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你瘦身的灵丹妙药

Aug 24th 2010 | NEW YORK 

   有种民间说法广为流传：多喝些水会更健康。还有一种版本是：饭前一杯水，吃饭少一嘴。这些瘦身法听起来挺合情合理，但没有缜密的科学依据。

  但是现在，这些说法有理有据了。佛吉尼亚科技大学Brenda Davy带领的研究小组率先就饮水与瘦身之间的联系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今年早些时候发表了一份为期12周的实验报告，该实验显示：饭前喝水确实可以减轻体重。在美国化学协会本周于波士顿召开的会议上，Davy博士指出，长达一年的跟踪调查结果支持并拓宽了这个发现。

  研究员将48位年龄介于55到75岁之间，不爱运动的美国人分为甲乙两组。他们要求甲组成员每日三餐饭前不久喝半升水（500ml）,对乙组成员则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实验前，所有的志愿者每天的摄入的热量一直都在1800卡到2200卡之间。实验开始后，女性成员的日常热量摄入量被控制在1200卡，男性成员则被控制在1500卡。三个月后甲组组员每人瘦了7kg，而乙组组员每人只瘦5kg。

  Davy博士信心满满地扫除了对实验结果的一些明显质疑。她指出，这个实验不存在选择性偏差，因为这是一个随机试验。可能甲组组员因为喝了水，就没有再喝加糖饮料了，但这不能解释他们为什么瘦得更多。因为即使乙组组员喝了碳酸饮料，他们每天摄入的卡路里量也是在控制范围内的。况且喝水瘦身的效果似乎是不反弹的。随后的12个月里，志愿者的饮食不再受到限制。然而那些在实验中天天饭前喝水的组员保持了这个习惯，很显然大家喜欢这个习惯。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体重还在减轻，一年大约瘦700g，而没喝水的乙组组员的体重却反弹了。

  这个方法为什么如此有效实在令人费解。但它确实有效，而且便宜、简单，不像其它饮食建议那么繁杂，看起来还那么令人愉快。

译者：tinnciy

Jul 8th 2010
 
千载难逢

春天里一个清爽宜人的周五夜晚，在巴黎市郊Boulogne-Billancourt地区一个卖止痛药的药店所在楼房的地下室里，十几个人各就各位，例行每周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着某个欧洲人实现一夜暴富的梦想。摇奖器开始旋转，号码球抽出，珍珠般洁白的牙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呼吸也已凝滞，但是最终本期欧洲百万乐透（EuroMillions）无人获得头奖，7900万欧元（1亿美元）的奖金也被复加到下一期头奖奖金之中，共计超过1亿欧元（1.25亿美元）的奖金，而就在这下一期，一位英国人独中大奖，破了英国历史上天降横财的记录，不过和世界记录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美国“大百万”（Mega Millions）曾摇出一注3.9亿美元大奖，由两人平分。

欧洲百万乐透由Française des Jeux，Loterías y Apuestas del Estado和Camelot三家公司联合运营，三家分别管理着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彩票业务。凡来自英国，爱尔兰，法国，西班牙，卢森堡，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的彩民，都可以购买欧洲百万乐透的彩票，以参与人数而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彩票项目。上文提到今年春天无人中头奖的那一期，共有2600万欧洲彩民购买了该彩票。抽奖于每周五晚上9点到10点在巴黎进行，抽奖过程录制以后送到各个参与的国家进行本土化处理后播出。欧洲百万乐透的奖金免税且一次全额支付，而在美国彩票中奖后奖金要课税，而且需从两种兑奖方式中进行选择，一种是全额支付但按年分期付款，另一种是部分支付但一次性付清。

像当前多数其他彩票一样，欧洲百万乐透投资了许多公益事业，但这不是让人激动的原因。Française des Jeux的老总Christophe Blanchard-Dignac先生认为，彩票出售的是梦想，是成为大富豪的梦想，即使彩票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赢的机会不能随着玩的次数增加而有大幅增长的游戏，因为几率实在太小。

持久的诱惑

然后彩票恐怕是所有博彩项目中最持久的一项了。老虎机（Slot machines）是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产物，纸牌和筛子是一阵一阵的流行（如今谁还玩那种流行于十八，九世纪的Hazard或者Faro），体育博彩的玩法和主题随着国家和文化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是花小赌注而博大财富的想法（指玩彩票）却几乎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

历史上大规模发行彩票基于两个目的：在现金不足的地方促进商品流通，或者用于改进民生。1522年，一位威尼斯商人对外发行彩票，彩民花少量的钱即有机会赢得地毯。两百年后，殖民时期的美国（colonial America）用发行彩票的方式来出售无法分割的昂贵房产，被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赞为可以“让很多人用以较小的风险换取获得一个昂贵奖赏的机会”。

出售彩票得来的收益曾用于修缮分布在苏塞克斯郡（Sussex）及肯特郡（Kent）海岸上的五港联盟（Cinque Ports）及建造威斯敏斯特桥（Westminster Bridge）。在美国，彩票收益也用来赞助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耶鲁大学（Yale），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等。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说，赌博是“贪婪之子，众恶之兄，危害之父”，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费城（Philadelphia）则于1746年即发行过彩票。

法国的近代彩票业始于1933年，当时是为了帮助一战后的孤儿寡母或受伤致残的人。如今Française des Jeux则为法国体育赛事提供资金，2009年其投入占法国国家体育发展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Développement du Sport）总预算的八成。在英国，有超过七成的成年人定期购买彩票；彩票运营商Camelot自1994年首次运营以来，已累计向公益事业投入240亿英镑，用于发展体育，艺术，遗产发掘保护，教育等事业。

在美国，教育也是彩票慷慨赞助的主要对象之一。自1984年起，加州（California）彩票收益中，每1美元有34美分用于该州公立学校的发展。阿肯色州(Arkansas)2009年才开始发行彩票，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该州的学生及该州的大学提供奖学金。而在乔治亚州（Georgia）彩票已为超过100万居民提供奖学金，支持他们前往大学深造。

体面的赌博

这种用之于民的传统可能是彩票被广为接受从而较其它形式的赌博易于接触到的原因之一。世界彩票协会（World Lottery Association）的成员来自超过90个国家。在美国，大部分州都发行彩票，而在那些不发行彩票的州，居民也可以买到两种在美国全境发行的彩票，PowerBall和Mega Millions。

在经济不景气的当口上，彩票魅力依然不减。彩票占据了全球赌博市场的三分之一，而随着下注的方式日益多元，今年的销量有望要增加。除了刮卡和抽号码外，彩民如今还可以通过网络或手机下注，后者虽然目前份额不多，但是重要性却日益突出。

老百姓手上收钱，按政府的意愿花钱，这种行为还有别名。Henry Fielding在其1731年写就的民谣剧（ballad-opera）《彩票》（The Lottery）中抨击道，“彩票即征税，天下蠢人莫可避；谢天儿谢地，钱儿来得真容易；愚人敛财的行当，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世间的傻子，总是熙熙攘攘。”据全国州议会联合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的数据，2006年美国彩票共计为各州创造170亿美元的财政收入。赢得Mega Millions头奖的几率约为一亿七千六百万分之一，而个人被雷击中的几率为七十五万比一，我们可以两相比较一下。

如果彩票算一种征税方式，则其困惑在于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增加。英国调研公司Theos在2009年发布研究数据显示，英国的穷人购买彩票，尤其是购买刮卡的开销占其收入比重要远大于富人。在南卡罗莱纳州（South Carolina），家庭年收入在四万美元以下的人口占全州人口28%，但占彩民人口的比例却超过50%。

据税赋基金（Tax Foundation）的调查结果，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合理的退休计划应当包括购买彩票。而据圣路易斯州（Bank of St Louis）联邦储备银行就美国七个州的研究显示，很多花在购买彩票上的钱来自这样或那样的政府补助（如社保金，失业救济或残疾人福利）。

买彩票也许不是什么明智之举，但人们对其激情如此澎湃，要政府不予以支持是不现实的。在欧洲热衷彩票的人已联系了Française des Jeux，Camelot和MUSL（美国Mega Millions和Powerball运营商），酝酿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的彩票，预计2012年首发，不过仍有变数。

译者：winsteps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总统带给埃及的是独裁统治、经济崩溃和在与以色列为期6天的战争中失败的耻辱。而在他1970年猝死于心脏病时，埃及人却悲痛难抑，约50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释放了政治犯，恢复了经济，并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协议，赢回了纳赛尔曾失去的一切。而当他在1981年遇刺身亡时，埃及国内却悄然无声。众多的外国领导人出席了他的葬礼，但埃及人露面的却很少。

公平地说，甚至痛恨纳赛尔的埃及人也认同他的目标并对他的失败感到同情。而即使萨达特的狂热支持者对他愈来愈反复无常的脾气也日渐恐惧，对他的离去感到宽慰。对比一下埃及人对他们领导人逝世的反应就又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霍斯尼•穆巴拉克掌权的时间比他的两位前任加一起还要长，但埃及人对他的感情却远不及两位前任。埃及人会如何评价他留下的遗产哪？

穆巴拉克已经82岁了，最近几年他很少呆在开罗，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奈半岛的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大好。今年春天穆巴拉克在德国做了一次手术，有六个星期不能履职，而之前这位埃及总统就曾在众目睽睽下疾病突然发作。2003年，他在埃及人民议会发表演讲时突然瘫倒，国防部长情急之下将国会议员们锁在会议大厅内，直到医生在一间接待室内将总统抢救过来后才允许议员们离开。去年，由于为一个孙儿的新近去世而难过，在迎接奥巴马总统这样一个重要来客时，穆巴拉克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以至于无法迈下几步台阶去表示一下欢迎之意。

然而，这位埃及总统似乎并没有下台的打算。几年前，他说将为国家尽职到呼吸和心跳的最后一刻。在他近期手术后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宣布自己的意志与决心比以往更加坚定了，誓言要履行其“建立一个民主大厦的坚固支柱”的诺言，而以目前的建设速度来看，在可见之未来这座大厦是无法完工了。当被问及谁将出任下一任总统时，他一成不变的总是那句高深莫测的回答：“只有上帝知道。”执政党的官员们在回答2011年总统选举候选人的问题时，都例行公事地回答说只有穆巴拉克有这个资格。

尽管他的小儿子贾迈勒（小穆巴拉克）过去10年来在执政的民族民主党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常常陪伴在他父亲身边出现，这个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指的仍然是老穆巴拉克。在党的组织架构中，这位47岁的前银行家的正式排序位居第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他父亲有意让他接班。根据2007年颁布的宪法，在总统选举中允许出现几个候选人，一般都认为修改这部宪法是板上钉钉的事。老穆巴拉克曾多次承诺不会有“继承”来的总统，而根据修订后的宪法，就可以使他的儿子名正言顺地通过选举上台。

尽管许多埃及人认为贾迈勒•穆巴拉克（在2011年成为总统）的机会在减少，但仍不排除他上台的可能。他是一个严肃而有能力的管理者，目前负责管理帮助穷人的慈善项目。也多亏了他的许可，埃及才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自由化。他的支持者们指出，他受过西方教育，一直住在国外（他的母亲是半个威尔士人），不象过去的历任总统，他平易近人。但也有人认为他与仍然强大的军队关系不够密切，这可能会成为他登上总统宝座的一个障碍。他们补充道，小穆巴拉克不仅不像他父亲那样土生土长，对埃及人具有吸引力，而且公众对王朝政治也越来越反感。

一些人认为，埃及政权的核心圈子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推举他们中的一位元老级人物来出任下届总统。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是强大的埃及情报总局的局长（该机构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人们经常提及他出任下届总统的可能。这位75岁的前将军作为埃及情报机关的首脑取得了显赫的声誉。但他坚定地忠诚于穆巴拉克，这表明他并没有觊觎总统宝座的野心，他同民族民主党也没有多少关系。有几个60来岁在军事和情报部门工作的资深技术专家型官员似乎也有登龙门的希望。

这个猜谜游戏只能说明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其体制及其运作的透明度仍然很低。例如，军官团就有配套且享有特权的农场、工厂、学校和商店，而且还有足以夸耀的各种高档俱乐部。提前退休和严格的政治审查制度减少了高级军官的人数，可能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高级军官们遭到了肉体清除。在土耳其，军队是“土耳其之父”(Ataturk)凯末尔开创的政教分离制度的传统捍卫者，而在埃及，将军们并不公开他们的政治倾向。埃及的愤世嫉俗者们认为，将军们没有政治倾向，他们只有商业倾向（认钱）。

然而一些深层次的趋势大致还是可以觉察到。其中一个趋势就是发动和支持了这场革命的阶级已经分化，不再铁板一块。这些人中当初许多都来自外省的中下阶层。例如民族民主党本是以纳赛尔的一党制社会主义国家理念为根基，但其目前的领导人都是些商业大亨、律师和地方强人。大多数埃及人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与理念完全分裂的社会，统治阶层主要是照顾富人的利益，但却打着代表穷人的幌子。

新视野

即将出现的世代交替可能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年轻一代埃及人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拒绝处处依赖国家，通过互联网、卫星电视和移动通讯装置他们相互间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他们的长辈相比，他们更习惯于独立思考、自立自强，更富有进取心和乐于参与到社会活动中，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处处受到约束的现实了。最近几年，在志愿者活动、发起慈善项目和抗议集会中，以及重新流行的独立艺术表演或展示中，年轻人的数量都在急剧增长。

这种能量虽然还没有在政治上释放出来，但潜力显而易见。例如，即使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 Baradei）挑战体制的努力失败了，这个回避民粹主义套话的前政府官员一夜间所引发的拥戴浪潮还是传出了某种信息。今年6月，一帮便衣警察在一间网吧外将一个28岁的亚历山大市民殴打致死，这是一起太平常不过的警察施暴事件了，在过去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恐怕只会耸耸肩而已。但这一次这个遍体鳞伤受害者的遗体图片如病毒般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情形类似于在德黑兰街头游行示威的内达•索乌坦（Neda Soltan）被开枪打死后出现的轩然大波，后者的名字已经成为伊朗反对派“绿色运动”的烈士符号。尽管政府控制的媒体大肆宣传，将受害者描绘成吸毒的瘾君子和小偷，埃及独立的新闻机构还是连续报道了这个事件，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参加了静坐守夜活动，要求伸张正义。

一个流行的笑话揭示了大多数埃及人现今的想法。上帝正在阅读一份报纸，突然一则映入眼帘的消息使他大吃一惊，霍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掌舵已近30年了！他指示大天使加百利立即下凡去告诉总统先生，现在是与他的人民分手的时候了。穆巴拉克镇定自若地说“哦，真的吗？他们要去哪里？”

总统先生的话确有其道理。埃及人民正在变化，这股潮流虽然缓慢但不可阻挡。这股变化大潮的源动力主要来自总统大人，但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会流向何方。

译者：dqzxf

截止7月21日星期三，范堡罗航空展进行到了第三天，飞机制造商们宣布签订的合同涉及已经达到了250亿美元。阿联酋航空公司与波音公司签订了价值90亿美元的大合同，向其购买40架波音777飞机，显示了其将在海湾地区进行扩张的野心。航空咨公司Ascend分析指出，在过去十年中，这家来自中东地区的航空公司所拥有的飞机数量已经增长了两倍还多。他们还计划在2020之前，新购买1000架飞机，这占到了整个行业新增订单的14%。尽管如此，在未来十年中，亚洲的航空公司，特别是中国的航空公司，将会是飞机制造商们最大的客户。2020年，北美及欧洲地区的航空公司所控制的天空比例将不再如现在一样高。

译者：zrf312

Jun 24th 2010

 

在过去，破产是一家公司最糟糕的事。“破产”这个词来自意大利人在市场中的木质长凳上进行银行交易的习俗——banca rupta，原意是破损的凳子，习语中意味着“失去一切”。

不过，可以肯定破产法正缓慢地朝有利于公司债务人的方向变化。美国立法一直是这个方向的主导者，法律经常帮助债务人（中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对付债权人（东部金融家）。在19世纪，贷款人还曾因某些铁路公司的财务问题获得铁路业务更多决定权——显然运营铁路比铁轨、枕木等实物资本具有更高价值。

在现代美国，上述方式演变为《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以下简称《第十一章》），新的法律结构允许公司破产后继续经营，而且阻止债权人取消公司的赎回权。《第十一章》还允许某些公司倒闭后重新经营，虽然某些产业（特别是航空业）盈利更高的竞争对手承担相应资金。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是权责清晰：法院保证债权人按照资历获得还款，有抵押贷款者优先补偿。即便如此，这套系统仍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案中力有不逮。这家投资银行是《第十一章》至今处理过的最大公司，涉及贷款6400亿美元。

欧洲破产立法改革运行平稳。安永（Ernst&Young）会计师事务所重组部门的经理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说，“过去我们根本不可能处理跨境破产案。”这在2005年欧洲引入跨国公司破产处理机制前司空见惯。但现在程序依然有问题——哪国法院管理这个过程。解决方案的依据是该公司的“核心利益中心”在哪个国家。一件案子也许可以为某些法律仲裁提供参考——总部位于卢森堡（Luxembourg）的希腊电信公司温德希拉斯（Wind Hellas），曾今成功地将利润中心转移到英国，所以它能在英国法院进行重组。总的来说，英国的处理方式对债权人最友好。

法国的保障（sauvegarde）计划在尺度上与英国不同，公司和雇员优先保护，债权人处于第三顺位。而且只有债务人才能申请保障。申请的公司必须向法院提供一份还债计划，但法院可以否决该计划并强迫该公司执行法院拟定的计划。偿付计划必须获得多数票，投票中大债权人能够否决小债权人、无抵押贷款人票数可以超过有抵押贷款人。偿还债务可能很慢，即使有法院命令也可能超过十年。“这对债权人似乎很残忍，但通常是预备谈判阶段的主题”，富尔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ringer，一家公司法律师事务所）巴黎办公室的阿兰•马森（Alan Mason）说。有迹象表明，在债权人的压力下，公司常常自我整顿以免“被保障”。

在许多国家的贷款人认为权利被破产法蚕食的情况下，人们希望贷款人在贷款前能够对（借款人）坚持采取更多安全措施（原译：许多国家的贷款人认为破产法缩减了他们的权利，也许有人期望提前要求更多保护措施）。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原译：情况远不仅于此），2006-07年贷款潮顶峰时，“低门槛贷款”合约是市场潮流——令债权人更缺乏保障的一种方式。传统上，契约的作用是当债务人无法满足一定的财务目标时迫使其还款。但投资者曾过于追求高额投资收益，以致愿意放弃必要的保护措施。“影子金融”产业是由非银行机构和贷款人共同构成，大量上述交易在此进行，同时交易的还有该产业创造的结构性产品（如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贷款抵押债券CLOs等）。“影子金融”产业对债务有可怕的欲望以满足这些“禽兽”（指监管程度低的金融产品），因此贷方被迫先贷款后询问（用途）。

现在是清算时刻到了，问题公司的财务状况理清过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马修•普雷斯特（Matthew Prest）任职于专业的债务重组公司莫里斯（Moelis），他说，“过去只有相当少数的银行持有公司债务，出错时银行也知道该找谁。”银行方面，他们过去精于分析债务赊欠，还有训练有素的问题处理小组。但现在，各家公司背负各种不同债务，或已经把负债抵押贷款重新打包销往世界各地。

持有不同债务部分的人彼此之间经常有利益冲突，这种现象称为“创奇冲突”。最高安全级别（评级为AAA或AA）的CDOs和CLOs持有者或许希望立即销售该公司资产以确保收回投资。但这样可能会把更高风险的债务持有者横扫出局，因此后者通常想持有债务等待公司前景改善。风险最高的债务持有者常常拥有最大的投票权力。

鹰点公司（Hawkpoint）是一家从事公司财务问题咨询的企业，其职员安德鲁•斯皮尔斯（Andrew Speirs）说，廉价债务（distressed-debt）经理和原始债务拥有者之间存在一种潜在冲突。前者购买打折的债券或贷款，并希望获得快速回报；后者全额付款，则更喜欢持有一段时间以期更高回报。

拖延和祈祷

CLO市场主要由为私募基金集团提供的贷款组成，有些特别的原因要求对苦苦挣扎的借款人耐心些。私募基金经理对于重组债务兴致不高，因为这会减少分红。银行业也不热心，因为重组可能要求他们在平衡表上记录债务价值，而他们正在辛苦地提高资本比率。许多贷款因此跌跌撞撞地面临到期，这一过程被称为“延伸和假装不知”（extend and pretend）或“拖延和祈祷”(delay and pray)。

这个过程在经济复苏迹象和各国中央银行组织地支持计划作用下得到缓和。廉价债务的价格自2008年黑暗时刻之后大幅上涨。但还有很多债务需要在未来十年里重新筹款。随着CDO/ClO旧机器毁灭以及银行对于资本的使用更加小心，前进道路可能仍然困难重重。

一张交互式图表让你能够比较14个国家之间债务负担的不同，以及检验不同的借款类型。

译者：霜落横湖

自古以来想要征服世界的霸主们必觊觎埃及，这自然有其道理。埃及位于上帝的特选之地，资源与物产丰富；由于没有高山密林供反叛者藏匿，因而易于统治与管理。亚述、波斯、希腊和罗马人都曾占有过这块土地。阿拉伯穆斯林、奥斯曼土耳其和拿破仑的法国，最后是大英帝国也先后做过这片土地的主宰。十字军、帖木儿和希特勒虽然也曾试图夺取埃及，但最终无法如愿以偿。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为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而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埃及则脚踏两只船，待价而沽。美国人出价更高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影响力之争。

埃及成了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卷毛狮子狗，这个角色在奥巴马上台后比乔治•布什当总统时更难当。穆巴拉克通过封闭加沙来帮助以色列惩罚哈马斯的政策令大多数埃及人闻起来都感到有股腐烂的气味（很臭），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众多同情者对这项政策更加反感。这个组织是埃及现代伊斯兰运动的起源。埃及人一般对外国的事情不感兴趣，许多人对穆巴拉克心怀感激，因为他一反前任的做法，使埃及成功地规避了风险。然而埃及人普遍的看法是，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埃及在国际事务中缺乏评价是非的标准，在精神上坠落了。

美国人对埃及的这种表现给与了慷慨的奖励，这些年来共向埃及倾注了60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只不过目前的经援有点缩水。除此之外，其它盟国和美国长期把持的国际机构也向埃及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使埃及度过了困难时期，并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当然其军队的武器装备和零配件要受惠于美国了。对西方国家而言，在经历了1948、1956、1967年和1973年的四场阿-以大战之后，终于迎来了中东地区相对平静的局面。

埃及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文化影响力及人口数量与任何其它阿拉伯国家相比都有压倒性的优势，迄今为止的三十年来，埃及已经成为在该地区维系一个危机四伏而又长存不灭的美式和平的关键。能够自由出入埃及领空和苏伊士运河对美国向伊拉克和波斯湾这样一些地区投送军事力量帮了大忙。（当然这些使用武力的行动并非全都是明智之举。）埃及于1979年签署的戴维营协议使以色列相对弱小的阿拉伯邻国难以再向其开战，促使约旦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使巴勒斯坦人也尝试着循路而行。直到伊朗最近以一个以以色列为敌的潜在核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前，与埃及达成的和平使整整一代以色列人不再为能否生存下去而寝食不安。公平地说，尽管各方的态度几乎都在倒退，但没有撕破脸皮而大打出手与埃及对地区和平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埃及作为缓冲国的角色还能够不断地获取红利。红利以有形利益与无形利益这两种形式呈现，包括来自西方的资金援助和优惠的贸易条件，由于外交声望和信誉的提高而促进了旅游业发展和吸引了投资的涌入，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各国对穆巴拉克政权在国内的镇压行动充耳不闻。

每当中东地区出现麻烦，西方各国的领导人就争相赶往埃及以示关切。埃及则以召集高峰会议与协商会议的方式作为回报，威逼其阿拉伯邻国软化他们的语调。奥巴马总统选择开罗作为他发表向伊斯兰世界示好的讲话地点绝非偶然，这次讲话是美国寻求改善在穆斯林心目中不佳形象的一次行动。

胡斯尼•穆巴拉克在埃及29年不事声张的刻板统治，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个世纪内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然而，伴随着海湾地区经济强国的崛起和土耳其和伊朗这样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政治影响力日增，埃及人经常叹息自己国家对本地区事态的影响力愈来愈小。这种状况无助于美国追求的政策受到众多的阿拉伯人发自内心地反对，特别是美国对以色列和伊拉克的政策已经引起了该地区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使与美国最铁的阿拉伯哥们（埃及）日显孤独，被指责为与大恶魔（美国）穿一条裤子。而埃及表面上的和平伙伴以色列的好斗政策则更是在帮倒忙。

邻里纠纷

人们往往忘记，戴维营协议不仅涉及以色列与埃及的关系，而且也包含其它内容。在埃及的坚持下，1979年签署的这项条约也包括了地区和平的架构，其基础就是以色列从它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撤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政府。以色列无视这些条款，在1982年入侵了黎巴嫩，与埃及间的关系也持续恶化，似乎为阿拉伯人对埃及独自与以色列达成和平的强烈批评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尽管如此，埃及最终还是哄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了以色列，而美国也促使以色列与巴解组织进行了谈判，而谈的都是些与他们之前嗤之以鼻的要价相似的内容。这种双管齐下的努力为上世纪90年代充满希望的和平谈判奠定了基调，随后和平进程毁于以色列的定居点政策和疑神疑鬼的心态，毁于巴勒斯坦的分裂和恐怖主义，毁于美国短视的政策与行动上的谨小慎微。

自从以巴谈判在十年前破裂后局面已经无情地恶化了。此后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人起义和以色列的镇压行动；以色列在2005年从加沙地带单方面撤出；信奉伊斯兰教的哈马斯在2006年加沙的大选中获胜；2007年哈马斯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赶出加沙；以色列右转，并于2009年对加沙发动了野蛮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使埃及陷入困境之中。埃及人对巴勒斯坦兄弟普遍持同情的态度而且具有更广泛意义上的穆斯林理念，而埃及却负有难以推却的维护和平与推动和平进程的责任，同时它还采取了与西方结盟的政策，穆巴拉克政府发现自己被夹在了两者之间，进退维谷。

过去的三年，埃及徒劳地努力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派别之间进行斡旋，以期能够达成一项可行的协议。世俗的法塔赫控制着约旦河西岸，它与埃及政府保持着长期的密切关系，而哈马斯起始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一向为埃及官员们所厌恶。

哈马斯对埃及甜言蜜语的哄劝抱有抵触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计划是支持法塔赫，迫使哈马斯承认以色列和宣布放弃暴力对抗行动，埃及为支持西方的这项政策而加入到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行动中。它不仅严格限制跨其边界的人员流动，而且还坚持让几乎所有的货物运输都通过以色列控制的口岸来进行。它还施行了一项由美国资助的耗资巨大的工程，沿埃及与加沙的边境向地面打入一道钢铁屏障，从埃及一侧封堵住无数的地下通道，这些通道是加沙赖以存活的生命线。

在埃及政府看来，共谋打压哈马斯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种行动安抚了美国国会内以色列强大的盟友，他们曾发出威胁，如果埃及不帮助制服他们认为是控制了加沙的一伙恐怖份子，就削减对埃及的援助。对加沙的围困也是在对哈马斯施压，使其与法塔赫和解，并重返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保护伞下。埃及希望不仅能够削弱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势力，增加和谈成功的机会，而且还试图挫败以色列的真正目的。（许多埃及人都对以色列持怀疑态度，认为它有这样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埃及的外交官们小声抱怨道，以色列的真正目的就是使巴勒斯坦的领土在一般认定的两个主要政权间保持永久的分裂状态，使之机能瘫痪，将拥挤着160万既贫困又愤怒的居民的加沙地带和控制这片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一道推给埃及。

迷失在加沙

埃及的加沙政策在国内非常不得人心，也使得穆巴拉克难以面对穆斯林世界，这项政策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最近以色列袭击了一个援助船队从而再次引起世界对加沙困境的关注，以色列在这个事件中一败涂地，体无完肤，穆巴拉克因而也退缩了。埃及开放了通向加沙的口岸，允许更多的车辆出入，并开始建议其西方伙伴们承认他们的策略已经失败，需要对这项政策进行修改。同时，埃及官员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以色列对加沙的责任。

傍恶邻而居始终是对埃及国力的一种损耗。然而，令人厌恶的邻居和难伺候的伙伴所带来的负担并非埃及国力相对下降的唯一原因。埃及原本精于地缘政治游戏，但现在却不善此技了，原因是职业外交家被穆巴拉克的助手们排斥在决策圈之外，而这些助手们与穆巴拉克的见解完全一致。如以色列这样的老冤家，如土耳其这样争夺地区影响力的新对手，甚至如哈马斯这样非国家、不起眼的跳梁小丑也都通过实行民主体制而强大起来，而埃及的领导人们却没有从中吸取深刻教训，这也许才是埃及衰退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埃及，民主仍非触手可及。

译者：dqzxf

Jul 8th 2010

赌市规模空前

业务类似拉斯维加斯的兄弟产业，但规模大两倍的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服务于MICE——会议（Meeting）、奖励旅游（Incentives）、大型企业会议（Conventions, 或Conferences）和活动展览（Exhibitions）。这里有3000间套房、举办过Lady Gaga和警察乐队（The Police）演唱会的15000座综艺大厅、奢侈商店和餐馆，以及拥有许多大型赌博室的博彩大厅。酒店隔壁就是如今以诸多赌博、商店和桑拿闻名的澳门百利沙（Plaza Macao），以及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和豪华住宅区御匾豪园（Paiza Mansions）。

该集团的主席阿德尔森（Adelson）放弃了传统的“中心辐射（Hub and Spokes）”式博彩酒店设计，这种设计迫使客人离开房间以后必须经过赌博大厅，只是为了让他们心血来潮地玩玩吃角子老虎机（Slot machine）。在百利沙有远离赌博大厅的独立通道通往御匾豪园和四季酒店。目的是方便中国政府官员不会在赌博的环境中被拍到。

澳门作为全球最大的赌博市场，在2001年以前都掌握在何鸿燊（Stanley Ho.）领导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STDM）手里。何先生旗下耀眼的两家赌场——旗舰赌场葡京娱乐场（Casino Lisboa）和新葡京娱乐场（New Grand Lisboa），在澳门中心区仍然是最好的赌场，不过现在他面临许多残酷竞争对手，如经验丰富的拉斯维加斯博彩集团（Las Vegas companies）、永利度假（Wynn Resorts）和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子公司金沙（中国），以及中国银河娱乐集团。

何先生的两家旗舰赌场的差别描绘了澳门赌业的发展方向。葡京娱乐场狭小、拥挤、喧闹而且烟雾缭绕。赌场里几乎所有地方都摆满了澳门最流行的两种赌桌：百家乐（赌徒们猜翻牌后的点数）和骰宝（猜三个骰子最终数）。这两种方式包含的技术和赌投掷硬币几乎相同。相反，新葡京娱乐场有双骰和21点赌桌、扑克室、体育博彩、数百家餐厅涵盖高档餐饮到很棒的面条，还有数百台吃角子老虎机。不过上次采访时，体育博彩门可罗雀，仅一张扑克桌子有客人，21点赌桌空空如也，双骰赌桌附近四个服务员诱惑过路客来试试手气。形成对比的是百家乐和骰宝的人潮涌动。老式赌术仍顽强挣扎。

来自阿德尔森和韦恩两位先生的竞争终结了何先生的垄断（尽管他的公司仍占这块地盘赌市大约1/3份额），并促进澳门地区收入整体上升。去年，澳门岛30多家赌场共创造收入约150亿美元。根据专业博彩产业顾问GBGC（全球博彩及博彩顾问公司，Global Betting and Gaming Consultants）的数据，当年澳门整体博彩收入上升近乎10%，而同期北美赌业衰退7%，欧洲降低12%。澳门地区收入将越来越丰厚：2010年第一季度博彩收入较去年增长57%。

大陆客乐园

中国赌客以易情绪激动而闻名，澳门是他们流连的乐土。金沙（中国）负责人史蒂夫•雅各布斯（Steve Jacobs）承认他的客人有4/5来自中国大陆，其余的主要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台湾、韩国、越南和印度。澳门威尼斯人酒店大部分收入来自富客，许多人是（中国的）公费旅游。有中国公司在其中组织，他们向游客促销赌博游、策划旅游线路还向赌客提供贷款。赌场则提供博彩方式以及和公费游操作者分红。

不过，政府牢牢控制着中国居民的探访权。大陆人去澳门需要获得签证，而且政府似乎心血来潮想要改变探访频率和批准访问时间。去年发生了多起政府官员挪用公款赴澳赌博的尴尬事件之后，政府将大陆客人的访问次数限定为每季度一次。即便如此，雅各布斯认为签证限制不过“小事一桩”——显然，中国政府乐意维持地理接近但政治独立的澳门成为一个稳定的博彩收入来源。其次，中国拥有超过10亿人口，尽管有政策限制仍有足够多人维持客流量。

事实上，澳门吸引到的赌客数量让海外赌场纷至沓来——威尼斯人酒店和百利沙制定了一个名为“路氹金光大道”的发展项目，该项目建立在一块长五公里、连接澳门路环岛和凼仔岛的人造陆地上。新造陆地的名字里“路氹”来自所系两岛的首字；“金光大道”显然会让人想到拉斯维加斯。银河娱乐2006年在路氹开办澳门金都酒店；威尼斯人酒店和百利沙随后跟进，而且还有两个以上的金沙发展项目。这块新土地上还会有新的酒店入驻，如莱佛士、港丽、希尔顿、喜来登、瑞士酒店集团和圣里吉斯。

决堤之势

路氹金光大道也许是亚洲最高调的博彩发展项目，但该地区还有不少类似项目。数月前，新加坡有两家大型综合性度假村成立——圣淘沙名胜世界和马尼拉湾金沙度假村，共耗资约100亿美元。菲律宾娱乐和博彩公司（PAGCOR）已经在马尼拉海湾大片人造土地上建立了一个“酒店-赌场”复合式度假村。据PAGCOR提供资料，这次投资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布鲁斯伯里投资公司（Bloomsberry Investment）、马来西亚云顶集团（Genting Group）和阿鲁策（Aruze，一家弹球盘和吃角子老虎机著称的日本公司）各自准备了约20到30亿美元风险投资。

2008年越南政府批准一家加拿大公司亚洲海岸发展公司（Asian Coast Development）在胡志明市郊区海滨一块169公顷土地上建立五家综合性度假村。其中米高梅河川豪华度假村（MGM Grand Ho Tram）项目计划于2013年开业。在柬埔寨首都金边（Phnom Penh）东南方的巴维（Bavet）市，耗资1亿美元的泰坦王赌场今年二月份已开始运营。这家赌场股东来自柬越边境和柬泰边境附近的柬埔寨赌场。日本当前唯一合法的博彩形式是弹球盘、彩票和赛马，但一切很快将改变。雅各布斯预测，如果日本市场开放，可能会比澳门赌业规模大5至10倍。

尽管亚洲许多政府急于拓展税收渠道，他们仍然举棋不定。新加坡对本国居民收取100新元（72美元）的赌场入场费，但外国人免收。韩国14家赌场只有一家对本国人开放。埃及和朝鲜赌场很乐意拿走外国人的钱却禁止本国人入内。中国则限定大陆人进入澳门次数。在中国内地，唯一合法的博彩方式是繁荣的彩票业。

译者：霜落横湖

扑克玩的是技术还是运气？

Jul 8th 2010

Suitably inscrutable
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

1969年，拉斯维加斯马蹄赌场的老板本尼·宾宁出席了在雷诺举行的“德克萨斯赌博者聚会”，并在那里玩了几天高赌注的扑克。他的对手是一群叫着鲁尼恩式名字的人——都是男的：冷、狮子狗、明尼苏达胖子、德克萨斯洋娃娃，这些都是扑克的历史和传说中所特有的名字。次年，宾宁邀请这些豪赌客光临他的赌场。几天之后，这些玩家推选出乔尼·莫斯作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并奖给他一座银杯。世界扑克系列赛（WSOP）就这样低调地开始了。

第二年，比赛变成“突然出局”的形式，玩家需买进5000美元，就是说如果一位玩家输掉了他的5000元，就不能再买进再重回比赛。2006年——WSOP的高峰年——8773名参赛者角逐45个独立的锦标赛桂冠，比赛涵盖几乎所有主流玩法，奖金超过1亿美元。

但是扑克比赛中并不只有世界扑克系列赛。世界扑克巡回赛（WPT）每年同样主办一系列国际性的锦标赛。每晚，在全世界的扑克桌前，在十多个的扑克网站上，无数的美元、英镑和欧元交易转手。“德克萨斯赌博者聚会”之时，拉斯维加斯仅有不超过50张扑克桌；今天仅百乐宫酒店一处就有40张，宾宁的马蹄赌场每天举办四场不限注的德州扑克锦标赛。

此外，扑克还超出美国国界传到很远的地方。WPT的扑克比赛在150多个国家播出，覆盖4亿左右的观众。赌博咨询公司H2估计，网上扑克市场达49亿美元，其中美国（这个游戏在那里的法律地位比较含糊）占了1.4亿。从2007年开始，世界杯扑克系列赛就在欧洲举办比赛，地点是伦敦。在五、六月举行的网上扑克欧锦赛给出的奖金有大约510万美元。锦标赛由“泰坦扑克”主办，该网站自称是欧洲最受欢迎的扑克网站。WPT同样在西班牙、法国和摩洛克举办比赛。

和世界上如此多的狂热比赛一样，扑克比赛在世界范围的兴起靠的是两个引擎的推动：电视和网络。扑克上电视已经有段时间了；一家美国的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1978年就播放了世界扑克系列赛。但是节目形式非常简单：仅靠一台或两台摄像机记录比赛；评论员跟观众说的那些，观众本身就已经能看得到。观众在电视上看得到的只有扑克桌台：发的两张牌正面朝下，然后是一轮下注，接着三张公共牌正面朝下，然后是又一轮下注，接着是第四张和第五张牌，每次出牌之后，都是一轮下注。但是对那些尚未沉迷其中的人来说，这种比赛似乎很无聊。

然而，2003年的世界扑克巡回赛借用了英国扑克节目《深夜扑克》的手法，显示两位玩家各自的那张牌，这样，观众就能从里面观看比赛。这种形式被证明很成功。此外，WPT还对节目进行大刀阔斧地编辑。电视扑克最刺激的部分是摊牌：玩家相互之间连续下注，只有在把所有牌都翻开比较之后才能决定赢家。但实际玩起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有经验的玩家大多认为扑克玩得好坏和运气无关。在众多关于扑克战略的书中，《扑克理论》写得最好，且最为严谨。该书的作者大卫·斯克兰斯基写到“专家级的选手靠的不是运气。他们在与运气斗争。他们运用技术来尽可能地减小运气成分。” 像在生活中一样，在扑克中，运气可能会光临任何人；每个人分到的运气是均等的。技术高的选手碰上运气时知道怎样利用它们，当运气落到别人手里时，他们也知道怎样避开麻烦。

这并不是在讲理论；这是关于扑克在美国（扑克游戏的诞生地和最大的单一市场）未来的前途这场争论的焦点。美国非法网络博彩强制法案（UIGEA）（尽管该法案在2006年就通过了，但是其实施机制刚刚才生效）禁止金融机构为那些“输赢主要靠运气”的赌博游戏提供资金转账。 扑克被归类其中（尽管该法案豁免了股票交易和赛马赌博），这样一来，为美国人提供网上扑克游戏的网站不得不隐蔽躲藏。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扑克确是一种靠技术的游戏。软件咨询公司Cigital在2009年做了一项研究，对Pokerstars.com的“德克萨斯扑克”（一款主流扑克游戏）的1.03亿手牌进行了分析，发现超过75%的在摊牌之前就已经定出了胜负。于是，胜负更取决于玩家下注，而不是牌的好坏。扑克游戏者联盟——一家拥有百万扑克发烧友的组织——在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上称“扑克游戏的架构和规则给游戏者充足的空间运用技术，由此来克服游戏中的运气成分。” 而且，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奈森所创的“环球扑克策略思考协会”也持类似观点。奈森在扑克中看到了“一种用来思考矛盾解决中的动态策略的语言和一个用来体验这种动态策略的环境”。

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扑克提供的关于运气和风险管理的课程，甚至他钟爱的游戏都提供不了。他还指出，很多职业棋手正在转向扑克，原因除了这个之外，还尤其因为扑克更容易赚钱。两度赢得美国女子象棋冠军赛的詹妮弗·夏海德现在是一名半职业扑克选手，她认为象棋和扑克都依仗类似的技能——一种计算比赛的能力——悟性——而且棋手很可能在扑克界取得成功，因为“他们集中于找到每一步的正确下法，而非注重娱乐或是自我感觉。”

但是，支持扑克依赖技术而非运气的最清晰的论证，可能来自斯克兰斯基。他的论证和输有关，而非和赢有关。想象在纯靠运气的比赛中故意输掉，像轮盘赌和百家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每次开始发牌和掷骰子时，你都要赌点什么。你不能故意玩得很好，你也不能故意玩得很坏。这个对扑克就不管用了。扑克设置了重重关卡来确保你失败。但是，美国议会似乎对此仍不相信。

译者：eastx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债务之中。倘若生于发达国家，人生中第一张信用卡就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其现实意义甚至远远超过选举权。一般言之，首次购房的房款带来的债务是普通人年收入的数倍。就算你能抵挡诱惑，不以贷款满足欲望，身上也还担着一部分国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国债务水平均有所增长，这个时期恰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当时经济稳步增长，失业率保持低位，通胀水平低。西方银行不再需要提高利率组织消费热潮。到了本世纪早期，全球已形成的庞大供应商融资体系（vendor financing）。中国和石油输出国积累大量经常账户盈余，反过来再放贷于发达国家，使其不断购买自己的产品。
也有人警告，债务水平不断增长须得细细提防，但这些人却被斥为乌鸦嘴。说到底，资产价格上涨趋势不断加强，资产负债表看着也就健康得很了。此外，经济处于繁荣期，此时借方可以按时支付利息。总之，贷款借款都有利可图。

债务潮正如酒精，往往催生愉悦。债务潮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上涨，商人及投资者确认为这证明了其天才；各国央行和政府则坚信，市场发展、税收增加说明其措施得当。

于是借贷似乎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沮丧？那就刷卡血拼一番，“毕竟你值得拥有”。想一夜致富？只消到私募基金或者对冲基金公司工作，就可以拿借来的钱增加收益。希望公司迅速发展？贷款兼并吧。要是经济陷入衰退，那就让政府增加赤字，促进消费。今年五月，欧盟各国开会讨论希腊债务危机，结果是一项高达7500亿欧元（合9000亿美元）的救助措施，然而这笔钱又多来自借款。

债务在各个层级均有所增加，小至消费者、公司，大到银行，乃至国家。其后果各国不尽相同，但麦肯锡全球研究会调查表明，全球十个成熟经济大国的平均债务（包括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GDP比从1995年的200%上升到2008年的300%（图1）。爱尔兰和冰岛的债务增加更加惊人，其债务占GDP的比值分别是1200%和700%，这对它们确实是负担太重了，也由此陷入金融危机。尽管人们的初衷是让信贷成为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法，但这样的混乱却标志着信贷难司其职。欧盟救助希腊的措施只让市场雀跃了一天，隔日怀疑就再次浮出水面。

2007年初以来，就有迹象表明，各国吸收贷款的能力已达到极限。债务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似乎一点点减少。朗伯德街研究公司的斯金尼认为，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低。（图2）

债务超循环的终结

研究机构银行信贷分析会（Bank Credit Analyst）的马丁•巴恩斯（Martin Barnes）将债务过快增加称为“债务超循环”（debt supercycle）。而现在的一大问题就是这个超循环是否已经终结。减少债务已成热点政治问题。雅典街头暴动抗议的就是“市场阴谋集团”（junta of the markets）让希腊经济陷入困境，而美国则面临着“茶会”活动分子的愤怒，上万亿的赤字和政府增加对经济的干预都让这些人怒不可遏，也打乱了国内两党领导的计谋。

债务何以由福祉沦为负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回到基本原理上。为什么个人、企业及国家需要借款？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接待是保持其所期消费水平的唯一途径。另一个原因在于乐观。他们相信负债所获回报高于所付利息。最重要的是，贷方必须坚信借方收入必然提高，否则他们哪有能力支付本金和利息呢？

不过在某些发达国家这样的乐观恐怕现在并不恰当。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减少，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可能比以前要慢。这样他们可能就要向未来贷款，借以维持某种难以持续的生活水平。希腊就是这么一个范例。信用评级极高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预计，希腊经济要到2017年才能恢复到其2008年水平。

国债增加无异于一场庞氏骗局，若非得到天助，得以刺激经济增长，譬如某种科技大突破，否则这就要求人口不断增长以承担债务。投行晋新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研究主任罗兰德•纳什（Roland Nash）质疑：“西方国家工业受到管制、劳动力无竞争力、政府庞大，它们真能维持其债务维持的生活水平，承担日益昂贵的公共领域支出吗？”

主权国拖欠债务也绝非天方夜谭。尽管希腊获得欧盟和IMF的一揽子纾困计划，但还是有许多人认为该国难以按时足额偿还债务。面对实施财政缩减政策惩罚国民和失信于外国债主的两难选择，一般都会认为后者更容易。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罗戈夫（Ken Rogoff）在《这次有所不同》（This Time is Different）中提到，过去赖账现象很普遍。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写到，“我相信，国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极少有公正、全额还款的个例。”

如今各国政府要要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处理未偿债务，要决定减少赤字的速度（还要担着阻碍经济发展的风险），也要尽力让社会均摊由此造成的痛楚。

债务是经济问题，但同时也往往被视为道德问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其散文集《债与偿》（Payback: Debt and the Shadow Side of Wealth）中就有提到，亚拉姆语中的“债”与“罪”是同一个词。天主经（Lord’s Prayer）也有几个版本不说“免我们的罪（trespasses）”，而用“免我们的债(debts)”。

2005年现场八方音乐会（Live 8）就希望发达国家能惭愧得免去穷国（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债务。经济学家引入“恶债”（odious debt）概念，这种情形下不能强迫市民偿还暴君或贪污统治者欠下的债务。债务形成的利息则往往被视为是穷人的一大负担；利息是资本的不当得益，这种说法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而基督教对“高利贷”的定义也暗含此说。伊斯兰教干脆完全禁止利息。《申命记》提出债务七年一面的建议，后犹太传统保留了这种做法。

但传统道德观也并非永远站在借方这边的。有时人们视债务为灭亡之道，赖账则是失信于人。18、19世纪，英国债务人往往锒铛入狱（狄更斯《小杜丽》就有相关描写），不过萨缪尔•约翰逊也指出这种做法的缺陷，“我们现在把一代又一代的债务人投入监狱，但其数量却并未减少。我们已经了解到，鲁莽和轻率总会教人借债，倒不如看看控制欺诈与贪婪以减少放贷是否来得容易些。”

道德观改变

上世纪以来，债务人开始在道德之战中占上风。破产不再是什么可耻之事，仅仅只是运气不好罢了。倘若消费者入不敷贷，遭到指责的也不会是借款不负责，反而是放贷过松成了众矢之的。受政府鼓励而按揭买房的人不断增加。此外，现在拖欠债务也不像以前那么麻烦了；最近美国房产业下滑，不少美国业主直接采用了“叮当邮件”（jingle mail）——把钥匙放到债权人信箱中走人。

在商界中，管理失败非但不是无能的表现，反而还代表创业精神。美国破产保护法允许（申请破产保护的）公司经理保留职位，债务人对公司的债券主张也得暂时中止。美国一些3A公司相信公司平衡表若能充满债务，则企业更有效率（多数国家利息可获得减税），由于坚信该理论并付诸行动的企业增加，3A公司的数量因而锐减。

人们对金融市场判断的信仰也随着此次危机爆发而减少。市场能够准确、理性地判断风险一说也随着银行在信贷紧缩中的作用和金融救市代价现象而动摇。反过来，借款成本增加则被视为无德投机的后果。

国家信贷违约掉期（sovereign credit-default swaps）的作用更是充满争议，这种掉期实质是针对某国是否会赖账进行赌博。处于此次市场海啸的南欧很快就把矛头指向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阴谋”，称阴谋依凭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甚至报纸（包括本刊）以极不公正的方式推高了其借贷成本。上月德国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卖空政府债券和部分信贷违约掉期。证券经纪公司查尔斯•斯坦利嘲讽道，“欧盟国就是在说：‘为我的生活买单吧，但可别强加我们什么承诺。’”

重要性何在

如果是丈夫向妻子借钱，那么家庭状况并未恶化。倘若范畴扩大，每笔债务对债务人来说是“负债”，对债权人来说就是“资产”。既然地球没有向火星借钱，那么债务膨胀真有那么要紧吗？还是说，那只是会计工具而已呢？

从九十年代早期延续到本世纪的债务膨胀期间，传统观点认为，负债并没有什么问题。资产价格上涨的速度高于债务上涨速度是一点，此外，采用金融衍生产品就将风险分散到该系统中，特别重要的是，让风险远离银行，此时，银行的资本比率远高于法定最低值。

然而，债务的问题在于它必须偿还。“信贷”（credit）一词的拉丁词根是“信任”（credere）。这自有其意义。贷方一旦对借方失去信任，他们要门要求偿还现有债务，要么也会拒绝延长原有债务。如果债务由实物担保，那么贷方则可能要求借方出售。这种情况要是大量出现，那么资产价格就会下降，贷方就更不愿意增加放贷了。资产价格一旦低于贷款值，那么借贷双方都会遭受损失。

而经济万一进入通缩，情况就更加严重了，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和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虽然债务水平的名义价值保持不变，但资产价格可以上下波动。因此价格下降就可能导致资产抛售以偿还债务，这又会导致价格进一步下滑，抛售进一步增加……陷入循环。上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埃尔文•费舍尔（Irving Fisher）将这种现象称为“债务通缩陷阱”。

另一个原因来自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银行的本质是（向储户和批发市场）借取短期债务，再长期放贷。信心是银行业的立业之本；要是储户（或是其批发债权人）同时要求取回自己的钱，那么没有哪家银行还能做下去。银行忙自己的债务都已经焦头烂额了，也就只得减少放贷了。如果规模较大，比如三十年代那次，那么这对整个经济的连锁效应可能是毁灭性。

2007-08年债务危机中，上述效应都有所体现。房产价格下降导致债务拖欠，而银行的负债危机太过严重，当局甚至担心提款机崩溃，因此才有了史无前例的银行大救市。

逝于1996年的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认为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且危机具有周期性，这种说法自96年来接受面越来越广。经济繁荣时，个人和企业就容易冒更大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债务增加。刚开始这种投机活动确实是成功的，也就鼓励了其他人效仿；然而最后的债务人却是唯有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才能偿还债务的人（这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次贷繁荣）。最终金字塔崩溃倒塌。

最近这次崩塌的一个清楚后果就是公、私债务界线已模糊。如果私有部门面临困境，那么共有部门很可能指的介入并承担或担保债务，这也是2008年的情况。否则，经济就可能陷入深度衰退，导致税收收入减少，政府想要支付其债务利息就失去了收入来源。

如果西方国家为了偿还债务进入财政缩减时期，那会对日常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建立在消费之上的社会必然要多注重储蓄，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使用借来的钱购买资产是致富捷径这一观点可能失去市场，改变人们对购置房产和某些金融部门（如私募基金）的态度。

本次专题认为，对发达国家来说，使用债务提供资金的模式已达到极限。处理未偿债务的绝大多数方法都难叫人愉快。恰如现在的希腊、爱尔兰，各国政府都要想出适合本国的方法减轻负担。或许，借贷双方之争将会是下一代人最难以承受之痛。

译者：irini

Jun 17th 2010

特尔斐神谕者过去有两句贴在进入她的大厅的入口处上方的格言，旨在教导求祷于神谕的人们：认识自我，忌过分贪图。自知之明通常是最难习得的，也是人们最不乐于接受的，但是残酷无情的真理却是最重要的。不管怎样，人类最好希望如此，因为这种真理将对整个人类显示出来。

注解：It’s just a question of syntax : if you understand “nothing in excess” as a
maxim ( “I want nothing in excess” )

6月26日标志着解码人类基因组10周年—-由30亿个字母构成的长信息把自知之明给了人类。每一个字母都是一对化学基，这是生命生活在地球上38亿多年而累积起来的。鉴于这种方法—每年不到一组的碱基对的信息的增加—-如同人类般复杂的事物进化并不是一次极其难以置信的旅程，但仍是叹为观止的一次。随着载着DNA进化历史的记录被抹去、进行了改写，其中的一些DNA遗失。破坏者们创入、乱涂一空、带着各种病毒般的野蛮语调画上“We woz ’ere” 的涂鸦作品，很多涂鸦并未被大自然这个图书馆管理员（即自然选择）所淘汰。而且余下了数量可观的信息（一些能或许具有意义）可以被解码但还没有理解。

但是将来会解读清楚的。到时，人们的所有缺点都将表露无疑。从人类非洲东南部尝试性阶段的开始到目前人类统治的帝国时代，（人们）仅有能力通过读解基因组，揭露了自身的（进化）史。同样，现在或许能将Homo sapiens（智人）与其近亲—并不是现在存活着的大猩猩，因为人类500万年前就与大猩猩分道扬镳，而是与早已灭绝的真正人种—Neanderthal（尼安德特人）相比较。这将实现哲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然而没有人完成了那个事业：仅仅显示出使Homo sapiens独特的要素。此外，基因也能揭秘原罪这个古老的问题。通过表明何为天生因素，基因能揭露何为后天教化—-以此揭秘人类这种动物确实是多么随机应变和渐臻完美的。

戴荆冠的耶稣画像

当然，那也不是这个基因组项目启动的原因。实用主义者开始研究基因是基于各自的医学考虑。人们将更充分地认识各种疾病，而新发明的药物更能有的放矢地针对病魔。

这正是现在所发生的—-虽然步伐比许多人希望的要缓慢很多，但发展势头不可阻挡（请看专题报告）。所以，随着庄稼改良技术和许多利用各种微生物技术制造化学药品的灵巧手段都得到了发展，基因组知识工业化也发展迅速。正如5月20日，Craig Venter在具有合成基因组的一个细菌的声明所显示那样，事实上，目前合成生命本身就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中。

所有的这些都是巨大的进步—-但是最终这些进步可能没有自知之明的承诺与潜在的威胁那样重要。这使人们回忆起那道神谕的第二条劝戒：忌过分贪图。

基因组学或许揭示：在本质上，全球人类一家亲，都是兄弟姊妹。人类目前还很年轻，因此这段时间还不足以出现进化差异。就政治而言，那也许是一个好消息。然而，它也可能证明：两个种群之间和种群内部的一些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假如这些差异在于诸如人格或智商一类的敏感特征，那么真正的麻烦可能接踵而来。

注解：human (“being) noun [C] a man, woman or child:

人们必须准备好应对这种可能性，并自愿抵制过度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优生学，这些都是一些人回应基因组研究必将提出的。那将不会是很容易的。自由主义者的答案是无论人类如何以基因将人归类，都要尊重每个个体。不论基因学的知识多么的令人尴尬，它并没有改变那个答案。

译者：luochao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