对环境的关注成为出口配额变化的原因，这听起来并不难相信。稀土比较危险，而且负责任的开采成本很高；中国的科技也一直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稀土主要储藏在两个地区：一是内蒙古，那儿稀土是铁矿石的副产品；另外是在南方地区，不同形式的粘土中发现稀土。尽管每一个地方的开采流程不同，但是对高毒性化学物质释放是相同，可怕的故事充斥在中毒的自来水系统和矿工周围。

但是，由于稀土价格的飙升仿佛还没有掌握在中国手上，很多人看到了另一面，藏出口配额背后更富野心的盘算：控制了稀土的供应，意味着中国也能够控制稀土在制成品上的处理和应用，这也将以更广泛的努力去推动他们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产品转型。

如果这就是中国的计划，时间是有限的。高价已经开始推动全球其他地方稀土供应上的反应。Chegwidden 女士说，最近几个月全球范围内稀土项目的发布频率，已经在提速。加利福尼亚的一家矿井，由于对环境的关注2002年关闭了，一家美国公司Molycorp，以各种方式想回到1950年代，企图重新启动这一曾经全球最大的稀土资源，不计成本成本来重新利用它。7月，Molycorp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金额达3.94亿美元，此后，公司股价上升了20%。

同样，西边澳大利亚的Lynas 公司也看着他们的股票从2009年早期上升了8倍，不久以前，一家中国的国有公司企图投资该公司，被澳大利亚政府阻止。有报道说，丰田在越南正在寻找稀土的供应； Sumitomo，另一家日本公司也正在在哈赛克斯坦行动。“供应的问题很好解决。”采矿业网站Kaiser Bottom-Fish在线的John Kaiser说。“只要花3-5年几百万美元。”中国长期来为了供应安全一直看着这些商品，也在说服其他人出同样的牌。

译者：vanillagao

Aug 26th 2010
 
  
美国人总认为自己的就业市场是灵动易变的，衰退过后，就业率总能猛然回暖。工人们经常性的在各行业、各城市之间往返，投身于工作机会充盈的地方。但是在过去十年内，劳动力市场渐有迟暮之势，每一次新的冲击都要带来比过去更大的阵痛，需要更长时间恢复。一年以前，本轮经济复苏刚刚开始，失业率持续接近于10%，令人怀疑美国是不是遭遇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大陆遭遇过的经济僵化。

经济复苏缓慢，部分原因是，如今的经济遭受的是精神创伤，并非伤疤一道。上一轮经济衰退时GDP下滑幅度创二战后历史新高，商品产量远远低于其潜在能力。大家对就业率快速、完全恢复已经不抱奢望，但对就业增长最谨慎的预期也没能实现。事实上，衰退结束后就业率依然在下滑，如果不是那些所谓的潜在求职者受到阻碍，退出劳动力市场，失业率也许会更高。有些经济学家担忧，除了需求疲软外还有其他因素阻碍就业上升，而失业率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本身的结构性失业。

这一担忧源于最近一些反常的数据：上升的GDP并没有降低失业率，这有违奥肯定律（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得出）。就业空缺与事业率统计图背离了贝弗里奇曲线（以英国经济学家WB命名）。虽然不断有新的职位空缺，就业率并未得到增长。

这些反常现象也许仅仅是暂时现象，不足以说明问题。但它们之所以恼人是因为还有其他理由让我们相信影响就业增长的结构性阻碍正在增加。例如，有些州针对高失业率已将失业救济金期限扩展到了99周，而在平时仅限于26周内。这笔资金助长了长期失业的同时，还推动了社会总需求。此外，救济金使失业者安于现状，不必急于找到工作也促使失业率居高不下。

我们很容易就夸大了这种影响。旧金山美联储的报告显示，符合扩大救济金条件的人比得不到救济金的人多失业1.6个星期。这等于把失业率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他研究结果显示其影响更大）。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失业救济金相对于其薪水不过中等水平。

人们更加担忧，求职者已经不具备如今用人者所要求的某些技能了。八百万失业人数中，有一半来自于建筑业和制造业，从这些行业离职的劳动者要在更加朝气蓬勃的产业，比如教育业、卫生服务业，获得职位，困难重重。而美国房产泡沫对这种技能不对口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已经资不抵债，为了不拖欠债务，很多家庭只能按兵不动，这把他们限制在了高失业率地区，不能向职业充盈地区调配。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开销的家庭模式日益增加，使劳动力机动性大大降低，因为要兼顾两种职业，迁徙寻工就更加困难。

这些因素到底有多重要呢？非常重要，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安纳斯瓦米•纳拉亚纳•普拉萨德说。他最近发表的“多数”美国事业是这种专业不对口造成的，因此放松的货币政策对此收效甚微。很多美国政策制定者相信，如果结构性失业不是唯一原因，也是部分原因。

最终得到具体结论之一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它最近出具的一份报告将事业者的技能与用人者所需技能相比较，得出各州技能不对口的的指数。用当地抵押拖欠和取消赎回权数值来估算地域不可机动性。结果显示，这些因素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研究者得出结论，这种僵化造成了失业率与国家通货膨胀保持一致（简单说，就是结构性数据），从2007年的5%左右到2009年的6%-6.75%。

疲软的就业率回暖可能推动这一估计值继续走高。失业超过26周的长期失业者占如今事业人数的近一半。人们担忧，随着其技能的萎缩，并日益脱离可为他们提供新工作的信息网，这些失业大军会演变成永久失业者。

剪除中间派

由房地产繁荣造就的中低技术需求型工作曾掩饰了当今的就业趋势，而如今的低迷会加速这种趋势。新技术的采用造成了排挤、两极分化劳动力的情况。自动化使中等技术工人就业增长放缓，但高级技术工人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从结构性失业中分出循环性失业十分困难，在持续走低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得出过度悲观的结论。IMF的研究结果说明，就业增长的结构性阻碍可能非常短暂并随经济复苏而淡出。再就业率在全国范围内一致走低，这说明技术不对口对就业率的影响并没有疲软的需求来的大。缺乏价格和工资压力让劳动力市场十分散漫。不过，政策制定者如果指望仅靠强劲的需求就能剪除失业，是不明智的。美国的就业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多变了。

译者：clytze4

拉美与亚洲发展中国家借款期限加长

2010 年8月26日 出自经济学人

很明显，秘鲁并不是投资客的宠儿。建国以来多数时候，它是一个债务违约国。近在1990年，它的通胀率还是7,500%。但在过去几年，秘鲁成功说服了债权方以秘鲁本国货币的形式借给它债期更长的借款。2006年，秘鲁发行了第一批20年期本国货币国债；一年后又发布了首批30年期国债。今年早些时候，秘鲁发布了价值3亿（1.052亿美元）新索尔的32年期地方货币债券。这些债权的投资人将以6.9%的收益率获得通胀风险的赔偿，这是一个开创历史先河的想法。

秘鲁并不是唯一处于这种境地的国家。90年代金融危机之后，许多新兴市场政府为了脱离反复无常的外国基金，纷纷设法建立起地方货币债券发行体系。延长债券有效期是紧随其后的下一步。2007年约40%的秘鲁地方货币债券为短期债券，(即在一年以内到期)。据国际结算银行的统计，这个数字在2009年已跌至30%。而墨西哥国家债务办公室的负责人Gerardo Rodriguez表示，墨西哥的平均债券期限已从2000年的1.5年在十年后的今天上升至7年。

请在这里试用世界各国债务的互动向导

亚洲国家也正致力于锁牢看重收益的投资人。菲律宾正实施一系列债务交换政策，政府愿以长期国债为交换买回短期债务，希望把菲律宾的平均债务期限从10年延长至25年。而印度尼西亚在7月把2011至2013年期间即将到期的债券换成了2031年才到期的债券。

越来越好的经济增长势头，低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以及专业的债务管理办法让亚洲和拉美国家得以延长债务期限(欧洲的新兴市场被公认为延长不了债务期限。) 。例如，乌拉圭在2005年建立一个债务机构。接下来几年里，它的借款就偏向了转趋长期端。乌拉圭公共债务机构的负责人Carlos Steneri表示，这是因为该国的GDP增幅预期放缓而造成的。

在过去十年中，为了吸收地方债务供给，国内储蓄量已有所增加。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小额投资者的数量正在增加。社保改革导致了现金充斥的基金的形成，而这些基金需要与其长期地方货币债务相对应的资产。据报导，多数秘鲁32年期国债由地方社保基金购买。这类机构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拥有更加成熟社保体制的拉美在延长债务方面领先于新兴的亚洲市场。

但成熟的地方市场似乎同样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墨西哥四分之一长期地方债务的债权人为外国人。根据金融数据公司EPFR Global的统计，截止到今年7月，新兴市场的债务基金流入量同比增幅超过两倍，已达到216亿美元。冒着握有新兴市场长期债务风险的投资者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赔偿不得而知，但对于身处主权债务市场林立的发行者来说，这意味着少了很多风险。

译者：lh1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