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9.9 柏林
 

     在柏林市中心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车间里，矗立着一件泛着光泽的金属锻件，足有四层楼高。它比人体还要厚，重量几乎和波音公司新型的梦想飞机不相上下。这个单独的巨大钢件—实际上是一个螺栓，在不久之后将被置于一个大型燃汽涡轮机的中心，该涡轮机发电量足可以满足一个小城市的需要。

    尽管设计精确，但从技术上讲，这个螺柱的结构并非特别复杂。也许世界上好多公司都能造得出类似的东西。然而，在工业就业机会应纷纷弃富国而去，流向成本更低的地方之时，它仍矗立在德国首都的市中心这一事实，无疑是德国的制造业—以及这一大型零件的制造商，西门子—尚具活力的有力标志。

      西门子忙碌的工厂里，大型机器人忙着切割和打磨将要组装进燃气涡轮机的大圆板，这标志着对德国的产品需求，尤其是对西门子产品的需求自实现了二战后欧洲最大萧条以来的显著复苏。截止到今年目前，德国制造业订单数比2009年增长了约四分之一。来自国外的订单增长了三分之一。截至六月底，西门子的持续业务订单比上年增长16%，季度营业利润大涨40%。

    按某些标准看，西门子的迅猛增长甚至将其竞争对手，在世界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通用电气公司抛在了身后。据伯恩斯坦研究所的一位分析师Martin Prozesky推算，在类似产品的销售额上，西门子已经比通用更高，后者曾信奉做就做到前两名，要么就干脆不做的精神。如图1所示，今年上半年，通用公司总销售额比西门子高50%。但如果将GE金融—这家通用的金融服务分公司刨除在外，同时将西门子的极少的金融业务（大部分是供应商融资）刨除，那么两家公司的销售额就差不多一样了。再将通用的媒体业务刨除，西门子就领先了。在两家公司多多少少有交集的领域中—这又将把通用的飞机发动机制造业抛除在外，西门子领先通用公司50%。

     在总市值上，通用（1650亿美元）仍几乎是西门子（870亿美元或680亿欧元）的2倍。鉴于通用有更广泛的经营范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但在2007年时，通用的市值曾是西门子的3倍多。二者差距的缩小与通用在金融危机所受的冲击有关：投资者大都担心GE金融的命运，它的业务多样，从信用卡到次贷无所不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西门子这个曾经没精打采的德国巨头重新焕发了活力。

     几十年以来，西门子都是欧洲重工业的问题儿童，摇摇晃晃地从盈利走向一个接一个季度的亏损，往往不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出了问题，就是开销猛增失去了控制。就算是盈利的时候，利润也薄得难以弥补资本支出—根据汇丰银行的分析师分析，在2000年代早期，西门子的利润照例般的仅相当于主要竞争对手的一半。直到几年之前，公司股价还一直低于其对手。

     造成如此困境的一个原因是，西门子举棋不定，到底是该集中精力专攻现代工业社会的核心，如火车、涡轮机和变压器的大型零件制造，还是也应该涉及小巧智能的东西，比如手机和计算机芯片。另一个原因是，对国内市场的病态的依赖，在1990年代早期，国内销售额仍然占总销售额的一半。公司的最大客户群多有国家背景，更乐于购买德国货。这种经济国家主义对西门子没什么好处，使公司变得臃肿懒惰，在海外竞争中步履蹒跚。“这是一家醉心于技术的公司，并不怎么把股东和资本回报当回事” Prozesky说，“兴趣只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比这些都重要的是，西门子管理不善已经很长时间了。2006-2008年公司卷入的巨大的行贿丑闻的只是暴露了管理混乱究竟有多严重而已。最后西门子因对世界各地的官员和政客行贿而缴付16亿美元罚款。调查人员发现，支付回扣的现象根深蒂固，公司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支付台”，员工在那里装满一个个手提箱的钞票来行贿确保成功签约。

     1999年之前，德国公司向外国官员行贿是不犯法的，西门子对这种所谓“有益支出”要求免税。在行贿被定为违法之后，西门子将该犯罪活动转为秘密进行，利用挂名公司和中间人来支付合同“佣金”。这种行为广泛且无耻。多达6700万美元的崭新而干净的钞票被毫无顾忌地装进一个个手提箱。美国司法部估计，2001-2007年间西门子支付的回扣达8亿零500万美元。

     法人犯罪似乎没有帮到公司，反而害了公司。赞成行贿的经理们，在过后就即撕下的易事贴上签字批准行贿，他们的问责感丧失得一干二净。销售员们只想着不计任何代价来赢得合同，忘了如何避免不赚钱的买卖。尽管行贿没少花钱，西门子却没赚到几个子。

     但代价更高昂的还是行贿被抓。付给美国一家律所的与内部调查有关的费用以及罚款加起来，丑闻造成直接损失约26亿美元。非金钱上的损失包括才干出色的首席执行官Klaus Kleinfeld的辞职，他曾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良多。以及前首席执行官，监事会主席Heinrich von Pierer的辞职。

     西门子的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公司员工陷入恐慌，试图收购公司的关键少数股份，使其摆脱被恶意收购的风险，来挽救这家德国公司的尊严。丑行暴露，动摇了公司在不行贿的情况下赢得合同的信心。“他们吃禁药被抓了，”一家名为Sterne Agee的美国经纪公司的名为Nicholas Heymann的分析师说道，“突然必须得开始按老方法来了”。

     没有什么能比危机更引发人们的思考。腐败丑闻引发的震动，对西门子既是动力也是机会，可以来一次彻底的大修。在当时所有的集团高管都有潜在腐败倾向的情况下，2007年，董事会被迫在160年来首次要寻找一名局外人来领导公司。最后选择了Peter Löscher, 一位铁腕的奥地利人，他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德国之外从事医药品行业经营。乍眼一看，他的局外人的身份似乎是他担任欧洲最大的工程公司老板的唯一价值。

重整旗鼓

     在几个月内，他已彻底将公司的管理体系进行了改造了一番。Löscher说，“在公司里，我的讲话的开头之一就是，速度，速度，速度。”结果在未爆出行贿丑闻的情况下，公司实现了大跨步的变革，而这本来看上去像是不可能的任务。

     原来半数的业务经理团队被换了新人。公司的11个部被精简至3个“部门”。而且Löscher让每个部门的领导们对自己部门的业务负全责，取代了由董事会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管理方式。 “这是在明确责任和义务，这样一天结束后我才能直视着你的眼睛对你说，你很负责。”他这样说道。

     这解决了让公司前任CEO们头疼不已的一个中心问题。“他们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责任的缺失。”摩根大通的Andreas Willi说，“也前也有过改革的尝试，而且也取得了部分成功，但却总是走两步，退一步。”

     在开了个好头以后，Löscher又实施了一项大的变革。他大幅度削减了公司的业务部门，或是单一化或是退出市场。比如电子消费品，该业务上竞争对手的优势已经不可动摇。在接手公司几周内，他就做出两笔大交易，以114亿欧元出售名为VDO的电动汽车业务及51亿欧元收购医疗诊断设备公司Dade Behring。

     所有这一切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给西门子在如能源业和运输业这些进入门槛很高的高技术基础部门中争得一席之地，或是进入卫生保健业和建筑的能源控制业，这些行业中，公司可将服务和产品进行捆绑。这听上去也许像是包括西门子在内的大型联合企业的陈腐而无说服力的理由，他们总是以这样的理由来说明，为何要拥有彼此毫无关联的多样业务。不过西门子似乎通过捆绑赢得了更多的生意。比如说，它可以审核某家公司的能源利用情况，然后建议改进，改进所花的钱随后就可以由于节能效应省出来。好多竞争对手都这么做了，但没几家公司像西门子这样，支持这么大的资本支出，来确保节能。

     这一举措已经产生了显著成效。就拿西门子获运营利润最多的部门—能源部门来说，西门子在蒸汽涡轮机制造上强势已久，公司的涡轮机在火电站和核电站中都有应用。加上合资伙伴和公司的特许经销商，公司几乎提供了世界上一半的能源供给，但除非核电站出现复兴，否则蒸汽涡轮机业务不大可能提供多少增长。

     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发电能源从煤向清洁燃烧能源的转变，大型燃气涡轮机的市场正快速增长。多年以来，西门子都难以将市场占有率提高至三分之一以上。但在过去几年里，西门子已凭借一系列新式涡轮机占据了市场领先地位，新产品更大，比现行市场所供给的更有效率。它可以有效汲取天然气燃烧热量的60%，而上几代产品能够达到55%左右的都很少。区区几个百分点的差别却意义重大，因为燃料约占整个涡轮机寿命成本的四分之三。对于大型涡轮机来说，据典型估计2%的燃烧效率的增加就能节省价值5000万欧元的燃料。

    在其他领域，西门子取得的进步同样引人注目。一个是风能，汇丰银行分析师认为，该市场2009至2020年间会实现5.5%的年均增长。西门子没有和市场领头羊们硬拼，而是努力开发可以泊于海中的涡轮机，海上的风力更强劲，同时环境更有挑战性，汇丰银行预计这一领域的市场年增长率将达到29%。现在公司已是海上涡轮机的首席供应商，稳稳占据这一领域的一大半市场，而且总的市场占有率也有提高。（见图2）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西门子在能源业上的最大优势不在单个产品，而在于拥有一系列互补的产品系，使公司几乎在电子产品的环保化过程中的每一处都有生意可做。其中一项技术就是高压直流电，现在几乎不为人所了解，但很可能成为所谓“绿色能源超级高速公路”的核心，因为这项技术使得大量电能可以通过很细的电缆进行长距离传输。

     用传统的输电线输电，在800-1000公里的距离上电能损失为10%。这限制了电能的交易，导致了在欧洲邻国之间或美国各州之间，电价都会差距很大。通过高压直流电电缆输电相同距离，损失只有2-3%，这使得在最便宜的地方发电，再输电至最需要的地区去变得更易实现。比如在中国和印度，一批新型的火电站和水电站就正建在深远的内陆，再和遥远的沿海城市相连。这项技术的应用有些历史了，早在1950年代，该技术就被用来连接哥特兰岛和瑞典大陆，但近年来，该技术所需的基础设施已越来越小巧，经济和可靠。

     西门子并不是高压直流电技术的唯一供应商，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不是最大的供应商，但却是能够提供从发电机到可以实现入户的本地网基础设施的唯一供应商。这使得公司能够参与一些大胆的新尝试。比如奇想的“沙漠行动”，在非洲投资兴建太阳能发电站，在通过地中海底的电缆把电输往欧洲。

     在西门子曾远远落后铁路业务方面，现在也迅速赶上来了。公司的新型高速火车不仅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而且是能效最高的。甚至连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也在考虑购买，以用于跨越海峡的交通项目欧洲之星的运营，而并没有购买法国国内的龙头老大阿尔斯通的产品。

X光的美好前景（洞若观火）

    也许西门子面临的最艰苦的战斗就是卫生保健行业市场占有率的争夺战，该行业占公司收入的约五分之一，利润的六分之一。公司的科技水平曾遥遥领先（多年以前，西门子曾收购了在19世纪晚期造出了世界首个X光显像管的公司），但到了1990年代中叶，公司对大型市场的占有率一路下滑。即使公司有些产品是最出色的，但价格没有竞争力，还是赔了钱。

    现在西门子的生意已经有所起色，部分是由于公司独辟蹊径，把产品设计的更便宜而不是技术含量更高。为此公司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穷国招募工程师—不仅因为他们是廉价劳动力，还因为他们能够集中精力造出适于发展中国家的即便宜又抗造的医疗器械。

译者：daimon

   
Sep 2nd 2010

十五年前的第一波互联网热潮有点像一场宗教运动。无所不能的网络高人，通常被放在色彩明艳的PowerPoint展示图框中，让你想起（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他们预言在一幢未来的数码乐园里，不仅商业将没有阻碍发展飞速，民众也可以直接享受民主，国家无需存在。约翰-佩里•巴洛【注：美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电子前哨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网络自由主义提倡者】甚至拟写了一份“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书”。

尽管这一切在布道般宣传声中听起来十分乌托邦，但它相当准确地反映了当初的网络现实。互联网曾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一个崭新的领域。有史以来第一次，任何人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以电子形式相互交流，并且基本上无需花费。任何人都可以自创一个网站或者网上购物店。不用任何许可，只要用一个称作“浏览器”的简单软件，你就能从全世界任意一处到这家网店逛逛。政府（或针对这点来说，大型集团）对信息、舆论及商业贸易的控制，似乎确确实实已成了过往历史。巴洛写道：“在我们的聚合之地，你们没有主权”。

关于“网络空间”崇高言论早已成了过眼云烟，这一术语如今甚至显得落伍了。今天，另有一个反复使用、像神喻一般的词汇正统领着网络天下：“云” ——这个指令代表了所有那些由堆满仓库的电脑（又称数据中心）操作，通过网络送出的各类数据服务。然而，大多数的舆论还是对坊间俗事更为关心一些：如隐私权、反垄断、谷歌中国的不爽遭遇、手机应用软件、绿色信息技术（IT）等等。似乎只有苹果公司的最新的“i–某某新创”才能激起宗教般的热情，如本周他们又激昂了一回。

我们再次看到了互联网现状的准确反映。自从这个全球性联合网络问世作至今15个年头，它迈进了第二阶段：它看来正被“巴尔干化”，被三个即独立又相关的力量扯成散片。

首先是各国政府越来越强调他们的主权。最近，有几个国家已要求让其执法机构能够进入黑莓智能手机发送的电子邮件。本周，印度在威胁8月底终止黑莓服务之后，又允许给黑莓制造商RIM公司额外两个月的时间，让当局考虑该公司递交的服从规定的申请。但政府还表示要对付其他的通信服务供应商，尤其是谷歌和Skype。

其次为大型IT公司正在建立自己的数码区域，给它们设置了特定的规范、控制或限制联接互联网的其他部分。第三是一些网络业主喜欢以不同等级款待不同类型的数据流，其效果就像在互联网上修建了快慢线。

现在就称互联网已经进入了支离破碎的各种“网路” 尚言之过早，但危险是它可能沿着地理和商业类型的界限开裂。（上面图片以图视表现各国在互联网上的流通量，由加州大学的互联网数据分析合作协会提供：美国为粉红色，英国深蓝色，意大利淡蓝色，瑞典绿色，其它国籍不明者用白色）。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凯文韦巴赫指出，正如互联网并非命中注定地会成为一个全球性网络，网中的每人和每地都得遵循同样的规则，它也不能保证将来会维持这个形式。

要抓住为什么互联网可能四分五裂的根源，就有必要了解它是怎样在第一时间（按韦巴赫先生的说法） “自我相联” [自我救赎?]的。时至今日，它仍然像奇迹一般。在物质世界中，大多数网络系统——铁路，航空，电话系统——都或多或少地像连接的岛屿。在互联网和万维网之前，这种巴尔干模式也属于网上的规范。例如，有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在线（AOL)和CompuServe甚至没有电子邮件相互往来。

经济学家拎出“网络效应”来解释为什么互联网能够取代了原先那些专有服务系统。这是因为所有人都有加入网络的强烈动机：消费者、公司、以及最重要的，是网络本身（互联网事实上就是一个“网络”之网）。互联网增长越快，从中收益就越显著。再者，因为网络之父们奠定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基础，使它便于人网相连、网网相连。

不过，仅仅靠经济原因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互联网而不是某种专有服务（如微软装在个人电脑PC机上的软件）能获得成功。另外可能是互联网发展之迅速，让所有人都意料未及。它的前身只是一个由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毫不起眼的学术网络。 “在闻名于世之前，互联网能够被平静、随性地开发了多年”，哈佛大学教授乔纳森•吉特仁在他2008年《互联网的未来—及如何阻止它》一书中写道。换句话说，如果电信公司能早点预料到网络的发展规模，他们或许会早点着手更改其规则。

无论什么原因，开放的互联网已成为人类的福音。它不仅使企业和各种其他各类机构增进了效率，而且促成了各种形式的制造方法。特别是“开源”理论能够让多组人员，通常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集体开发（多为软件）的产品。互联网使个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容易获得信息、更自由地相互交流以及更便于组成志同道合的团体。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平台，不是专为某一种特定服务如电话网而建。吉特仁先生称之为“激发活力”：人们可以用它修改、创造新的服务项目和弃旧迎新。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只要遵循互联网特定的且多为技术层面的公约，便可以配备设备或开发某种应用程序进行联网。如果生存在一个较为封闭与受控制的环境中，亚马逊、脸谱（Facebook）或谷歌也许再不会拥有今天的盛况。

拆散之手

然而，正是这种巨大成功引发了拆散互联网的势力愈演愈烈。沿着地理界限的裂缝最为明显。互联网的影响力太大使得政府不容忽视。他们越来越竭力设法把国家法律延伸到数码领域之内。最著名的有中国的“金盾防火墙”。中国政府使用的与公司阻止员工访问特定网站和在线服务的技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谷歌最初决定审查其中文搜索服务：因为除此而外，它无法在中国获得通过和被广泛使用的机会。

但中国远远不是唯一在网络空间里垒边境墙的国家。澳大利亚政府计划建立一个防火墙来屏蔽具有儿童性虐待及其他犯罪或攻击性内容的信息。网络活动组织“开放网倡议”（The OpenNet Initiative）列出了一份数据表，上面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鉴于政治、社会和安全等原因，屏蔽互联网的信息。政府不需要特殊智能技术：他们只是越来越密切地盯住龙头网络公司，因其目标显著，容易掌控。谷歌4月份公布了一份官方要求它删除内容或提供有关用户信息的统计数据。巴西占了上面两项统计的首位。（见图表1）。

并非来自政府的每一个要求或屏蔽都有险恶用心的。澳大利亚的防火墙是为一例，即使它的执行方式比较笨拙。但是，如果各国政府都开始插手互联网的地址簿、域名系统（DNS）则是另一回事了，如此一来，系统便可以通过网络查找某个网站在哪台计算机上。如果一个国家开始建立自己的DNS，它就能够更有效地控制网站的阅读内容。有人担心这正是中国和其他政府某天会做的事。

更为混乱的状况是，DNS系统已经因为一个很充分的理由而陷于分裂之中。它最早设计为拉丁字母，这对大多数西方的互联网用户来说不存在问题。但由于住在世界其它地区的网民越来越多（中国达4.2亿），去年10月“监管DNS的机构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允许域名可以全部采用另外的字符。这为中国，日本或俄罗斯提供了方便，却标志着互联网向“重新国有化”又跨了一步。

许多媒体公司已经不止跨了一步。他们利用互联网地址系统的另一部分，即用来识别网络电脑的“IP地址”，以阻挡不在特定国家之内的消费者访问网站内容。如果试图从欧洲观看一个流行于美国的视频服务Hulu的电视节目，它会告诉你：“很抱歉，目前我们的视频库只能在美国观看” 。同样，你无法从美国听到一家流行于欧洲的音乐流服务台Spotify。

还有另一种企图瓜分互联网的商业引起了更多担心。信仰网络空间联合的虔诚信徒担心网络世界很快就要走回互联网之前的时代：由一批或多或少相连的专有岛，类似于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和CompuServe，其中之一甚至可能发展成类似PC软件业的巨头微软。”我们正进入一场网络控制的战争”，互联网专家、奥雷利媒体出版社主管蒂姆•奥雷利在去年年底写道： ““当然最终还不止于此，它是一场反对网络作为共用平台的战争”。

向更加封闭的系统发展趋势是不可否认的。以互联网上最大的社交网络脸谱为例，该网站建于一个快速成长、注册用户超过5亿的半开放平台上。它的美国网民每月在该网站平均耗时6小时以上，却在谷歌上耗时不到2小时。脸谱用户持有特定身份并大多通过站内消息联系。该公司有自己的规则，其中包括了允许哪些第三方应用程序运行以及如何处理个人资料。

苹果更像远岸的风景。在它的iPhone和iPad产品上，人们大多需要通过从该公司的“App商店”提供的专门应用程序而非普遍常用的浏览器才能使用线上服务。诚然，App商店提供了多达25万种应用程序，可是苹果仍然控制哪些程序能上它的平台。它利用这种权力将它不爱的产品拒之门外，包括那些可当作色情或可能妨碍其业务的产品，如为谷歌电话服务的应用程序。苹果在9月1日炫耀其新产品的新闻发布会视频直播虽然放在互联网上，但你只能用它的设备才能看到视频。

甚至可以说谷歌也是它自己的平台，只是它很开放。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现在提供了几十种从综合新闻到文字处理在线服务，它们被综合在一个全球网络中，通过数十个大型数据中心的运行。但谷歌最重要的服务是在线广告平台，用于处理网上最多的文字广告。批评者说，作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它很难被视为一个公开和透明度的模型。

这些新兴平台的背后并没有什么阴谋。公司需要业务赚钱。而社交网络和网页广告这类现象展示了强烈的网络效应，即主导市场的龙头公司很可能由此而催生。再说如今大多数的用户都不是行家而是需求安全可靠产品的普通消费者。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越来越多，公司要想为其移动产品创建优质口碑，软件和服务都必须比个人电脑还更加紧凑地组合在一起。

网络中立否？

对专有平台的讨论才仅仅开头而已，却有大量笔墨泼向另一种形式的巴尔干化：互联网的渠道问题。多数的有关辩论（特别是在美国）都是关于“网络中立性”的问题。这是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每个数据包无论内容如何，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处理方式，而最佳努力应当自始至终放在它的“发送”上。

支持者们出于担心网络系统雇主可能违法这项原则，希望把它定为法律，他们最怕的噩梦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添称之为“东尼•苏普兰侬的网络愿景”，隐喻一个黑手党家族的电视连续剧。【注：Tony Soprano是该美视《黑道家族》主角、黑手党老大】。如果经营商得到允许，让用户为其服务质量付费的话，他们可能到每一家网站收取保护费。那些不愿为其数据高速传送付费的人将会被留在慢速频道上踽踽而行。网络的创始人、现受聘于谷歌的文顿•瑟夫在国会听证会指出： “允许宽带经营商来控制人们的在线视行，会从根本上破坏让互联网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则”。

反对将网络中立奉为法律的一方——不仅包括维护自我利益的电信公司，还有互联网专家，如戴夫•法伯网络前辈。他认为制定此法会适得其反。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可能降低网络管理商在网络分级方面的投资热情。由于文件共享和视频的增速迅猛（见图表2），经营商按理必须加强有效管理数据流，否则所有交通都将拥挤不堪。

这个问题难以非白即黑来断论。互联网从来也未如某些理想的那么中立。网络供应商并未保证特定质量的服务，而仅仅承诺了尽其所能。当然，流速对私人电子邮件来说不成问题，但对视频这类时间敏感的数据则大有影响了。更为重要的，像亚马逊和谷歌这样的大型互联网公司早已将其数据流避开了公共网络，导入了私家快速通道以加快其网站的访问速度。

这些优先待遇是否更加普遍甚至成为勒索的借口则要取决于市场及如何规范管理。显然，美国对网络中立的争议比其他国家更为政治化，反映了美国的宽带市场相对缺乏竞争。在欧洲和日本定有“开放连接” 规则，要求网络经营商以批发形式租出其部分网带给其它公司以促进竞争。2009年发表在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伯克曼中心的一项宽带市场对比研究发现，因为新手入市的障碍要低很多，那些制定这类规则的国家可以享受到比美国更快更便宜的宽带服务。任何一家连网提供商一旦试图限制用户的服务选择范围，用户就会寻找另一家公司。

美国经营商一直坚持认为开放连接的要求会破坏其建快速新网的动力：为何投资建网却要被迫分享？ 经他们的积极游说，美国电信监管机构接受了这一观点。但是，根据其他发展国家得来的经验说明，这一看法是不正确的。其结果就是美国市场被一批为数不多但势力强大的网络经营商所占据。它提醒人们注意，少数人会滥用手中的权力，除非他们被迫按照网络中立的法律，平等对待所有数据流。鉴于网络中立确实非常难以界定或强制执行，与其试图以强制要求公平，不如解决缺乏竞争这一（美国网络市场的）内在问题要更为合理。

所以，网络正在各个层面被拆散这点应该不足为怪。 “虽然网络技术可能会严重伤及政府，但它极少可能置其于死地” ，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院长，黛伯拉•晶石几年前在她的《统治浪潮》一书中写道。 “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连线》杂志9月刊标题为《网络死了》的一文中，杂志编辑克里斯•安德森争论道： “一项技术被发明传播后，带来了百花齐放，然后有人便设法独占它，把其余的人关在门外。”

其实，对各行各业的推测，尤其在资讯科技领域方面的危险是不准确。政府就可能还未意识到更自由一点的互联网其实不仅对本国经济，同时还对社会有利。消费者也许意识到把所有秘密托付给单独一家在线公司（如Facebook）非明智之举而决定从中撤离，另择不那么“城府高深”的公司（如Diaspora）以取代。

同样，更加开放的技术还是能在移动通信业获胜的。谷歌智能手机平台（比苹果开放）机器人（Android）正在迅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它的美国用户超过了iPhone。英特尔和诺基亚等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和手机制造商正推出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名为MeeGo。随着移动电讯产品和网络系统的不断改进，一套有标准规则的浏览器可能成为无线互联网的主导连接软件。

堵在网络慢行道上

互联网若继续沿另一条路分化下去则为不幸。如果网络成为了一群私有岛，上岛工具又被供应商所远程控制，那么互联网就失去它了的“生成性”（generativity），哈佛大学的吉特仁先生警告说。创新会受到阻滞，下一代亚马逊、谷歌或脸谱则可能仅与其前辈长成一个脸谱。

受地域隔离的网岛并不构成威胁，明尼苏达大学的安德鲁Odlyzko教授指出，但全球连接的价值太珍贵，不可丢弃。他认为 “真正的问题是各家花园之间的围墙究竟要起多高”。 沃顿商学院的韦巴赫议员提醒说，正如过多的保护主义会导致世界贸易崩溃那样，如果互联网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就可能真正变得四分五裂。理论表明像英特网这样的互联系统既可以快速成长，也可以迅速消散。他说： “这事今天看起来不太可能，而一旦发生了，一切挽救都将为时过晚”。

译者：skittos

Aug 5th 2010

在一个传统的法国天主教信徒的小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神父弗朗西•斯米歇尔（Francis Michel）。23年来，这个矮小且固执、穿着陈旧法袍的人一直担任着诺曼底的蒂贝维尔村落居民的心灵救赎工作。尽管他的拉丁语布道并不适合所有去教堂的法语听众，但是当地人仍然喜欢他的保守风格。村里一座12世纪时期及另外13座都由他经管的每座教堂，皆因他的支持者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修缮。（近年来，有些法国乡村的神父必须负责多达30座教堂。）

自今年年初弗朗西斯神父就与教区主教开始了一场“战争”。主教是一位教会标准下的自由主义者，他一直企图关闭教区，遣送神父另行他职。今年一月，主教来到教堂的弥撒上，指令神父离开，惹来了一片鼓噪声。全村大多民众随后跟着弗朗西斯神父，一起走到另一座教堂，用传统方式举行了庆祝仪式。神父曾两次向罗马上诉，但都被以技术问题为由遭到拒回。他的第三次上诉仍在待理之中。

在神父弗朗西斯的崇拜者看来，蒂贝维尔代表了黯淡背景色之下的一线光明：天主教在其部分中心地带已临近崩溃。在埃夫勒教区，基督教作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已达15个世纪之久。教区的60万居民中约有40万大概会把自己称为（或起码是宽松意义上的）天主教徒。可是，这里未满70岁的神父仅仅剩下了39 人，其中40 岁以下的只有7人。该教区的状况只略逊于全国平均状态。而这个国家就在近期的上世纪50年代中，还宣称它拥有40000名在职神父；未来几年内，65岁以下的神父将缩减到上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如此看来，与其说神职人员这个群体正在萎缩，不如说它正频临死亡。

更进一步观察法国的天主教可见，它其实并没未死去，却因四分五裂，几乎失去了中心。那些最亮丽的星星之火分散在边缘地带，比如像皮埃尔神父这样的神职人士：皮埃尔是为无家可归者发起马忤斯运动（Emmaus movement）的创始人、风格类同五旬节派的灵恩派（“charismatics”）以及热衷拉丁仪式和列队的传统教派。相比之下，教会相对的自由主义主流教派正迅速解体。类似神父弗朗西斯这样的保守派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本身犯下的过错：“他们在不断地出售和关闭教堂，而我们[传统派]在积极地兴建和修复。”

在欧洲的传统天主教土地上，法国是个异数。它以一种世俗革命的形式奔向现代化，它既不像爱尔兰和波兰等国那样将教堂和国家现代化同步并举；也不像巴伐利亚或荷兰南部地区的教会去激发地区荣耀之情; 更没有像西班牙天主教那样置于一场意识形态战之中。

但是，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天主教一直持有至高权力，直至1960年后，教会才加速不断地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人们对基督教的依附与认知的弱化趋势是长期而且和缓的，但教会机构——教区、寺院、教会学校、大学、慈善机构——空心【注：人数骤减】的速度则速猛得多。这是人们必须要了解清楚的背景：为什么先由美国爆出的恋童癖丑闻，如今会风卷残云一般荡涤欧洲。教会衰落的权力使曾经受过教士侵犯的人（恩赐地）感到更容易公开揭发它们。一旦惊人丑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以后，教会便在大众眼中变得更加虚脱了。

二十年前，爱尔兰顶住了现代社会向世俗发展的挑战：教堂里信徒济济。去年，在十年来对神职人员的渎职积压如山的愤怒之中，全国又因两起 “上帝的男女”残酷行为曝光而震惊。先是一宗9年的调查，查出了成千名儿童在教会办的产业学校和孤儿院里受到虐待；再一起是对都柏林大主教管区一宗长达30年的探查，及至2004年为止。从中不仅揭出了神父虐待儿童行为泛滥成灾，还发现警方也牵涉窜通一气隐瞒罪行。五名爱尔兰主教因此请辞下坛，教皇已经接受了其中三人并考虑其他两人的请辞。当新主教利亚姆•麦克戴迪（Liam MacDaid）于7月25日上任时，说了一个严酷的现实：“社会已经逼着爱尔兰教会去照镜子，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弱点与失败，受害者与虐待”。

爱尔兰依旧是一个去教堂做礼拜之国，约有半数人声言自己每周参加弥撒，自经济衰败之后人们去得更勤了。但是，在这块曾经向世界输送神父和修女的土地上，圣职资源已经枯竭了。再过二十年，也许会出现法国式内爆【注：法国革命类型？】。其实这并非意味着基督教信仰的崩溃，而就像有位天主教历史研究者所描述的，爱尔兰的乡村可以回到中世纪早期，基本依靠无神父的民间宗教来统治。其实，爱尔兰的流行宗教形式——地方朝圣或凯尔特祈祷书——都好过依靠神父。爱尔兰的政治阶层曾受控于神职人士，现在他们则与教士们保持了距离。

国中之国

比利时的天主教会曾经帮助一个多民族之国和谐相处，如今教会和国家之间已转化成各走各的阳关道。 今年6月24日，正当9名主教在其总部教堂商议事务时，警察封锁了教堂。同日，警方突袭了一名退休大主教的住处，在至少一名位红衣主教的墓顶上钻洞打孔（寻找匿藏的文件），并从一个正在查询教士虐待事件的教区委员会办公室里取走了450份文件。这个由普通教徒领导的委员会以解散表示抗议。

发生在比利时和爱尔兰的事件揭示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陈规旧序，即教会作为一个“国中之国”的构建倒塌了——它曾依靠一套自身法律和权力机构，与国家的法律与权威机构齐驱并驾，打理自家（大多为信徒）的事务，教会有时甚至胜过国家权力。欧洲启蒙也许最终落下了旧式神权统治的帷幕：那个由教皇指挥军队，国王借神权来治理国家的时代结束了。然而，这种结束的方式十分混杂，其间教会和国家权力持续纠缠不清，是为欧洲的普遍现象。

今天，即使是“准神权”也难以轻易消逝。爱尔兰教主失去了对中、高等教育的控制，但小学仍属于教会的事务，即使是非天主教信仰的学童也要接受天主教的宗教教育。在法国，天主教在国家权力机构中一直保持着某种非官方的地位，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尼古拉斯•萨科奇可能是第一位未把巴黎大主教当成理所当然谈话对象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的信仰具有世俗和犹太根源，他以教会圈外人的角度来谈论教堂。

爱尔兰的情况表明教会和国家之间最隐晦的潜关系往往是非正式的，这种关系可以让神父和主教得到实际上的豁免权。但是，欧洲遍地的儿童虐待丑闻促使政府更急于重申手中的权力，更抵触天主教的半自治权利。因此，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作为公共机构的教会都在走下坡路——而与此恰恰相反的状况是它在非洲、亚洲、绝大部分的拉丁美洲的活力程度、经拉丁裔为美国教会带来能量。但教会影响在欧洲各地的衰退程度并非一致，它在每个国家遇到的是各种不同组合的威胁，而且它也保持着不同的剩余力量。

在整个欧洲南部，依然保留着一种强烈回归天主教传统的依附情节，它因穆斯林邻居在快速增多，感到挑战而加剧了。意大利天主教，作为一个文化差异同处和谐世界的标志，在一些不可能的地方得到供奉：如进入无神论的知识分子之中。意大利一家研究所Eurispes跟据不久前的2006年的一项调查宣称，15年来，意大利人自称是天主教徒的人数上升了8个百分点，达到了88％。调查还发现，37％的天主教徒说自己按时去做弥撒。尽管它的旗舰党“基督教民主党”失去了影响力，教会仍然强壮，它在意大利对 “体外受孕” 的严格限制上赢得了胜利。

信仰犹在，而信任无存

可是，意大利人并不像比他们表面上那么虔诚。今年刊登的一项西西里岛中心地区的研究发现，虽然有30％的人表示去教堂，但实际上只有18％付诸行动。Eurispes发表的意大利研究发现66％的人们支持自由离婚，38％支持安乐死。只有19％赞成按需要堕胎，但65％可以接受因强奸受孕的堕胎。令人惊诧的是，相比非天主教徒，有更多的天主教徒支持夫妇未婚同居。在原本同一宗教信仰的背后是众说纷纭的观点。 “与其笼统说‘天主教’，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各种天主教”，宗教社会学家朱焦尔（Giuseppe Giordan）如是指出： “有些人完全认同教宗的教导，有些持不同看法——来自教会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种观点都有”。   其中，恐惧伊斯兰的排外团体（自相矛盾地）认为教宗本笃十六世的教会过于自由主义，他们抱怨天主教慈善机构“汤厨房”为移民提供了清真汤。

大多数传统欧洲天主教国家对教会的伦理说教产生了大量异议。如果梵蒂冈已经失去了在此领域的信誉，焦尔先生说，那就有比性问题而更加深远的原因了：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人类学的变化… 获得选择自由。人们已不愿意再俯首听令”。教宗卫士如梵蒂冈日报《观察家》（L’Osservatore Romano）的编辑，乔瓦尼•玛丽亚•维安（Giovanni Maria Vian）坚持本笃十六世是奉信人类自由的：比起一个因习俗或约束才聚拢的庞大信众，他宁要一个小教堂的自择并坚定的群体。但在欧洲许多地方，梵蒂冈的批评家认为教会仍然利用宗教影响力，抓住传统特权不放，不愿接受宗教信仰自由。

不再臣服

西班牙的教会出现了以下种种矛盾现象：它在文化上的影响依然非常强势，成为一个分裂社会中一半人的信仰根基；它正逐步失去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仍然有个引发争议的高嗓门。西班牙约有28％的人自称为忠实履行信仰义务的天主教徒，另有46％为非履行义务教徒。多达38％的人虔诚地供奉某个特定圣人或耶稣或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但是世俗主义者以及长期强烈反对天主教权威历史的人数越来越多：2009年破了一个记录: 这年在市政府举行的婚礼终于超过了教堂的婚礼。

最近几个星期来，数以千计的西班牙天主教徒在教会支持下，卷入了各种反对新堕胎法的集会。该法是执政的工人社会党实行激进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在其他措施中，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宗教（实际上即天主教）教育已降到低年级。由于支持新堕胎法的集会气势【与反对派相比】同样强壮，一个居中偏右的政府不太会改变此法。教会虽然还能鼓动信众，却不能强行推行自己的意愿。

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中，波兰是仅有无二的国家：它的神学院里学生和神父人头满满。波兰去教堂的人数比例一直保持高位，该数字在1987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为55％。虽然如此，天主教却无法独占波兰的公众广场。波兰今年夏天成为欧洲同性恋豪情大游行的东道国；今年登上金榜的音乐中有一首著名低音歌手奥尔加•杰可瓦斯卡（Olga Jackowska）的歌曲，歌词披露她在童年时期曾遭到一名神父侵犯。此外，波兰天主教也无法在社会变迁中独“善”其身。在对波兰神职人员的一份调查中发现，54％的人表示他们希望拥有妻子和家庭，12％表示他们已经与女性组成了稳定关系。

但波兰的天主教徒拥有剧烈的情感力量。诚然，他们有刻薄粗暴的敏感线，容易产生偏见和反犹太主义。但他们也有一些教会可以借鉴的积极传统：从若望保禄二世努力改善与犹太人的关系，到17世纪波兰联邦对新教徒、犹太和穆斯林族的宽容大度。波兰教会非同于曾经权盛一时的拉丁教会【注：罗马教会】，在后者的祝福下“新大陆”【注：美洲】被征服了。波兰教会认为自己是光荣的但陷入了战争的围困：它是保国反侵战争的卫士，是替国家在最黑暗时期安抚心灵的使者。

谦虚使人进步

波兰教会的传统——或者是经过仔细选择的一部分——是梵蒂冈可能需要关注的地方，假如它想帮助波兰改掉傲慢习惯的话。这种傲慢使教会对儿童虐待丑闻迟迟无所作为。虽说案件大多发生在60年代和70年代，一个任人唯亲与豁免惩罚的文化环境滋生了如此恐怖事件。时过境迁，当年大部分的牵涉机构已经关闭了数十年。但今天的高层主教中有许多人当年加入了企图掩盖事件的圈子，这让现在主理教堂的高龄人十分难堪，其中包括83岁的大主教，因此他们对事态的种种反应程度由迟钝到难以置信的冷漠。

按常理判断，对付事态特别笨拙的部分欧洲教会都是近期来权力未受挑战的（包括罗马本身）；反观那些通常要在喧嚣的民主空间中争夺自己寸土地盘的教会则明智得多，外加适当的谦逊态度。

比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5月星期六，荷兰南部的鲁尔蒙德天主教区举行了450周年庆祝仪式。考虑到公众情绪，他们缩小了庆祝活动的规模，在庄严的大教堂演说词中加进了悔过语。虽然有个小型反对虐待儿童的团体在教堂外集会示威，但人们感到教会已经在清理自身的污垢。

法国的里昂市在1900年前就由圣•爱任纽于（St Irenaeus）砍掉了一部分基督教的基础教义，如今该市的教会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缩小。它最有名气的神父之一克里斯琴•德洛梅（Christian Delorme）是甘地的崇拜者，他在上世纪70年代起便挺身替贫穷的穆斯林移民的说话。神父管理的城市中心附近两个教区，那里来自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家庭与来自北非的家庭之间不断摩擦制造冲突。神父低调从事，每年主持了不下于200场葬礼。他说，他的一些同事拒绝主持葬礼，认为这样有助教徒准备好将来教堂没有神父的那一天。但神父仍然心甘情愿地继续工作，觉得借这个时机最佳，他可以接触到平常从不进教堂的人。 时年60的神父在年幼时见识了一个进步的法国天主教的昌盛时光，现在却为它及整个天主教的每况愈下感到遗憾。听他布道的商务人士甚至不了解基础的教义知识。

不过，他太忙了，且十分明智地投入教务，不让自己沉湎于黯淡悲观的情绪之中。在他看来，有个政教分离的政府已经在保护弱势群体，限制法国教堂滥用权力。法国有天主教学校——但它们并不是由一个不承担责任的权力组成的庞大关系网，那个网才会导致像爱尔兰，比利时和巴伐利亚教士们的堕落行为。法国天主教是棵受损的大树，它还是可以发芽，长出意料不及的新枝。反观意大利的教会，被隐藏在文化与传统高墙的荫庇之下，其最艰难的日子可能还在前方。

译者：skittos

2008年底金融危机来袭时，麦卡诺，法国一家玩具公司圣诞节前的销售额下滑。银行神经紧张，这家有着103年历史的公司处境艰难（它创立于英国的利物浦）。法国政府介入了。2009年九月战略投资基金，一家由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建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对其注资220万欧元（310万美元）。“玩具制造现在对法国来说是战略选择吗？”一家商业电台如是问。这家公司将给法国国内带来就业机会。二月份，麦卡诺声称制造业就业机会将从中国回到其位于加来的总部。

法国对麦卡诺的干预是某复兴趋势的一部分，即发达国家政府有产业干预的倾向。美国给银行和汽车厂注资数十亿，成为了大股东。2009年奥巴马说政府必须对于战略性产业做出战略性决定。他去年的刺激计划给某些行业拨款数十亿用于创新，比如可再生能源，高速铁路和汽车行业。

四月，日本首相菅直人说政府想创立一个新的“日本公司”，加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日本经济产业省六月宣布了一项战略措施，来抗衡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以及韩国日益咄咄逼人的产业政策。日本通产省，经济产业省的前身，过去被称为国际贸易工业部，将重出江湖。

和美国一样，欧洲国家对银行和汽车产业也慷慨解囊。欧盟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出台一项新的、积极的产业政策，比起服务行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它将更加注重制造业。“工业政策再也不是禁忌”，前任反垄断委员马里奥•蒙蒂这么说道，“其需求复苏了.”近年来不再直接干预工业的法国政府三月出台了一项大量干预政策，信誓旦旦地说将会在五年之内把制造业产能提升四分之一。萨科齐不仅建立了战略投资基金，还打算对国家持有股份的公司施加更严的控制。本周他命令这些公司的总裁们每六个月对部长们做一次正式汇报。

受法国启发，英国劳工部去年建立了一个战略投资基金来将7.5亿英镑（12亿美元）注入到特定的产业和公司。从那之后，保守党领导的联盟已否认了其所谓的全球“新干涉主义”。联盟取消了一些贷款，比如给北部一个钢铁公司设菲尔德锻控工程公司的贷款。但是工党的大部分计划依然如故。

发展中国家已经试图选择某些产业推动其发展，以此来加快经济发展。在那儿，产业政策也再次受人尊重。据哈佛大学教授罗得瑞克称，过去几十年中，产业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起作用已是共识，而如今世界银行正推荐产业政策。世行的首席经济顾问贾斯汀•林和他的同事塞莱斯坦蒙加近期的一份报告研究了政府如何甄别可能成功的政策和可能失败的政策。

就业，绿化，动力和恐惧

在发达国家，四大主要力量正推动着产业政策的复兴。首先是世界经济的疲弱。政府增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压力很大：给予选定的行业以支持不失为保住就业和帮助本地企业对抗国外竞争者的好方法。第二，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想要实现经济再平衡，使其不再被金融和房产主宰。和传统制造业一样，环保技术正成为热门。几乎所有的大经济体都有赢得全球市场份额，创造绿色行业就业岗位的计划。

第三，对于产业政策工具的紧急运用使得需求增长。对于只有大公司，比如通用和美国国际集团（一家保险公司）才能享受到政府的慷慨资助一说，奥巴马的回应是建立了一个300亿美元的小企业贷款基金。第四，发达国家正在对新兴经济体采用的明显成功的政策有所回应。

产业政策仍然颇具争议。它是政府试图推动某些特定行业和公司增长的尝试，有成功的，也有惨败的。政策也许用来支撑或重组一些陈旧的、处境艰难的行业，比如钢铁业和纺织业，或是试图打造一些新兴行业，比如机器人和纳米技术领域。这两个行业都尚未取得成功。政府很少适当地评估成本和效益。

在美国，辩论非常激烈。长期以来政府一直帮助企业，比如通过1953年建立的小企业管理局给小企业提供贷款。巨额国防和太空支出造就了一批顶级企业，比如飞机制造公司波音。政府1971年援助了洛克希德导弹与航天公司，1979年援助了克莱斯勒汽车，1983年提高了机动车关税以拯救哈雷戴维森。尽管人们要求连贯的政策，支撑特定产业和公司的努力措施一直是零星的。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博斯金说，里根和布什的高级官员曾试图彻底清除产业政策。

奥巴马政府针对一些颇具国家重要性的行业出台了一项创新战略，援引了一些过去政府干预惠及企业的例子。一些在前任政府下缺少资金的项目，比如小企业管理局，将会得到更多资金，政府将建立一个企业培育的国家网络。“尽管在前任几届政府下，产业政策总在一个低水平波动”,博斯金说，“奥巴马政府大力扩展了它的规模和范围。”

互联网和硅谷早期的发展可以说是美国产业政策的最大成功。尽管阿帕网—互联网的前身，对私营部门缺乏兴趣，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还是支持它。以色列政府在支撑风险投资行业早期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类似的成功，对其投了1亿美元基金用来鼓励外国投资者支持处在创业阶段的以色列企业。六月以色列说它将再出台推进高科技行业发展的措施，包括创业者税收优惠和对用于风险投资的养老金进行担保。法国在核能和高速铁路方面可以说取得了成功。空中巴士，一家法国和德国、西班牙共同所有的飞机制造商，也是欧洲另一个成功案例。

但是失误和失败则更为常见。在英国公众的记忆中铭刻着一长串的灾难，从汽车到半导体。法国最大的失误是它试图构建一个信息技术产业。根据哈佛商学院的乔希•勒纳所著《梦碎大道》一书，政府推动创业精神的尝试通常是失败的，也有少数例外，比如以色列的例子。

日本通产省不是一直很强大

即使所谓的产业政策大师也会犯一些尴尬的错误。日本通产省曾反对汽车制造商的出口计划，并且试图阻止本田从机动车扩展至轿车领域，这是因为它不想让这个行业出现另一个公司。“要不是通产省的话，我们会更成功”，本田宗一郎，本田的创始人，这么总结他与通产省的斗争。

一个产业越开放，越具备国际竞争力，政府就越难以有效地推动其发展。半导体产业很好地诠释了这点，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如是说。尽管美国、韩国和台湾建立了持久成功的半导体产业，其他国家则迄今为止浪费了大量钱财。

新一轮的积极政策能否取得更大成功？所有的产业政策中最令人畏惧的当属中国的。中国已经给一些支柱产业投入了数十亿，比如电信，信息技术，汽车制造和钢铁业。这个国家取得了令人晕眩的GDP增长率。它坐拥世界上市值最大的银行，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是发达国家寻求自己的新产业政策的原因之一。

然而中国自己的产业政策是一个大杂烩，特别是在发展科技力量方面。据《中国的技术创新》的合著者丹尼斯•西蒙称，由国家高科技发展计划出资开发的龙芯是成功的。这种新型芯片有望使得中国的计算机行业迅速脱离对国外中央处理器的依赖。中国也打算出口这种芯片。政府资助也广泛渗入到超级电脑研发领域。

但是西蒙先生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对各种高科技项目失望了。产业政策的其他部分已经失效，比如通过制定标准来支撑家用科技的尝试。政府试图推广一个不采用国外标准的、自产的3G技术—TD-SCDMA，又名TD-S。到了政府准备好推出TD-S的时候，华为和中兴—一家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已经在没有TD-S帮助的情况下在国外做得很好。

2008年政府强迫中国移动采用TD-S科技，它是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 但是即使是这么大的公司，向客户兜售TD-S也是一件难事，主要是因为缺少TD-S话机。TD-S会在除中国外的国家应用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企业正希望尽快采用4G标准。

日本核能产业居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去年12月韩国出乎意料地赢得一份为阿联酋提供四座反应堆的合同，使日本吃惊不已。一个原因是日本缺乏政府部长们的营销支持。六月一日，多年不明确干预经济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了一项提升五大战略产业的综合战略，它们是基础设施，环保产品，媒体服务，文化产业和新领域诸如机器人和航空。日本经济产业省非常准确地预测政府支持将会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到2020年它们的集体市场规模将比当前增长了27.4万亿日元（3187亿美元），净增加257万9千个就业岗位。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一些新举措，比如重新审查移民法不无道理。日本仅仅吸引了一小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外国工人。然而挑选这么多行业作为赢家，可能会减弱对单个行业的影响。此外，没有什么迹象显示有减少贸易保护以提高产业竞争力之类的需求。对于通常被吹捧为成熟的出口增长型行业的食品产业来说，对本地农民的大量贸易保护扭曲了市场，降低了行业竞争力。

在所有新战略中，法国的产业政策看起来是最具防御性的，最政策驱动的。战略投资基金已经投资成长型行业，比如创立了一个新的生物技术基金，但是它也同样投资了这样的公司，例如法雷奥，一家有着87年历史的汽车零部件公司，它的欠佳表现最近引起了国外激进股东们的注意。战略投资基金打算投资佩西内剩下的部分，佩西内原先是铝生产龙头企业，几年前被加拿大的阿尔坎（加拿大铝业公司）收购。政府投资企业的一个主要风险是：资金分配是出于政治原因的，而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战略投资基金已经面对拯救Heuliez的压力，Heuliez是一家濒临破产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位于前总统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的故乡。

在英国，联盟指责工党利用新产业政策来谋取政治利益。商业秘书文斯电缆说政府是不会对企业们“挥舞支票簿”的。政府将专注于那些简化监管以及降低企业税收的措施。给设菲尔德锻控工程公司的贷款被取消了，这笔贷款原先是想助其打入核电站重型部件市场的。但是新政府已证实了工党做的一些其他决定，比如，给福特公司3.6亿英镑的贷款担保，用于研发绿色汽车发动机，以及给米其林的390万英镑用来使其轮胎厂实现现代化。米其林是一家法国公司，位于斯托克特伦特河畔。

绿色梦想

环保技术已经激发了很多政府的想象力，这些政府斥资数百亿元寄希望于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达到碳排放目标。彭博新能源财经总裁迈克尔利布瑞查说有些政府会发现他们浪费了钱财，彭博新能源财经在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技术方面为投资者提供建议。大多数国家在尝试同一件事，他们不会都取得成功。利布瑞查说，“投入这些钱所取得的效果将不可避免的和预期不同”。绿色制造的就业将可能大部分在中国，而不是美国，中国也许会努力使其研发成果成为此行业的最高水平， 他这么说道。中美都在大量投资。

一些绿色产业措施已经事与愿违。西班牙的太阳能固定价格补贴制度已经成为一场灾难。这个国家极大地低估了将会采用补贴价格出售的能源数量。因为政府短期内承担了额外成本，却没有对可以高价出售太阳能的电站数量设定上限，由此产生了资产负债表外的巨额债务。本周西班牙政府说将把给太阳能生产商的保证价格削减至目前的45%,此举激怒了很多可再生能源电站的投资者们。

尽管政府们都承诺说这一次不会挑出胜者，但是在绿色科技领域他们正是这么做的。四月欧盟指定了电动车作为未来的绿色汽车，警告说美洲和亚洲的竞争者们正推进他们自己的项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主任艾姆斯马尼卡说，正如过去传统产业发生的那样，在环保技术领域挑出胜者是错误的，他还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集中精力通过设定碳价格来刺激对绿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让各种产品都出现在市场中。

罗德里克说美国刺激新能源技术的数十亿投资可能是史上产业政策方面做出的最大努力。其中一部分是能源部拨出250亿美元低息贷款用来研发新型环保车。从2008年底项目伊始，能源部已经给尼桑，福特，特斯拉，天纳克，以及正处在起步阶段的非斯科汽车公司贷款，总额达85亿美元。一些绿色汽车产业人士声称政府的巨额贷款实际上是在扼杀创新，因为这么做扭曲了私人风险资本市场。特斯拉汽车前首席营销官戴维斯•西瑞说风险资本家现在仅仅对能源部认证的公司感兴趣，因此政府已经变成为行业内新公司提供资金的唯一渠道。

迅速创造就业岗位是重中之重。非斯科将用5.29亿美元来制造和营销插入式电动车的两款设计，其中之一卡马，另一个代号为NINA。在它寻求贷款之际，卡马是在芬兰组装的。至于NINA,能源部建议回到美国制造。白宫说给非斯科的3.59亿美元贷款将会重振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的制造工厂，它去年被通用汽车关闭。

一些人质疑政府是否应该采取直接的“横向”措施来帮助企业，诸如研发或是培养高科技技能。但是对于优待某些行业或公司的“纵向”措施没有一个可接受的框架。哈佛商学院克里斯蒂安克特尔说政府们使用产业政策工具的能力仅稍好于过去的水平。

过去的教训非常清楚。首先，产业政策与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相对优势越一致就越有可能成功。在某些领域比如重工业领域激发高科技创业精神非常艰难。据世行的林先生所述，一些发展中国家遵循相对优势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比如智利，多亏了政府的一些措施，它已从基础产业如矿业，林业，渔业和农业转向了铝冶炼，鲑鱼养殖和酿酒业。

第二，当政策遵循市场规律而不是试图领导市场时，它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设菲尔德锻控工程公司可能就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一个例子，美国西屋公司曾建议约克郡公司尝试打破日本对超大核钢锻件的垄断。

第三，产业政策在政府有自然兴趣和能力的领域发挥的效果最好，比如军事技术或是能源供应。最坏的一些情况是政治家为了短期目标干预完全私有的领域，救援旧企业以保住就业或是对于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大肆挥霍。最近这轮产业政策无疑会取得一定的成功，继而是一连串的巨大失败。

译者：zwgbm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洛杉机联合车站被修复成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的宏伟建筑的典范，它代表了19世纪30年代的加州风貌。它曾为许多好莱坞大片布景，从“联合车站”(原始旧车站)到“银翼杀手”和“星际旅行：第一类接触”。你可以称它是美国客运铁路走向衰落末期前兴建的最大车站。

如今它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是Metrolink双程列车和洛杉机开往芝加哥和西雅图等美铁长途列车的总站。这些列车现在采用的还是极其笨拙的进站和出站方式。但是在420亿美元雄心计划的带动下，加州政府迫切想在2020底开通一条贯穿连接圣迭戈，洛杉矶，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的高速铁路服务，此项铁路兴建计划正在按时实施。

加州铁路兴建计划去年得到奥巴马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鼓励推动。一次性到位的80亿美元专用资金，加上每年10亿美元的后续款项用来建造全美快速铁路通道。（见图）。这样的铁路线在欧洲和日本已经很普遍，在中国也正日益普及。但是在美国能与它们相提并论的铁路线却只有波士顿始发经由纽约终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铁路阿西乐（Amtrak’s Acela）客运快线服务。由于这条铁轨线并不是为高速铁路设计铺设的，所以列车很少能够达到150英里每小时（240公里每小时）的最高时速，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运行时速只稍高于75英里每小时。阿西乐快线在内的几乎所有国有美铁列车只能在货运铁路轨道上运行，这样的铁轨是为时速50英里小时沉重缓慢行驶的货运列车设计建造的；客运列车在其上必须以低于80英里每小时的时速运行。尽管这令铁路爱好者兴奋不已并得到环保人士的热情支持，但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未来高铁不会以两倍于电力特快列车的时速飞奔疾驰，而只会比时速110英里每小时的内燃电力城际列车稍快一些。

但是美国高速铁路计划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由于其技术能力有限。而是怕冒险激进的举措使货运铁路已取得的成功付之东流。铁路拥有者担心需要昂贵的费用来引进货运铁路用不到的列车自动控制技术。他们担忧现有的货运铁路运力会因此下降。而令他们中大多数人苦恼的是联邦政府花费大笔资金升级他们的铁路会导致联邦铁路管理局（铁路行业监管机构）在他们身上强加各种苛刻的条件，实际上等同于对他们的营运渗透了管理。近年来国会一直尝试要重掌铁路管理权，以调控不断上升的货运价格。弗吉尼亚州铁路专家唐.菲利普斯（Don Phillips）说：“货运铁路公司感觉自己备受攻击。”

美国铁路情况与欧洲铁路恰好截然相反。欧洲有让人惊叹和快速发展的高速客运列车网络。它们中的许多线路都是国际客运服务，象运营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间的Thalys或伦敦到法国及比利时首都的欧洲之星客运服务。尽管就建造铁路的成本来计曾一度亏损（根据资产负债表），但它们总算是成功的，现在它们仍需要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资助资金。但是德国和瑞士以外的其它欧洲国家，货运铁路服务就只能算是分崩离析各自为政，亏本经营的混乱局面了。这些国家曾利用各种先进变革来清除技术障碍和破除官僚管理的壁垒最后都无济于事。

曲折的发展历程

与欧洲相比,美铁的客运服务分布很稀疏。但是在过去30年间美国货运铁路却在不受重视的运输业成功者中占有一席之地。世界上一致公认美国在铁路运输行业的地位无人能及。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执政后期解除了对铁路的管制，货运铁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两年后航空的自由化产生了廉价航空公司和折扣票价，同时1980年通过的斯塔格斯（Staggers）铁路法案允许货运铁路放开经营，这些都为货运铁路的稳固和提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塔格斯（Staggers）铁路法案赋予铁路市场定价权，可以与船运签定秘密合同并按他们喜欢的方式运营列车。只要保留美国铁路对其铁轨的使用权，他们可以停运旅客和其他支线列车，允许将亏损的线路卖给新的短程铁路运输公司。对于大多数可以用公路运输的货物，州际商务委员会就会把这些货物相关的铁路货运价格管理规定全部撤销。

在放松管制前，美国铁路已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投资资金的回报率从1940年微薄的4.1% 下降到1960年的3%以下。1970年巨人宾尼中心的倒闭加上金融危机影响对铁路运输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到1980年，铁路总里程的五分之一都是由破产公司拥有的，铁路货运占州际间货物运输的份额由19世纪20年代的75%下降到35%。铁路遭受冷落并逐渐走向衰落，导致列车速度和恶化的服务的节节下滑。术语“长期停运”就是当时人们杜撰出的词汇被用来形容车轮下的铁轨因经受不住长期停放货车的重力载荷而疲劳失效，造成列车侧翻。

造成这种糟糕的局面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铁路的服务和价格受到了严格管制，另一方面政府禁止铁路公司从客运服务中赢利，还有19世纪50年代高速公路的兴建使公路运输得到了蓬勃发展。尽管使用高速公路的代价是需要缴纳汽油和柴油税，但是铁路雇员还是把它看做资助他们的新竞争者（全国卡车货运行业）的方式。而今天高速公路破旧的状况和缺乏公共资金的修缮使得竞争优势向重新焕发活力的铁路货运行业倾斜，铁路货运完成了它一次漂亮华丽的转身。

放开铁路经营权，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营使铁路业绩得到显著的提高。首先带来的是铁路运输与运力的大幅增长和货运价格的下降。经历了多年的停滞不前，自1981年以来铁路运力水平上升了172%,基于通胀的调整，货运价格下降了55%（见图一）。铁路在货运市场上的份额，以英里吨数计算，稳步上升到43%——与任何富裕国家中相比都处于最高水平。

去年沃伦.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以340亿美元的收购伯灵顿北方圣达菲铁路公司(BNSF)——美国主要货运铁路之一（见图2），让美国人放开眼界重新认识这个产业的重要性。美国最精明的投资者应该把他们的赌注压在伯灵顿北方圣达菲身上，这家公司一直致力于如何利用铁路赚取众多供应链中的费用成本以默默无闻地带动经济发展。

煤炭是最大的单一运输货物，占货运体积的45%和货运总值的23%。70%以上的煤炭运输是通过铁路实现的。随着全国对怀俄明州波德河盆地的低硫碳需求量上升，煤炭需要被运输到更远的地方。为了满足运输需要，铁路已经投入更强马力的车头牵引较长的煤炭列车：自1990年以来，火车全列的平均马力已经上升了72%。时至今日能源效率也得到很大提升，轻型铝质货运车箱，双层货板和高燃油效率的车头的应用使消耗每加仑（美国）汽油每英里运输的货物吨数从332提升到457，上升了38%。

但是铁路货运发展最快的还要算“联运”铁路运输：集装箱或载货挂车被装在平板货车厢上，装载数量由1980年的300万增长到2006年的1230万，但在经济衰退前有轻微下滑。背后的原因在于西岸港口城市长滩和洛杉机的进口货物有不断增长的趋势。2002年开通的特快货运铁路线——阿拉梅达（Alameda）把港口和国家主干铁路线连接起来，并绕过了原始铁路各支线上的200个平交道口（美国铁路道口）。过去当数里长的货运列车在这些道口隆隆驶过时经常造成旁边公路严重的交通堵塞。阿拉梅达（Alameda）铁路线作为现代美国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在240亿美元的预算资金投入下由公私合营公司如期完成，许多人认为它可以作为其它铁路计划的参考典范，如加州提议建造的高速客运列车线。

尽管投资巨大——自1980年以来总值达4600亿美元，等同于近年铁路总收入的40%—但从2003年开始，运力的限制和不断上升的油价推高了货运价格，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到经济衰退开始才算持平。运价的高涨引起了一些只能依靠铁路来运煤的煤矿公司的不满。尽管大多数美国铁路线都包含两条覆盖同一起点和终点的铁轨，但实际上它是限制了竞争。通常一条线的起点到终点的运行距离比另一条要短。如果一个煤矿公司有铁路岔线和分支线连接到一条铁路上，它就不太容易和快速地转到另一条铁路上。即便如此，美国的货运铁路运输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其运费还不到日本或欧洲的一半。扣除因购买力差距影响的调整因素，它的运费甚至比中国还便宜（见图3）。

但是过去十年也见证了另一种运输方式的发展，这是由于一些地方的州际高速公路受投资缺乏的影响，公路变的拥堵不堪。既然一辆货物列车的运载能力是卡车的280倍，那么铁路能帮助改善公路不断拥堵的状况。象J.B.亨特(JB Hunt)这样的卡车运输服务公司逐渐看到把载货拖车放到平板车厢上进行长距离运输，而公路运输只提供当地取货和投递的优势。菲利浦斯（Phillips）先生说，由于卡车司机的匮乏，这项举措得到了鼓励推动。他说严厉的醉驾惩罚条例和社会变革使能够适应路上生活的‘好老弟‘司机数量锐减。现在大多数运输公司每年雇员的更换率都达到100%。

货运铁路巨大成功也开始给他们制造难题。运输部估计许多货运列车已经超过他们理论上的运载能力，铁路运输交通变得拥挤不堪。要满足到2035年的运输需求，列车运载能力必须增长将近90%才行，估计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到铁路运输行业。由于商业的形式的变化使得项目投资额度还会增加：2014年巴拿马运河开通了第二条河道，船运的运力增长一倍，河道能承载更大吨位的集装箱货船和大宗货物船只。在墨西哥湾和东岸港口卸货的货船将需要更加完善的内陆铁路网络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

此外，货运列车还面临15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笔资金将用于安装全新的安全系统以控制在线营运的列车（包括旅客和危险化学品货物列车）。这套系统称作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当列车车速太快或司机擅闯红色信号灯时，这套系统就会工作让列车自动停下来或减速慢行。早在2008年乔治.布什就签署了引入PTC的议案，但仅一个月后就发生了Metrolink双程列车与加州联合太平洋货运列车相撞的事故，造成25死135伤。铁路公司抱怨说PTC是被设计避免人为失误造成的撞车事故，但这样的人为事故率只占所有撞车事故的3%。他们还抱怨这个PTC系统所声称的能够有效提高列车网络运营效率根本毫无事实根据。而联邦铁路管理局说这套新的安全控制系统将应用在6万5000英里铁路上（铁路总里程约为14万多英里），铁路行业估计 它将覆盖大半个铁路网络。铁路正在寻求税费减免和其它资助资金以减少自己需支付的费用。

另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是联邦政府会收回铁路管理权。在饱受了一路攀升的运费价格痛苦后，货运铁路客户—-特别是化学品，煤炭，农业综合经营集团和公共事业公司抱怨他们有足够证据表明铁路公司在滥用他们的市场权。铁路反驳说尽管有破记录的铁路运输量和利润，但据另一个联邦管理机构水陆运输委员会数据统计自2002年以来，他们的投资回报一直维持在8%，大多情况下还不够抵销资金成本的费用。他们还说铁路运价通常掌握在他们的竞争者手中—-比如卡车运输业。当高价的柴油把卡车运输价格提升上去，铁路运价也随之提高。

西弗吉亚州的议员们一直在国会中推动扬言要收回铁路管理权的议案。铁路行业看起来信心十足认为此项议案不会获得通过，但是隐患仍然存在:因为反对PTC很可能让想加强铁路监管的人有机可乘并占据上风。在每年二月份巴菲特致电给他们股东的信中说，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一样，伯灵顿北方圣太菲铁路公司（BNSF）需要“开明的管理者提供可靠的免税回报额以使我们有信心投入大笔所需资金来维持，并购和扩大工厂的规模。”

横空出世的城际特快铁路服务也许会让货运铁路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这项政策不但由总统制定而且总是得到各州的热情支持。铁路行业不可能反对奥巴马推动高速铁路的计划，但是他们忧虑的是此项计划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将是什么。

问题并不在于建造可以让列车以150英里每小时疾驰于铁轨的新铁路专线。象加州提议修建或是弗罗里达州的坦帕和奥兰多之间的那些铁路线会使用自己专用的铁轨。尽管这些轨道与现存的货物铁轨线路在同一区域带，但它们彼此间是分离的。建造和运营这样线路的专业团队主要在欧洲和日本，那里的国家铁路工程公司和技术咨询部门一直热切地注视着这块炙手可热的美国市场。

货运铁路公司的烦恼在于几乎所有计划中的快速城际列车服务将运行在他们的铁轨上。让慢速货物列车和快速客运列车在同一轨道上运行将会使交通情况变得相当复杂。除了美铁阿西乐和东北铁路轨道线以外，货运列车需要以50英里每小时，客运列车以80英里每小时限速通过平交道口。但奥巴马计划的目标是让城际列车在货运轨道上的运行时速达到110英里每小时。货运列车通常都没有固定的运行时刻表，他们是根据临时通知来提供不同的服务来满足客户需要，这就扩大了铁路交通拥堵的机会。

管理回归

货运铁路已经学会接受让有限的美铁客运服务使用它们的铁轨。偶尔他们也会抱怨美铁只支付了实际铁路使用费用的五分之一。一些铁路员工计算了下这笔费用相当于一年2.4亿美元的资助资金，与美铁从联邦政府得到的补贴接近。铁路货运公司只能无奈地把美铁未支付的那些费用当作部分运营蚀掉的成本。如果负担再加重的话，他们的士气恐怕很难再提升起来。

然而他们最主要抱怨的是时速110英里每小时的美铁客运列车运行在任何一条铁路线上将有6辆也在此路线上运营的货运列车停运。他们也不相信预定在2015年投入使用并声称能让列车在更短的安全距离上运行的PTC系统能够使运力增加。因此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改造升级铁路以解决增长迅速的铁路货运和前所未有蓬勃发展的城际客运服务。事实上，白宫已拨专款用于兴建铁路岔线轨道以便在城际特快列车驶过的时候货运列车能够在岔线上临时躲避停靠。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用于货运铁路的拨款即将到位以帮助他们升级改造铁路线以应对更多和更高速的客运列车。但是对于联邦铁路管理局即将为改造后的铁路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激烈的争论就已经沸沸扬扬四处爆发了。操作规程包括铁路应保证提供按时服务，一旦破坏规程就要遭到严厉处罚，还有对于包括客运列车在内的事故损失，铁路公司要负责支付赔偿金。他们也很气恼在这些明文规定生效前很少进行过相关意见的咨询。

铁路运营商也关心掌握最终决断权的联邦政府如何将联邦政府的资金合理分配给客运列车和铁路运输以创造新的运能。

货运铁路管理者与联邦铁路管理局的官员还有很多激烈争辩的会议。波斯纳亨利III（ Henry Posner III），爱荷华州州际铁路线总裁，沮丧地表示以客运形式管理的货运铁路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译者：squarrel2009

Jul 22nd 2010

在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的郊区，沃野千里，牛儿在此吃草，西红柿含苞待放，带刺的篱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该州28座监狱有7座坐落在这块精心打理的土地上，包括Broad River监狱和Campell监狱。前者关押的主要是被处以电刑或者注射致死的死刑囚犯，而后者关押的是“白天离狱”的囚犯。这些囚犯白天在快餐店或者洗衣店工作，晚上回到“监舍”睡觉。

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用来交纳“监禁”他们的成本。确实是“成本”：从1983到2008，南卡州用于监狱的支出增长了6倍以上，同时囚犯人数也迅速从9000多人攀升至近25000。如此增长背后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就有因非暴力罪行而羁押的人数增多，以及由于新法案规定强制性的最低刑期后判罚加重等。

另一个因素就是南卡罗来纳做出的一项决策。如同许多州一样，南卡决定沿用90年代中期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某些囚犯必须服刑85%才有资格保释。而这样的囚犯现在占到了该州总囚犯人数的42%。这些囚犯不仅使得监狱系统人满为患，而且他们也不大可能接受监狱里的职业培训或教育，因此释放后更加可能被重新打回大牢。

6月2日，南卡州同越来越多州一道，尝试通过改变判罚囚犯的方式来降低囚犯人数—以及由此连带的成本¬—来寻求出路。就在这一天，一份新法案，在通过共和党主导的立法程序后，由南卡州州长共和党人Mark Sanford签署生效。该法案允许非暴力毒品罪犯申请保释或者缓刑，而不是自动被关进监狱。这需要罪犯支付一笔罚金。这笔罚金将用于毒品戒瘾项目。

同时该法案也提升了囚犯释放后和保释期间的监督，实现囚犯从监禁到工作生活的顺利过渡，并确保因违反保释条例（但不构成刑事犯罪）而被羁押的囚犯的人数减少。同时，对某些暴力犯罪，加大处罚力度。帮助南卡州刑罚改革委员会分析数据的南卡罗来纳皮尤中心认为这项法案将会
在未来五年，为该州节省近2.5亿美元用于建造监狱和营运成本的开支。

类似的刑罚改革也在一些不大可能的地区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通过资助戒除毒瘾项目，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提高囚犯出狱后的监督，动辄“大刑伺候”的德克萨斯州极大地减缓了囚犯人口的增长速度。密西西比州通过将非暴力罪犯保释资格从服刑85%降至25%，避免了之前预期的囚犯人数增长。皮尤中心同时也在帮助其他22个州起草改革方案，最近阿肯色州和印第安纳州也加入了这一阵营。

译者：vincent1986

Jul 8th 2010 | Delhi and london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在一个德里夏天所特有的闷热天气里，悠闲的徜徉于打着空调的黄金首饰商店显然颇具吸引力，然而，中央市场（位于拉杰帕特格儿（Lajpat Nagar）的中产阶级街区，不法商业活动的中心）珠宝区里却是顾客寥寥。Hans Jewellers的店主Anand女士抱怨说：“我在这边开店已经有14年，生意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清淡。” 拉杰帕特格儿的首饰商们估计销售额跟去年同期相比至少减少40%。

在一个典型的年份，印度大概消化了世界上所有金矿产量的1/4。时至今日，印度人不但不再买入黄金，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把手头的首饰换成现金。Jyoti Pal是一个售货员，她估计这些天来卖黄金的人跟买的人一样多。孟买金银协会主席Suresh Hundia进一步指出：“在目前这个价位，市场里面只有卖家，大部分首饰商仅仅回收旧的首饰。”

印度中产阶级从黄金买家变成卖家缘于过去几年金价的快速上涨。主要来自于西方投资者对黄金近乎饥渴的需求将金价从2007年不到700美元每盎司推至今年5月份开始的1200美元以上，他们之所以被黄金所吸引是因为其价值储存功能而非装饰作用。上个月黄金名义价格达到历史新高的1264.9美元。本周金价表现略显疲软，下跌至1200美元每盎司以下。按照通货膨胀率（以美国消费价格指数计算）调整后，最近几周的黄金价格达到30年来最高点，尽管这个价格也仅略高于其历史最高点的一半（见图1）。

不管在中央市场还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总不缺乏相信金价会继续走高的人。来自澳大利亚埃斯特集团（Erste Group）的分析师Ronald Stöferle指出，目前，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其GDP的1.85%，这一数字在1940年为20%以上，在1980年接近7%。这表明投资者对黄金的需求将会继续增长。他预计金价将在2012年冲破2300美元每盎司。

黄金需求部分来自回报微薄、不确定性高和相对传统的投资市场。黄金最大的缺点在于它不像股票那样支付股息或者红利也不像债券那样提供优惠（注：债券通常是按一定的折价率进行销售）更不像物业可以收取租金。但由于货币政策一直维持官方的低利率，因此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低了，至少一段时间内会这样。政府债券通常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例如美国和德国国债，但是其回报也很少；股票市场因为对经济增长的担心而持续低迷；投资地产（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则需要大部分人所缺乏的勇气。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的松动使得很多投资者担心通胀最终会卷土重来。很多政府可怜的财政状况不由得让有些人担心其偿债能力，此外，政府也可能禁不住诱惑使用通胀解决债务问题。 主权债务风险以及依旧脆弱的世界经济下银行业更增添了人们的疑虑。在这个所有政府都宁可让自己的货币贬值而非升值的时代，还有谁家的钞票值得信任呢？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商品研究主管Hussein Allidina指出：“随着国家风险的上升，黄金将越来越被看好。”

一些看多黄金的人坚持认为即使上述担心逐渐消退黄金价格的长期前景依然一片光明。中国和印度，作为珠宝首饰最大的消费市场其人均收入正在迎头赶上会对黄金市场形成支撑。

面对黄金价格飙升，其他人开始摇起头。作为一种投资品，黄金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它的吸引力仅仅来自于其本身价值的上升或者至少保持当前的价值。作为一种金属，黄金主要用于制作首饰。看空者认为，在黄金市场需求原因和供应约束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金价仍然如此之高完全违背逻辑。。前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教授Willem Buiter现在是花旗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曾经将黄金的表现称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泡沫”。他说自己决不会投一毛钱在“这样一个没有内在价值，甚至连唯一的实际价值也仅建立在自我肯定的信念之上”的东西。

对金价反弹持续性的争论根源在对黄金未来供给和需求变化趋势的不同认识。目前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两个方面都有显著的上升，推动了金价的上涨。这种情况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3年至2007年），当时一些投资者已经开始怀疑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繁荣的可持续性（还有货币政策的正确性和全球经济发展前景），这段时间金价翻了一番。但是自从危机发生之后，疑虑进一步加深，引起近期金价的跃升。

首饰和金块

先从需求方面（见图1，上半部分）开始，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两部分：来自首饰业的需求和投资需求（一部分黄金用于工业和牙医）。通常首饰业占据的份额最大，但是不管是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比例来看，这部分使用的黄金一直在减少。2000年到2007年，全球首饰业对黄金的需求从3205吨下降到2417吨，其占整个黄金需求量的份额，从接近80%减少到比60%多一点，其中，西方国家首饰业对黄金需求量骤然下跌；印度，全球最大的珠宝市场，其需求量到去年为止几乎未受影响；中国，第二大，其需求量一直在增长。

随着首饰业对黄金需求的下降，投资需求增长了：黄金以金币或金块的形式，黄金ETF以及线上公司提供的允许投资者购买少量金条的服务的形式储存在地下金库里。价格上涨会打消人们购买首饰的念头，但投资者更趋向于将其看成是价格进一步上升的信号。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orld Gold Council）的统计，在2004年至2007年可识别为投资的黄金年均数量为611吨，是前4年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黄金投资的增加大致抵消了珠宝业对黄金的需求量下降的影响。

然而，从那以后，黄金的投资需求开始加速而首饰业的黄金需求暴跌。去年，投资需求第一次超过首饰业。以首饰的形式购买的黄金在2008年为2193吨，2009年为1758吨。与此同时，投资激增的迹象随处可见，其增加部分超过了首饰业减少的需求：2009年黄金的总需求自2000年的低点以来创历史最高。

2008年黄金ETF和类似黄金产品的投资达到历史记录的最高点，为321吨，而这一数据在去年几乎翻了一番，达617吨。到2009年底，由上述基金持有的黄金在两年内翻了一番，达1839吨。一家纽约对冲基金的经理John Paulson，他因漂亮的赌对了美国次级债市场暴跌而闻名，持有价值30亿美元的黄金ETF，是其管理的350亿美元资产组合中最大的一块。

发大财

去年，由于来自美国和欧洲个人投资者的旺盛需求，大约229吨黄金以官方金币的形式被出售，是自1986年以来出售数量最大的一年。去年11月，对美国鹰元（American Eagle）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于美国的铸币局都赶不及造。Rand Refinery是一家为南非铸币局提供克鲁格金币（krugerrands）所用的空白硬币的制造商，该厂在今年6月第一周将其产出提高至30000盎司，这是该厂自1985年以来最高的单周产量。在阿布扎比（Abu Dhabi）那些急于购买想金条的人现在可以径直到皇宫酒店（Emirates Palace hotel）的大厅，那里有专门出售金条的机器。

BullionVault是众多基于网络的金条交易商中的一家，这些交易商允许他们的客户购买其储存在伦敦，纽约，苏黎世地下金库里的金条的所有权，它的研究主管Adrian Ash反映说生意很火爆。Ash先生的主要业务就是引导投资者情绪进入黄金市场，这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投资黄金。5月份的上半月，也就是欧元区的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对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可能会引发欧元加速下跌的担忧直到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中央银行（ECB）采取紧急措施之后才平息下来。在那段时间，BullionVault新增客户存款中，有41%来自于欧元区银行，是自2009年1月份以来平均水平的2倍。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担心的是通胀，尽管显然发达国家更应害怕自己的经济陷入紧缩。一些投资者担心，银行为了国债购买计划或者借给银行而印出来的钱，数额如此巨大最终将引发一次影响范围极大的通胀。至少BullionVault公司的一些顾客可能是并不太相信欧洲中央银行 “清理”活动的德国人，为了抵消央行购买债券的货币影响而买入黄金。

对于那些将黄金当做纸币的一种替代品的投资者来说，黄金的吸引力与这些投资者对其他货币保持其价值的能力的恐惧程度密切相关。他们认为，纸币的价值在政府的一念之间，通胀率可能会由于政府印刷过多纸币而失控。加拿大一位资深的投资者Paul van Eeden多年来一直是黄金价格及其与货币总量关系的学生，他怀疑“不断推高金价的是市场预期，即欧洲和美国央行将被迫最终采取更多定量宽松政策的。”

知识分子们对通胀的共同看法使得在过去的20-30年里通胀得到有效的控制，一些人担心此次危机动摇了这一信念。举例来说，几个月前，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Olivier Blanchard建议央行最好把通胀的控制目标由2%提高到4%。令人担忧的是政府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摆脱巨额债务：鉴于中世纪国王在金币里面掺杂贱金属，今天的统治者们只要多印点钞票就可以让他们的本币贬值。

在供给方面（图2，下半部分），从世界各地的金矿开采出来黄金是新的黄金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数量已经趋平或者说在下降。金矿开采量在2001年达到高点为2646吨，自那以后就开始一少再少。生产和勘探成本的上升使得北美和南非那些历史悠久的矿山产量减少，非洲其他地区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意味着无法随意开发新的矿山。

另一个潜在的供给来源是央行的金库。截止6月份，美国央行，欧洲中央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共持有30000吨以上的黄金。从2000年到2007年，它们平均每年出售520吨，去年，尽管价格飙升，但来自央行的黄金流量几近枯竭，只有41吨黄金流入市场。一些黄金牛市论的支持者辩称央行某种程度上会成为净买家，然而，中国外管局在本周称黄金不会成为中国官方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大供给来源自黄金回收：首饰商按金属价值卖给金贩子。尽管金价在本世纪初的前几年一直稳步上升，但旧金销量并未有所反应：2003年，平均金价为300美元每盎司，共有986吨旧金被出售；2007年，金价为700美元，出售量减少了4吨。但是，自从金价开始陡升，旧金销售数量就开始屡创新高—去年为破纪录的1674吨。

旧金的卖家包括印度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她们习惯于把积蓄换成黄金首饰。去年，印度人出售了115吨私人收藏的黄金，比2008年增加了1/3。在土耳其，217吨黄金被卖还给了首饰商，伊斯坦布尔黄金交易所副主任说“人们普遍认为黄金价格过高”这使得很多人出售“他们手头所有的黄金”。一些卖家可能会觉得心疼。在美国，相关的企业接受卖家邮寄的首饰，去年其旧金销售几乎跳增了1/3，有力的增加了供给。有人在一家公司的网页上留言道，“现金换黄金（Cash for Gold）公司花829美元买下了我从来没带过的金首饰！”

金价会走向何处取决于对以下三个问题的回答。首先，投资者们希望在黄金里面躲多久？第二，如果投资者离开黄金市场，来自首饰业的需求何时才能恢复到足以将金价维持在最近这一水平？第三，如果金价继续维持高位，供给将会有何变化？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经济状况。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投资者对黄金产生新的兴趣的时间跟发达国家出现最严重的经济动荡的时间相吻合。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Harold James在他的新作《价值的创造与毁灭》（“The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Value”）里写道，危机导致人们从根本上无法确定物品的价值。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不可预知的货币，被大规模通货膨胀的担忧以及对其他金融工具真实价值的质疑而撕裂的世界里，黄金成为具有吸引力的选择。

等待回归

但到某一时候，即便是着迷于黄金的最忧心忡忡的投资者也一定会认识到，上帝会保佑我们或者说整个经济状况将变得不再那么让人紧张。当最终利率上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将会上升，而黄金将失去其光芒。随着整个经济大环境的改善，人们对于企业前景的将不再那么悲观，一些投资者就有足够的理由撤出黄金市场。Van Eeden先生认为即便通胀率有所上升，其上升幅度也不会高到足以证明目前的金价水平是合理的。这表明2009年到2010年上半年出现的黄金投资热潮不会无限期的持续下去。

到那个时候，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将更具实际意义：在当前的金价水平下，增加的首饰需求能否弥补因为西方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下降而引起的投资需求下降，供给将如何变动？黄金行业更希望首饰需求在其传统市场，主要是印度和中国，能够蓬勃兴旺。特别是来自印度的需求，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可靠。18世纪际70年代初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资深职员Alexander Dow感叹这个国家对贵金属的渴求，称其为“金银漏斗（黄金和白银凭空消失，更不要说预期回报）”。

然而，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印度对黄金近乎永恒的依恋是有些夸大了。尽管印度人在高价位依然继续买进黄金，但是他们购买的数量更少了：去年其购买量为480吨，比2008年少了200多吨。拉杰帕特格尔的首饰商们明显感觉到了人们购买的黄金数量越来越小于过去社会习俗认可的数量这一趋势。“在过去一次婚礼至少要有3件首饰”一个首饰商说，“到现在2件也可以，有些时候甚至只有一件。”Hundia估计印度2010年的黄金进口量可能比去年的343吨减少40%。总之，印度和中国的年黄金购买量需要增加2倍多才能消化世界上新开采的黄金。

这一切表明，如果发达国家投资者的胃口变差，别指望传统市场可以接过多出黄金。如果金价继续维持高位，现有的黄金储备将会增加供给。从理论上说，有更多黄金可以拿出来卖。鼓吹黄金的人喜欢拿每年约4000吨的交易量说事，他们强调“人类开采出来的所有黄金都在流通”—通过强调有限的流量和充裕的存量来掩盖其逻辑上矛盾。有人估计全世界黄金存量约为160000吨。看来只有寄希望于价格下跌使需求回升并抑制旧金供给，才能使得市场重回平衡。

随着世界经济回到以商业为重心，黄金市场才有可能回复正常。德里的家庭主妇们只会在金价回落之后才会重新净买入。经年累月，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她们对黄金的需求才有可能增加。又或者随着印度金融市场的发展，她们会找到更具吸引力的金融工具（来替代黄金）。

只要世界经济前景依然不明，投资者对通胀以及主权债务的担忧不减，黄金的魅力就不会改变。但最终金价会走软：近期金价跌破1200美金就有极有可能成为转折点。到那时，当投资者们回顾2009年10月或11月那轮牛市时可能会感叹人类所保留的黄色金属的数量。

译者：aiyuri

所有的方案都很困难，但有的更显合理
Jun 17th 2010

英国新联合政府从一开始就将其主要工作定位在处理巨大的财政赤字上，这一赤字在2009-10年度达到和平时期的顶峰，占到GDP的11.1%。6月22日提交的紧急预算将启动这一计划。由财政大臣保守党的乔治•奥斯本和财政部负责控制开支的自由民主党的丹尼•亚历山大共同做出的这一决定，对政府自己的寿命和英国的经济预期来说，都可能是重大并具决定意义的。

就实际而言，该预算必须认真考虑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之间的合约，以及各党派竞选时的附加条件。但从理论上看，这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他们可以将以往的承诺和工党遗留的计划弃之一旁，并学习其它国家采取强制措施的经验。问题是，如何在保护依然脆弱的经济，并通过相对公平的方式来分散痛苦以争取公众支持的同时，尽可能地缩小财政缺口。

首先应确认的是需要填补的窟窿到底有多深。6月14日，现在负责财政预估的预算责任办公室（OBR）认为，现政府有任何变动之前，到2011年3月的财年赤字将达到1550亿英镑（合2290亿美元），约占GDP的10.5%。

关键问题是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后赤字仍可能持续，除非缩减开支并提高税负。根据智库财政研究学会（IFS）的最新预测，由于经济危机和衰退的原因，公共财政的固定削减占GDP的5%。但这是建立在预算责任办公室的主要预测基础之上的，而奥斯本则想达到GDP1%的安全限度内。而且，由于疯狂的借债，在今年和2014-15年间，利息支付将升至接近GDP的1%。如果将这些考虑在内，周期调整性财政收支平衡（包括利息支付）将提高到GDP的7%。

奥斯本也必须决定整合应该有多快。他已经宣布2010-11年度净支出削减达到GDP的0.4%。接下来到2014-15的四年要通过缩减开支和提高税负来削减另外的6.6%，这意味着结构性财政收支平衡每年需要增长超过GDP的1.6%。如果稍慢点，利用5年以上的时间，则每年减少赤字仅占GDP的1.3%。

正如图表所示，国际经验表明二者都是可行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的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以来，十个最巩固的国家（英国也名列其中）平均削减赤字的速度大约是GDP的1.9%。现在快速的债务重组，也许能让那些对英国借贷忧心忡忡的债券警卫们保持冷静，而且能通过长期保持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予以补偿。

但奥斯本需要重视近期英国经济的脆弱性：预算责任办公室对当前迹象的判断不如前政府乐观，并认为长期的发展速度也要偏低些。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地区的麻烦也迫切需要一个不太繁重的步伐。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经济学家约翰•豪克斯沃斯认为，约占GDP6.5%的财政整顿是需要的，而且也适合更加渐进的方式。这与英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六年多的缩减节奏是吻合的。

困难重重的平衡

那么，拯救公共财政到底有什么选择呢？如果奥斯本想把过去的混乱理顺，一方面他可以依靠全面的开支缩减，另一方面可以依靠税负增加。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的研究发现，在稳定公共财政方面，主要依靠支出削减会更加成功。但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斯特法妮•桂洽德（Stéphanie Guichard）认为，当财政整顿庞大时，对税负增加的需要会和削减开支一样重要。高税负之所以应该能缓解英国的一些压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殊原因。

一是在过去十年的中期，依赖于财政和房地产的泡沫带来的高收入，国库变得不再健康。它们不会再回到原来的规模上。二是只有公众直接面对问题，财政调整才有可能成功。根据研究瑞典1990年代财政紧缩问题的金思•亨瑞克森（Jens Henriksson）的说法，由于支出缩减更容易伤害低收入群体，重要的是要证实那些通常支付更多税的高收入群体也感到手头拮据。

但不太受欢迎的是，较高税负的贡献是必要的。只是它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值得商榷。保守党认为税收占财政整顿的五分之一。这可能太过了一点。如果保持开支削减占GDP的5%，而税收占2%左右，这与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中最大的两个赤字削减国家相比，仍将是比较棘手的搭配。

对于税收的提高，奥斯本有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首先，他的前任部长、工党的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采取的计划税收，到2014-15年度将增至GDP的1.2%。而这其中的一半来自于高收入征税，包括对年收入超过15万英镑的新的最高达50%的纳税比率。全国保险税将增加另外占GDP的0.4%的份额。剩余部分会来自于增加对烟酒和燃油的征税。尽管保守党在选举前声明将抑制保险税的增加，但除了工党的措施外，他们还是计划额外增加占GDP0.8%的税收。

奥斯本可以选择取消并替代其前任的税收改革，包括今年已经执行的。已经有呼声要求弃置这些改革。相比于增加税收，新的最高征税比率可以缓和高收入群体，而且关联养老金制度极为错综复杂。

在严格的经济基础上，征收诸如新碳税的增值税，是增加收入的好法子。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2009年的一项研究证实，消费税对于发展的负面影响比其他税种要小得多，而且肯定不会扭曲公司或个人的税负。比如，如果主要增值税率由17.5%提高至21%，而且将诸如书刊杂志等额外因素的税收剔除，消费税将提高GDP的1%。碳税能提高相同的数量，而且可以进一步帮助英国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如果设计合理的话。

然而，问题在于二者都是累退税，即按比例来说，穷人可能付出比富人更多的工资来支付这些税。如果联合政府提出的计划无法对此予以保护，它可能不得不坚持工党针对富人提出的一些所得税政策，这些政策同时增加补贴来帮助低收入者。处于相同的原因，他们可能针对非经营性资产提高资本收益税，因为按照政府提议，假设这些收益是通胀的标志。综合起来看，这些措施将提高财政调整一揽子计划的公正感，而且可以通过碳税或高增值税提高占GDP1%的额外收入。另外的0.2%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比如对银行的征税。

这就剩下约占GDP5%的开支需要在预算中平衡。5月24日财政达成宣布在当前财年削减0.4%，因此他还需要继续削减4.6%的开支。根据预算责任办公室，在当前财年（在上月削减计划出炉前）总支出约有7010亿英镑，占GDP的47.5%。

单个最大的部分是福利，约占总数的28%。大约55%花费在公共服务上，比如健康、教育和管理。第三部分是各种杂项支出，包括债务利息（今年约占GDP的2.9%）等不可避免的方面。

不加区别的福利削减可能与社会公平事与愿违，因为国家养老金开支大多数是针对全体工人的，包括穷困平民。但相当一部分并非如此。比如，当前所有的家庭抚养子女都依赖于儿童福利，而且家庭条件比较好的还从儿童地税额中获取额外的帮助，而这一税种主要针对的是贫困家庭。财政研究学会指出，如果这二者联合考虑并加强收入调查，每年大约可以节省65亿英镑。

对领取养老金者的特殊救济也可以缩减，这部分人的基本养老金来自于特殊计划的支撑。选择之一是冬季燃油补贴，主要针对的是有6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这是一项不起眼的直接补贴，因为仅有12%的受惠者支付超过其工资10%，以确保室内足够暖和（“能源贫困”的转移实际意思也就是缓解）；取消这一项可以节省27亿英镑。放弃对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车和对75岁以上老人免费收看电视将节省16亿英镑。

还有其他的节约办法。比如，通过将分担儿童抚养费用的税收减免由80%削减为50%可以节省7亿英镑。根据智库社会市场基金会的研究，在个人租赁部门收紧对残疾人住房津贴和房屋补贴可以分别增加30亿和7亿英镑。加在一起，这些措施又可以减去占GDP1%的账单。

这一揽子改革意味着保守党不得不放弃以往的承诺，特别是对领取养老金者的免费午餐。但除非福利方面的积蓄充盈，否则公共服务只能是一种不相称的结果。甚至到了如此程度的福利强制，还需要占GDP3.6%的费用。这部分削减将主要落在负责公共服务的部门头上。

接下来，奥斯本必须做出决定的是，在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现时的非经常开支项目上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达林已经规划投资削减1.5%。这看起来有点过分，重复着过去一遇到困难时期就删减非经常支出的错误做法；比如，这种做法的结果，导致国家交通系统不够完善。对英国来说，走出财政危机，不仅需要缩减财政赤字，而且需要经济不断增长，而这意味着要求完备的基础设施。政府可能希望压缩不超过GDP1%的净投资。这反过来意味着降低大约GDP2.6%的当前部门支出。

一个明显的目标是政府自己的支出，它大约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公共部门员工的收入远超过私人部门职员，2009年每小时薪酬男性要高15%，女性则高出25%。但公共部门员工的教育和资历要好一些，财政研究学会的安东尼•博兹奥（Antoine Bozio）和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研究表明，如果将这些因素排除掉，则公共部门的男性薪酬比私人部门每小时高2%，女性高7%，平均5%的额外津贴。

这意味着真正可以缩减的公共支出约有5%，这可以解决两年的工资冻结问题。总的节省费用有89亿英镑，尽管在税收方面会有减低的负面影响。即使如此，仍可节省55亿英镑，大约占GDP的0.4%。

在养老金方面，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员工之间的差别要更大些。财政研究学会的研究人员指出，慷慨而又影响广泛的养老金法案使得公共部门员工比私人部门多12%的养老金。根据社会市场基金会的研究，公共部门员工贡献的增加，比如，2个百分点，将增加30亿英镑，即GDP的0.2%。这一系统可以在近期推行广泛的改革。

减少公共部门人数也会增加大量的储金。过去十年中政府人数增加了13%。一些额外的雇员是必要的，但现在压缩7.5%的人数也是可以的，这将减少40万人的支出。可能的储金大约有GDP的0.8%，这取决于有多少失业的人是低工资者，以及它是否会引起大量失业并增加失业金支出。如果薪资支付可以降低多点，或者经济能够振兴，失业人数也可以减少。

英国工业联合会（CBI）认为还有其他增加储金的地方。该组织公共服务部负责人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on）支出，公共管理人员现在被迫作出变革，比如共享或者外包服务，例如发放薪水和前台服务方面。采购方面也可以压缩。稍大的经济组织将在中期综合调整其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这将节省占GDP1.2%的费用。

少点支出，多点改革

缩减公共服务的要求将引发更多的根本变革。过去十年中大量的经费伴随的是生产力的降低。是时候对健康和教育等条款进行改革，特别是重启由托尼•布莱尔倡导的自由派供应经济学的政策，这将逐步走向共付费用和自费服务。

不幸的是，如果政府承诺将加以改革的所有公共部门，尤其是庞大的健康预算的经费能够压缩，事情将变得容易些。问题在于，真正需要大力压缩开支的部门，并不倾向于改变服务。而且还有很大的拓宽内部循环的压力。

财政部五月份重点在部门预算方面的第一份削减计划，使一切变得明朗起来。因为健康、国外援助、教育和国防等方面费用的隐蔽性，其他地方的缩减比逻辑要求得更为多些。包括运输和环境等部门2010-11年度预算一下子就比原计划少了5%。

但坏消息中也蕴藏着希望。危机迫使人们关注政府以及它应该及时提供些什么——免费、部分免费还是全部自费。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人口老龄化需要的养老、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费用越来越多。普华永道的豪克斯沃斯认为，还需要占GDP2-3%的财政紧缩来抵消这些费用。在此之前公共财政方面不会有太多的坏消息。

译者：myriver

Jun 17th 2010

本刊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征收碳排放税是应对气候变暖的最佳方式。本月我们邀请经济建模公司剑桥计量（Cambridge Econometrics）估算碳排放征税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冲击。简单来讲且允许循序渐进做些调整，我们预计到2020年碳排放征税的创收应相当于GDP的1%，而且其他着眼相似目标的政策（燃油税、可再生能源补贴、英国在欧洲排放交易计划<emissions-trading scheme>简称ETS）中的会员身份等等）将被废除或者减少。

收效将非常惊人。对碳排放征税人们常常担忧的是这将使商业和经济受到创伤。但在我们的模拟中，英国经济成就会有所改观。尽管到2015年纯财政收入将增加110亿英镑，2020年将增加180亿英镑，我们的碳排放税（2015年每吨征税31英镑）将会促进而非阻碍经济成就。到2020年现有制度下收效将提高1.2%。

剑桥计量的Philip Summerton解释道，对碳排放征税代替了具体的高昂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就将建成更多的天然气发电站。由于天然气比风能价格低，举个例子来说，这样就能降低发电的成本。反过来也将刺激生产：到2020年制造业将再增长2.5%。

得承认，并非全是好消息。英国现在天然气发电量已占约40%，而且天然气即将耗尽。征税对供应保障和多样性也无能为力。尽管电费会降低，天然气（最常见的家庭取暖燃料）价格将升高。2010年至2020年之间家庭平均燃料费将会增加0.5%左右。而且事实上英国退出排放交易计划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排放交易计划碳价与英国征税人所定碳价（我们的测试中，此价更高一些）两者的关系还需再斟酌。

将碳税收入限制在GDP的1%以内将导致2020年排放5.68亿吨的温室气体，比不限制碳税收入比例温室气体排放量多6%左右。这将是小小的一击。但若碳税更高，排放量应该能降低，Summerton说，而且，如果排放量稍多一点，英国经济就会有显著增长，而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收入来源。这说明，一条碳税政策就比当前一堆乱七八糟的政策更具实效。

碳税政策作为一项财政手段还有更多更广泛的优势。这比当下一堆减税优惠政策、交易计划和购买力债券更简洁也更容易预测。谁污染谁负责，这条原则很容易掌握，而且从政策实施层面来讲对污染等“坏事儿”而不是工厂、企业等“好事儿”收税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给碳排放制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商人就能够确定他们需要投资更环保的技术。但，收效要到2020年以后才能显现。

译者：cat_autumn

旨在孤立加沙的政策几乎使哈马斯的统治深入加沙地带的各个方面

Jun 3rd 2010 | GAZA AND JERUSALEM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5月31日，以色列海军拦截了企图向加沙运送救援物资的六艘多国小型船只，该行为被以色列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称为“私刑”。在以色列看来，受此次私刑暴民迫害的并非亲巴勒斯坦活动分子——其中大约有九名土耳其人在行动中被袭生亡，也非其余受伤的若干人等，而是以色列的突击队员，他们在从直升机降至土耳其领航船只“马维马尔马拉” 号（Mavi Marmara）甲板时遭到棍棒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也延用了由一著名专栏作家使用的“私刑”这一比喻。6月1日，安理会各成员国对此“造成至少十位平民死亡的行径”进行了一致谴责，并呼吁对此事进行“迅速、公正、诚信、透明的调查”。 土耳其和其它国家的措辞原本比现在更为强硬，在美国外交官的艰难斡旋下才有所缓和。但奥巴马政府未能将针对以色列的反对之声一概否决，以色列几乎将美国的这种行为视为背叛。以色列外交情报局摩萨德（Mossad）的老大警告以色列国会委员会道：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正变得“连战略资产都算不上”（美方观点见文）

以色列对自己和自身行径的认识与其它国家对它的认识似乎大相径庭。它在距以色列海岸（和加沙海岸）约80公里（50英里）的地中海上的愚蠢行径，使其成为人们空前关注的对象。反以浪潮示威活动席卷了全球各个城市，土耳其也召回了驻以大使。

同样，在以色列内部，左翼自由党和代表着多数人观点的右翼宗教政府联盟之间的鸿沟也在明显加深。本周，左翼政客以及阿摩司•奥兹（Amos Oz）和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等作家也谴责了以色列封锁、抵制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地带的行径。可他们的观点却遭至广泛的强烈指责，被批评为“背信弃义”及“失败主义”。

这一号称正义受害者的广泛战线就海军军事行动的实际执行也存有分歧。甚至是那些坚持认为“活动分子与基地组织有雇佣关系，他们对我们的士兵设下了埋伏”的政客和将领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海军突击队会直接降落到活动分子的“埋伏”当中。

军队内部，有人指责情报部门未能预先估计到部队可能遭此款待。政府内部，也已经展开了相互指责。甚至内塔尼亚胡的副官，也会彼此偶尔抱怨此次行动的决策人——性急的国防部长埃胡德·巴拉克。但这些很快地都被压制下来。显然，总理不打算针对、也不愿意冒险失去这位早已成为其亲密政治盟友的工党领袖。

在一切开始错得离谱时，以色列总理正在访问加拿大。他原定于在次日于白宫与奥巴马会面，在历经数月的紧张局势后参加美国所谓的“修复友好关系会议”。他曾为此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取消了此次会议，乘机返回以色列。显然，为了避开指责，白宫并没有让这位四面楚歌的总理与奥巴马先生在公众场合共同亮相。某位发言人称：内塔尼亚胡收到请他返回美国参加会议的公开邀请。

同时，奥巴马先生将于6月9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上与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会面，以尽力挽救刚开始“接近”和解的以巴谈判。哈马斯在事态转变中胜出，并敦促当局中止会谈。

以色列的当务之急是争取美国的帮助，以避免国际社会要求的外部质询，它担心这将会对自己不利。以色列消息称，美国正敦促内塔尼亚胡先生立即任命一个以色列高等法院法官进行质询。但同时，以色列官员担心，华盛顿方面提供的缓解此次危机的外交援助将成为他们在和平谈判中的“筹码”。以色列和平阵营则无疑希望事情能的确如此。

以色列外交官和军人正电话联络伊斯坦布尔，试图避免与土耳其关系完全破裂。两国的战略联盟，尤其是军事机构间联盟，已经发展了数十年，成为了该地区谨慎但重要的轴心。但最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再强烈批评以色列的加沙政策（见文章），两国关系恶化。如果将来土耳其派遣自己的海军为突破封锁的船只护航，两国关系将迅速地进一步恶化；以色列已经表示，它将制止任何此类企图。

加沙施压者

以色列、甚至美国和其他支持封锁加沙的西方国家将封锁视为打击哈马斯的一种手段，现在他们都迫于压力重新思考封锁的效果。本周，智囊团国际危机小组指出以色列不应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多年来，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都已就孤立加沙政策达成共谋，并期望以此削弱哈马斯的力量。这项政策在道义上有些骇人听闻，在政治上有些弄巧成拙。它并未使哈马斯放松对加沙的控制，反而损害了加沙人民。

2005年以色列撤离加沙的几个星期里，这项政策开始实施。一开始，美国曾试图保持门户开放，与以色列达成了一项通行进出协定，协定允许每天可有数百辆物资卡车从加沙输出物资，准许普通巴士车队进出约旦河西岸并开放一处由巴勒斯坦控制的位于拉法的口岸，该口岸可通往埃及。然而，该协定仅是纸面文章。一年后，加沙的输出物资仅占协定数量的8％，拉法被关闭，巴士不见踪影。哈马斯刚刚完全掌控了加沙地带，以色列就立即将加沙宣布为敌对实体，并制止一切进出该领土的相关活动。

最初，哈马斯和其他激进组织因为迫使以色列离开了该区域，沉浸于自我标榜的成功中，并企图以炮弹打出天下。他们用以袭击以色列的飞弹多为自制，数量从2004的281枚增加到2008年的1750枚；打击范围也从几公里扩展至特拉维夫郊外。但是以色列发起的凶残报复——最具威胁性的是2009年1月的战役——使哈马斯受到重创，哈马斯遏制了它的火力，其他武装力量也同样效仿。今年，迄今为止已有34枚飞弹落在以色列，却没有一枚出自哈马斯之手。一名以色列外交官笑称：“哈马斯是在保卫以色列，”。

哈马斯反而将精力转向内部。加沙人民被封锁在40乘以10公里的（154平方英里）区域内，这次封锁让哈马斯得以放手塑造该区域。其领导人将加沙比作“里巴特”（ribat）——一座武士修道院，将其居民比做穆瓦希德（murabitoun），或称好战的僧侣，它使人回想起11世纪的复兴运动，在还未席卷摩洛哥平原和安达卢西亚时，该复兴运动撤回到摩洛哥高地。正象当年与以色列做战时一样，他们为了生存饱经风霜。为了保证物资供给，他们开创了“抵制”经济，对挖掘蜿蜒于加沙与埃及交界处的复杂的隧道网络进行监管。

起初，抵制经济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可现在多亏了这些隧道，输送到加沙的货品较以色列开放门户时更为便宜也更为快捷，这些货品塞满了加沙商店的货架。绞车吊起的物资总量足以进行大规模的道路维修和住房兴建。当局已填补了以色列的炸弹在足球场馆留下的弹坑，还以猫眼装饰公路。不同于别处的战后维修，这样的重建完全由他们自己完成。他们自己颁布了限令限制购买走私品，这令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机构也无能为力，已将其划出战后维修的名单。加沙有一半的儿童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接受教育，因无法购进水泥修复校舍，工程局将教学点安排在了集装箱内，在以色列还没取缔集装箱之前。

期待外部资助的人道主义机构哀叹着发展落后。但他们在发展指数中漏了关键点。加沙正在重建，哈马斯正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塑造社会。如今，每年有大量的物资穿过隧道竖井，开创着一个新的经济体，哈马斯从中提取了丰厚的利润份额用以为其统治提供资金支持。一位哈马斯部长如是说：“加沙之围是一份礼物”。

一个运作相当良好的官僚机构正在协调这项工作。哈马斯政府为了支付5亿美元的年度预算，已设立了有效的税收制度提高通过隧道进口的香烟，汽油，服装、面包等物资的税率。官方称西瓜（高高地堆放在路边）、洋葱已经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鸡蛋的价格已经跌到约旦河西岸价格的一半。由于以色列海军禁止了该海域的捕鱼活动，哈马斯正开放前以色列人驻地的鱼场。哈马斯的机构在线公布政府方针、公务员考试结果（据他们称是基于任人唯贤而非任人为亲的原则），并向少数获准到埃及旅行的人发送短信，他们可在巴士上或过境时收到最新消息。

加沙人遭遇的更为严重的危害是：加沙之围使得哈马斯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哈马斯的内部治安由迄今为止为抵抗以色列而布署的Ezz al-Din al-Qassam武装分子控制，他们使用闭目塞听的方式来控制社会。这在创造稳定的同时，却使这一时期充满畏惧。在敌对伊斯兰教徒谴责哈马斯在拉法的统治时，武装分子闯入清真寺并杀害寺内教徒。左翼分子认为增税是在四面楚歌的区域雪上加霜，并为此提出抗议，于是乎他们被送进监狱。死刑又重新设立。哈马斯势力对与以色列的差异无动于衷，他们正在铲平之前那些未经授权擅自定居的加沙人的土地。蓬勃发展的政治文化已被扼杀至只余一个派系的状态。

操纵着这些机构的是积极性颇高的哈马斯新一代的骨干。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这些人未曾留学海外，他们凭着狭隘的视野和四面楚歌的心态，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外界，包括巴勒斯坦人和外国人。包括总理哈尼亚在内的老一代骨干已显得有些惴惴不安，哈尼亚在哈马斯袭击了联合国夏令营后恳求大家宽恕。

某些活动分子冒险的下场

一些曾于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接受教育的哈马斯老前辈警告道：哈马斯对权力的渴求会使这次运动经受背离宗教原则的风险。他们的呼求被置若罔闻。第二代哈马斯骨干——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一直生活在被占领的状态下，他们醉心于权力，可是对于该利用自己的权力去做些什么却没有明确的目标。

开放边界，允许加沙人再次外出旅行，使其他势力有可能侵蚀进无所顾忌的专制主义。但似乎没什么国际决策者知道该做些什么或怎么去做。三年来，在西方财政机构支持下，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与其哈马斯对手已举办了一次选美比赛；仍有许多人并不愿提高加沙的胜率。埃及继续警惕着他的另一个伊斯兰邻邦（苏丹已够令它头痛）。对以色列来说，围困加沙之举也许还没使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吉拉德•沙利特重获自由，也还没把加沙人饿到群起反抗哈马斯的地步（这两者都是以色列官方给出的围困加沙的理由），但它赢得的更有价值的奖品就是分裂的巴勒斯坦政体。为阻止两国共存，以色列造就了大量定居者，一些人认为：它因此成功造就了哈马斯。

遭遇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后，以色列和埃及立即采取了临时补救措施以减轻各自的封闭状态。但必须要有一个更加正式的可对安全进行监管的“阀门”机构。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很多，但各有弊端。以色列的轰炸行动已使机场关闭。由于缺乏建材，港口的建设工作仍被搁置。与以色列重开口岸将重建加沙与巴勒斯坦其它区域的关系。可哈马斯与以色列一样为能摆脱对方而愉悦不已，它宁愿开放位于埃及边界上的拉法，将之作为通向伊斯兰世界的大门。

区域决策者及西方决策者暂时是希望加沙之围能以巴勒斯坦内部和解告终。但在拉马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参谋有不同意见。他们正呼吁总统立即前往加沙，突显他对被围人民的支持，并推动形成一个联邦政府，使两个执政政府继续在他的指挥棒下进行管辖。本周晚些时候，一支“先遣队”会到达加沙，虽然遭到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抗议。如果这支“先遣队”还能带来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国家在2009年1月的战役后承诺向加沙捐助的40余亿美元，也许能为筹备联邦政府讨些好处。但让另一支小型船队启航似乎远比巴勒斯坦和解的前景更为现实。

译者：mabel.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