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灶排出的烟气令穷人毙命。

Sep 23rd 2010 | NEW YORK

交给你了，希拉里

简陋的炉灶能否成为继疫苗和蚊帐之后，又一拯救贫困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生命的重大构想？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望如此。她于9月21日启动了一个旨在募集2.5亿美元，以在2020年前为1亿贫困家庭提供清洁炉具的新联盟。该联盟由联合国基金会(the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这一慈善组织牵头，其支持者中包括政府（主要是已提供5000万美元初始资金的美国），慈善机构（壳牌基金会）和私营公司（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目前，约有20亿人无法使用现代能源，还有10亿人只是偶尔使用。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他们中许多人使用的烟雾弥漫的炉具，产生出了每年约使200万人早逝的微粒污染。简易炉具也易着火，造成死伤。此外，被浪费的并不只是生命，农村地区村落中的妇女和女孩也将时间与精力耗散在四处游走、捡拾肮脏的固体燃料上，这些燃料从农作物废料到牛粪不等（而将其作为肥料效果更佳）。

能产生更多热量、更为清洁且消耗更少燃料的炉具，其吸引力显而易见。不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炉具专家柯克•史密斯(Kirk Smith)指出，大部分推广使用更清洁炉具的行动惨遭失败。人们此前太过注重技术以及与高层人士的对话，而太不重视请教实际主厨的妇女们的意见。当补贴耗尽之后，计划便摇摇欲坠，留下一堆无人使用或已破损的炉具。

为何这次的情况或将有所不同呢？发展咨询机构德尔伯格公司(Dalberg)的沃特•迪德(Wouter Deelder)指出，炉具在从制造材料到烟囱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已有所改进。即便如此，新炉具的价格将为30美元或更高。更高的效率意味着它们能在数月内收回成本，不过这一价格还是会令每周仅靠几美元生活的人望而却步。此外，实验室中表现良好的技术，在燃料、烹饪方法，甚至器皿形状有着千差万别的实际环境中未必就能奏效。  

上月，印度政府以及一家组织带有激励性质奖励活动的慈善机构——X大奖基金会(X Prize Foundation)发起了一项研发价格低廉且燃烧过程清洁的炉具的全球竞赛。印度可再生能源部的葛莉•辛(Gauri Singh)表示，她希望能得到一种具有一颗“高技术心脏”，并能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的炉具。

世界银行清洁能源项目管理者丹尼尔•坎曼(Daniel Kammen)指出，往日失败的另一个教训是：人们需要获得关于炉具如何被实际使用的更可靠数据。由于廉价感应器可被嵌入炉具之中，其可能性正在日渐增大。在伯克利分校，史密斯先生的团队正在与移动电话公司——沃达丰(Vodafone)合作研制一款小型无线设备，它可令骑在摩托车上的调查者们下载来自炉具的数据。联盟中的某些人士也希望将可用资金用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政府及联合国众多机构对于市场力量新近产生的认识，或许蕴藏着令人燃起希望的最佳理由。当被问及这一点时，克林顿夫人强调“切勿无偿发放”新炉具。她指出，正如抗疟疾蚊帐一样，收取少量费用会使人们适当地重视和使用它们。

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一小群企业家而言是利好消息，这些企业家如今想出了炉灶销售及维修的新颖商业模式。Toyola公司的苏拉贾•瓦哈(Suraj Wahab)便是这样一位创新者，这家新兴企业通过提供小额贷款，每年在加纳销售大约6万台炉具。他对新的联合国联盟的意见是：“请不要施舍，也别送炉子。”室内污染

译者：lilywizardry

西方国有新闻团队在发展中国家左支右绌，难以维持昔日影响力

Aug 12th 2010

作为一个在阿富汗长大的孩子，萨阿德·穆赫辛尼经常看到他父亲收听BBC世界广播和美国之音：就连可靠的国内新闻都只能从这种渠道获得，更不用说国际新闻了。现在不一样了。穆赫辛尼建立了一家卫星新闻频道，用达里语和普什图语24小时播放。他希望尽快在无线电视上播放。这些后起者让西方政府在最需要被听到的地方失去了话语权。

国家拨款的媒体如鱼得水的时期是在冷战，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善和恶的宣传战争无休无止，赢得了大笔的预算。强力的短波信号需要昂贵的设备；争夺频段则免不了国际角力。这是大国的游戏。BBC全球新闻的主管彼得·霍罗克斯回忆道，那是个“惬意的世界”。

新技术缩减了经费，也消除了大多数壁垒。波段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带宽。即使对那些不能应用因特网的人来说，卫星天线和光纤电缆也是收看节目非常好的选择。

这让领导们十分头疼。过去一年里BBC世界广播失去了8百万观众和听众。6家美国国有电视台统计了自己的受众，其中5家出现了衰退。这还是在预算充足时的表现。以后预算只会持平或下降。

一大问题是当地政治的影响。虽然成本颇高，音质不佳，但短波节目难以屏蔽：阻塞广播（苏联喜欢的手段）过于明显，容易引起尴尬。这种手段的现代版是屏蔽网站：中国和伊朗采取的拙劣伎俩。但通过本地FM电台转播，也使得外国广播者（和当地转播的电台）面对着无形的压力。2003年美国之音俄语版被85家当地电台转播；如今仅余一家。8月9日，BBC阿拉伯广播的北苏丹电台也全部停播。

广播的喧嚣

老牌国际电台有对付审核制度的办法：利用卫星，短波，网络和当地FM电台的组合拳，总能有效解决。要是记者在某个国家被查禁，整个团队会改为秘密采集新闻或利用代理人。

更大的麻烦是竞争。自2006年起，中国，法国，伊朗，日本和卡塔尔都设立了英文电视新闻频道。中国在国际新闻上投入了70亿美元。这超出了BBC世界广播年预算的15倍。上个月它开设了第二个英语新闻频道，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英语电视台(CNC WORLD)。中国的国际广播的语种数量，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有广播电台都多。

短波频道数量对比

新来者正在征服西方老牌组织失去的领土（有时候也雇佣它们的员工）。短波电台就是一个范例。2000年以来，美国之音削减了其24%的短波频段，仅余200个。BBC甚至放弃了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部分欧洲的短波广播，让忠实听众伤心欲绝。与此同时，中国国际广播公司的短波数量几乎翻倍（见图表）。甚至在德克萨斯州都有广播。其间，监管美国之音的广播理事会甚至提议放弃其在美国的最后一个短波电台。

合并短波广播听众，主要是迎合年长且贫穷的乡村听众。但主战场是城市的意见领导者，他们的舆论获取主要通过卫星电视和互联网。最引人瞩目的新来者是卡塔尔埃米尔赞助的半岛电视台。其成熟的阿拉伯语广播主宰着中东地区，轻易击败西方国有广播的竞争。上周，智囊团布鲁金学会在6个国家范围内的一次调查显示，39%的观众看半岛电视台超过所有其他国际新闻广播公司。只有1%的观众喜欢资金充裕的美国阿拉伯语电视台自由。

托尼·贝尔曼经营着成立了三年的半岛电视台英文广播网络，他说广播公司将在明年增设10个办事处，使总数达到80个。有些是小型办事处——但装备有数码摄像机的小型办公室可不容小觑。贝尔曼尤其热衷在非洲的经营：半岛电视台投入了大量资源来报道取材难度较大的国家，比如津巴布韦。亚洲已经开设了分公司。乔治·W·布什甚至曾考虑过（据称）袭击其办公室，仅仅时隔五年，美国阿富汗驻军的军用电视机上收看的都是半岛电视台英文节目。

远在穷乡僻壤，竞争也日趋激烈，这主要是因为在贫穷国家，特别是非洲的广播市场的爆炸式增长。1990年以前，肯尼亚只有一家电视台，而且是国有的。如今，它拥有20家电视台和80个有执照的广播电台，内容繁多，从基督教布道到饶舌音乐，应有尽有。曾经唯我独尊的BBC新闻，如今也只能和无数其他内容竞争了。

网络节目也推波助澜。从前广播节目只能昂贵地多次重复播出，还要担心听众会听不懂或听不到，而现在的经营模式中，听众可以在网站上各取所需。如此可以更廉价方便地触及分散的受众，而且不会因当地政策而为难。虽然美国之音俄语版可能在俄罗斯销声匿迹了，但根据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5月份其视频在YouTube上的访问量高达230万。一旦哪段视频在博客圈里流行起来，广播商就可以坐等其流量疯长。

即便如此，也难振昔日雄风。美国之音俄语版的主管丹·奥斯汀说，由于无法在收音机上收听美国之音，他们的俄罗斯听众有所减少。因特网听众（至少现在是这样）总是匆匆忙忙的：他们不会好整以暇地享受广播，而是急不可耐地想要去看别的内容。在贫穷国家，互联网还是稀罕物。肯尼亚的市场渗透率只有10%。

面对这些趋势，德国之声主管埃里克·贝特曼已经基本放弃了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大批人口，而开始针对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他希望树立新闻界的新标准：但求报道可靠，不求听众众多。

随着竞争加剧，市场纷乱，这种低调的标准或许能给国际广播界开辟一条新路。但财大气粗的国际广播公司更能轻易地拉拢技术和消费者，也让人（至少是私人企业）感到颇为不公。在阿富汗，最大的三家广播电台由BBC世界广播，美国之音和阿富汗自由电台（也是美国公司）运营。经营广播和电视台的穆赫辛尼抱怨道，外国公司用高薪和西方签证挖他的墙角。当国际广播公司只有用流行音乐和肥皂剧才能留住听众时，这些抱怨会更强烈。长期鼓吹自由事业的西方广播公司，如今也要跟着付出自由的代价。

译者：qwerab

 

周三

漫步唐斯丘陵[1]，必有幽魂为伴。此地景观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且不论富有近现代意味的垄沟或天线杆，古韵古风的采石场、坟冢和梯田遗迹既已俯仰皆是。海风凛冽（两只卷毛绵羊可是先知先觉），我在一处墓冢旁躺下避风，新石器时代[2]先民的魂灵正蹑足穿过草丛。绵羊脚步沉重地走开，而那些魂灵还在。先民喜欢这里的海景和难得的艳阳，我也一样。白垩岩[3]中还留有他们用过的刀具残片，他们曾在此耕作，似乎不太在意欠佳的收成，也不曾考虑移居到富饶的谷地。在阳光下看着我写下这篇日记的就是他们：脸盘宽阔、面相陋野而态度和善。他们沉静的气息正从山下飘过。

草地上生着芒柄花[4]和杓兰花[5]，这些花也招引游魂。来的是些中世纪的亡灵：生前是农人的，或撂下木头农具，整个人扑通一声躺下，或在某个春日犁耕贫瘠的田地，土中燧石[6]坚硬难翻，害得他大汗淋漓，或拔出腰间的长颈酒瓶痛饮一番，或遮在自己斗篷之下躲避蒙蒙春雨；若是少女，定是穿着绿袍跟黄色便鞋，散开发髻，一个人自在奔跑。蓝得如欢歌般的虎尾草[7]也属于中世纪的他们，还有小米草[8]——旅人见到它，疲惫都会消减。有这些花的地方，就有旅行的意义。中世纪的旅人刚经过这里，就在前面不远——要是我跑过去，准能赶上，趁他们还没在林中消散。

从伍丁丁区(Woodingdean)[9]到刘易斯市[10]，要经过贾格小道，道旁树丛茂密，最喜喧哗的魂灵在此出没。在我前面的是十九世纪的渔妇们，格子裙子提得老高，从布赖顿去内陆城镇贩卖鲱鱼[11]和鲭鱼[12]。（刘易斯地区方言里，“贾格”指布赖顿人。）她们尽讲些乔叟[13]式的下流故事，露出一口歪牙，活像几匹大笑的老马。遇上雨天，她们的鞋子在白垩上打滑，我的也是。于是我听从她们的建议，挑那些没有碎石的地方走，也踩深了她们的足迹。等我到金斯敦岭[14]下的小径采摘黑莓，她们也在：晒黑的胳膊粗壮有力、不在意枝桠刮擦，满是紫色莓汁的嘴巴总是笑得合不拢。她们要走八英里才到，然后再步行回去，不用指望在市内搭趟公车回家，能指望的只有喝杯啤酒的光景，歇歇脚、整整发夹、提提带有鱼腥味的长袜，肩上鱼篓空空，生意暂告结束。

在小径上，也有背着铺盖的“摩登”背包客从我身旁经过，他们放下地图，抬头向我问好，以为这样会使我这个下午的旅行不那么孤单。我的孤独确实减掉几分；不过，我还像往常一样走着，四周闪现的尽是逝者的清晰面庞，伴着他们的聒噪言谈。

注释

[1]英格兰南部青草覆盖的圆顶山丘，由典型的白垩岩构成，以众多史前人类遗迹著称, 有些丘顶长有稀有兰花。
        
   
   

[2]考古学概念。在这一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

[3]白色至浅灰色的石灰岩，由微小的海洋生物贝壳组成，广见于瑞典以南的西欧和英格兰。

[4]

[5]

[6]俗称“火石”，质硬，英格兰南部有该矿物分布。

[7]

[8]eyebright，旧时认为可治眼疾。
   

[9]布赖顿与霍夫巿(the city of Brighton and Hove)东部郊区名。

[10]东苏塞克斯郡（布赖顿所在郡）首府。

[11] 一种鱼类，其亚种在欧洲被制成熏鱼出售，在北美则制成沙丁鱼罐头。

[12]鲭科鱼统称, 金枪鱼属于该科。

[13]十四世纪英国诗人，善用中古伦敦方言。其名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语言幽默，有世俗气息。

[14]位于布赖顿和刘易斯两地之间。

译者：guhyam

Jul 15th 2010

酒店和商店通常利用客户满意度调查来改进服务。可是，普通的调查却无法用于了解死者的善终服务质量。因此，连氏基金会委托本刊姊妹公司——经济学人智库策划一项善终服务排名的调查。7月14日的调查报告公布了40个富裕国家的排名。

英国名列榜首——英国医生们对于医疗体系的缺陷表现得十分坦诚；重病患者也能得到足量的止痛药。此外，尽管英国只有4%的患者在临终护理院中死亡，但是这些护理院始终运作良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名列前茅也是因为如此。

一些国家，如丹麦和芬兰，在人类发展指数上优于英国，但在善终服务指数上却不及英国。这些国家更多的是在预防死亡（他们将死亡看作是医疗技术的失败），而较少关注于如何让人死前不受痛苦和抑郁的折磨。美国排名较后，因为美国健康保险公司规定，只有当患者放弃治疗，保险公司才为其支付善终服务。

该报告既综合了预期寿命和医疗保健支出占GDP比例等固定指标，也包含对其他指标的加权评估。其他指标之一是公众对护理院的了解，另一项是该国对于临终关怀是否有正式的政策或立法（40个调查对象中只有7个国家有相关政策）。

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四大新兴经济体在报告中排名垫底。这四国的医疗体系疏于考虑有尊严的死亡。（除了如俄罗斯圣彼得堡和印度喀拉拉地区的少数护理院）报告撰写者们将这些国家垫底的原因归咎于文化因素和官僚阻力。比如，在中国，谈论死亡属一大禁忌。该调查排名表也许会促使各国改进，但是对于重视死亡的人来说，想要通过投诉来改善临终服务质量并非易事。

译者：lizst

正在变暖的世界是不是意味着将发生更多不可避免的冲突？

Jul 8th 2010 | Trondheim
 

随着地球不断变暖，洪涝灾害、暴风雨、海平面不断上升及干旱等将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背井离乡，并由此产生可怕、波及面更为广泛的后果。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巴拉克•奥巴马表示，气候变化将在未来几十年里引发更多的冲突。他说这些话的依据不是来自那些“环境威胁论”散布者，而是一帮美国将军。

奥巴马的预测几乎成为了人们全盘接受的“古训”。像雪花般涌现的新书，名头不外乎《全球战争》、《气候冲突》，它们认为世界末日已离近在咫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院克雷欧•帕斯柯预测，洪涝灾害、暴风雨、印度洋季风失调及农业歉收必然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影响，涉及地理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未来世界将混乱不堪、暴力不断。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杰弗里•梅佐将气候变化视为“生存威胁”，担忧那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能力低的地区可能出现“国家分裂及内部冲突”，特别是在非洲。

不过，支持这些惊人论断的事实却出奇的少。广为流行的诸如未来几十年里将出现2亿气候难民的预测似乎都是空穴来风。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些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无家可归的孟加拉人是否将不断进行短距离迁移，抑或（更严重的说）即刻进行更远距离的迁徙，很少或根本没有学术研究机构就这些问题进行探究。

所以，科学家在起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号报告（计划于2013年发表）的时候，首次将人类安全威胁列入其中。上月在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赞助下，大会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观点之一就是探寻历史上环境变化与社会、政治及军事的联系。比如：中亚大草原旱灾导致大量牧民西迁，“蛮族入侵”加速了罗马帝国的倒塌；一千年前饥荒和旱灾引发了玛雅文明的失落；骤冷的气候摧毁了早期欧洲人在格陵兰岛上的定居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沙尘暴导致美国国内200万人大迁移。

这些现象也许和非洲的情况有类似之处。非洲很多国家3/4的人口靠种植品种有限的庄稼来养家糊口，靠天吃饭的耕作方式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过去半个世纪里非洲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5℃，本世纪可能再升高1.5-4℃。炎热的天气削减了农作物的产量（玉米的产量下降的更厉害）。气温每升高1℃，农作物可能就会减产10%-20%。雨型也会发生改变。

证明气候变化与这些现象有关的最可靠的证据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马歇尔•伯克（Marshall Burke）教授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他们对非洲地区于1980年至2002年间发生的战争做了研究，发现升高的气温的确同作物歉收、经济衰退及战争几率的突增存在联系。该研究小组预计到2030年非洲地区发生内战的几率将出现“50%”的增长。

然而，研究人员在将2002年至2008年和平时期考虑在内，重新做了统计后，对上述结论做了重大的修订。其他人认为政治因素及民族纷争、外来干涉等因素是预测战争爆发几率最好的指标。

苏丹西部达尔富尔战争被人广为引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其描述为“一次生态危机，部分原因来自气候变化”。环境问题令已经身陷囹圄的达尔富尔人们雪上加霜，为那些称气候变化为“威胁增倍”的人提供了有利证词。20世纪70年代早期该地区的平均降水量急剧下降，达尔富尔不断遭受干旱的袭扰。起初不断发生争夺牧场的冲突，以至从2003年起，不断发生驱离定居者的耸人听闻的战争。

不过这种联系有点牵强附会。从雨量骤减到发生战争间隔了大约三十年，很多其他因素一同促成了暴力的发生，这些因素涉及政治、民族、人口及经济等等。达尔富尔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因为虽然雨量骤减袭击了整个萨赫勒地区，但除了达尔富尔外其他地方的冲突并没有激化。

另外一个经常被人提起的例子是非洲之角游牧民族对稀有牧场的激烈争抢。不过，通过研究过去六十年肯尼亚和索马里边境牧民的战斗，反而会发现牧场水草充足时冲突会增加，而干旱时节冲突则会减少。饥饿的人们不是在忙于保命，就是疲劳不堪而没有力气再去打斗。相比之下，雨水充足时牧民的生活就会好过些，这时他们就能腾出剩余的年轻人对其他的群体进行掠夺。

其他研究人员则对那些与气候无关的因素导致的政治或军事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因素包括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移民及地震。但是这些证据充其量也是混合交织。自然灾害的确有预测政治结果的功效，但其所起作用甚微。比如，通过对1850年至2007年飓风对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短期影响的研究，人们发现这期间暴风雨的强度在不断增加，但它们的到来同越来越多的政治暴力并不存在关联。另外一项研究显示，自然灾害通常会导致短期的经济创伤，但没有迹象显示政治暴力会有所增加。

同样，地震也会产生后果不一的影响。1985年的墨西哥大地震引发了社会暴动，但是2005年的海啸却促成了亚齐的分裂分子和印尼中央政府进行了合作。气候变化确实会引发很多灾难。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严谨分析的原因所在。

译者：owen1105

Jul 1st 2010

英格兰和威尔士一半的罪行，系有前科的人实施。几乎一半的刑释人员——以及60%短期服刑人员—一年之内会再次被判入狱。国家干涉至今未能解决屡判屡犯的问题，而只能盲目地耗费巨资将把罪行不严重的人不断投入监狱。司法部长克拉克（Ken Clarke）6月30日宣布将审查判决机制时发表上述看法。

英国人最担忧的就是犯罪，哪怕最近对经济的忧虑超过了对犯罪的忧虑。但是过去10几年来，随着囚犯人数猛增，犯罪率已经下降。前一趋势始于1993年，当时保守党政府的内政部长霍华德（Michael Howard）说“监狱效果好”，后来继任的工党也对此奉若神明。按照欧洲的标准，英格兰和威尔士判决相当大一部分人口入狱服刑（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单独汇报数据）：每10万人中有154人入狱，相比之下，德国为87人，法国为96人。（全球所有国家中美国的入狱人数最多，根据伦敦国王学院的统计，每10万人中有753人入狱。）

霍华德前任几乎就是克拉克的翻版。他说现在的囚犯的人数为85,000人，如果1992年预计会有这么多人入狱，可能有些“荒诞不经”，当时他是内政部长。克拉克不同意简单地将收监人数上升和犯罪率下降联系起来。他说：“罪犯刑期太短，几乎不能采取任何卓有成效的做法。”这类情绪，反映了同最近的官方思维方式出现分歧，也同很多保守党的观点出现决裂，对保守党而言，严厉打击犯罪是基本的政治理念——尽管他们会让克拉克先生的自由民主联盟伙伴兴高采烈，这些人长期以来积极支持刑事改革。

但克拉克的动机非常务实。监狱成本高昂，每名囚犯每天大约耗费100英镑（约150美元）。司法部长总结说：“判一个人入狱一年，比送一个孩子上伊顿公学院还贵——平均38,000英镑。”他提出的“智能判刑”似乎是让罪行不严重的人接受社区处罚，如欠债不还的人和违章司机。克拉克希望，短期看来这不仅会省钱，还能降低这些人重新犯罪的机会，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事业和家庭。理论上而言，这种做法能让狱方集中精力，改造最危险的罪犯。

不幸的是，刑释人员的安置也很昂贵。所以克拉克先生提出请慈善机构帮忙，成功之后，再向其付款。他希望志愿团体和私企帮助这些人员安居乐业，从而降低犯罪的复发率。正如医院不能收取一个月之内再次入院的病人的费用一样，这些提供帮助的机构如果仅仅是确保这些人安分守己，也不会得到任何奖励。

苏格兰也会限制短期服刑，6月30日苏格兰议员通过了多项提案，建议减少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下刑期的服刑人数。这类举动可能会至少让一位前保守党内政部长兴高采烈——Robert Peel，是他在19世纪成立了现代的警察制度。他主张，警察工作效率高低的证明不是逮捕或判刑的人数，而且根本就没有犯罪。200多年后，克拉克先生似乎也或多或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译者：fred

Jun 3rd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从本月十六日开始，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全世界会有半数眼球因恼怒、厌烦或冷漠而睁得滚圆。而另一半眼球则会盯住起居室、酒吧或办公室（还得允许）的电视或电脑屏幕，观看从南非直播的足球赛。足球运动是本星球最具大众化的运动。最盛大的国际节日——国际足联“世界杯”赛即将拉开帷幕。

因为世界杯有一个庞大的全球性观众群，在出售播放权和广告权上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所以，尽管足球的全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最近为确保赛事万无一失、准时开赛，又不得不额外投入了1亿美元，仍可预期从非洲的第一个“世界杯”赛事中获得可观的利润。据花旗银行估计，上一次（即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收入了18亿美元.“国际足联”多半是将收入再投入到足球运动上，例如训练年轻人。

参加南非世界杯赛的球员们不是受雇于国际足联，也不是受雇于附属于国际足联的200个国家足联，而是受雇于各俱乐部，主要是欧洲的俱乐部。一些球员，如莱昂内尔•梅西就作为球员加入了欧洲的俱乐部，他现效力巴塞罗那俱乐部，代表阿根廷国家队(见上图)。 很少有其他行业的企业必须将其雇员借给其上一级组织，而国际足联却促使各俱乐部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经济学家斯特凡•斯齐曼斯基认为，国际足联和其附属的各国足联竟能于足球上使用强权，把俱乐部的最优球员借走 (而且，球员有时是带着疲惫和损伤回来)。 不管喜欢与否，俱乐部必须照办。斯齐曼斯基说，这种做法“有点象黑手党”。

不仅世界杯和相应资格赛，而且区域性锦标赛和友谊赛（与竞争对手无关的），俱乐部都必须准许球员参加。为了国际比赛，各个国家队（不只是俱乐部的国家队）都从全球各地俱乐部召回球员，各俱乐部得面对失去球员的现实。这对俱乐部的损害可能是严重的。自今年1月在为参加非洲杯而进行的训练中受伤后，加纳球星迈克尔•埃辛，就没有在为其效力的伦敦俱乐部切尔西踢过比赛。埃辛为国家队效力时负伤，已不是第一次。本届世界杯，他也将同样错过。

本次南非世界杯，半数以上的非欧球员是在为欧洲俱乐部效力。甚至有一位在俄罗斯的俱乐部踢球的朝鲜球员（见表1）。如表2所示，欧洲各俱乐部是本次世界杯球员们的最大老板。在32支进入决赛的国家队中，共有736位球员，其中有545位来自欧洲球队；385位在五个最值钱的联赛俱乐部里谋生（尽管并非一直在最值钱的联赛俱乐部里）。

在足球行当，俱乐部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最为长久。但是，当更多的金钱流入赛场，球员们也就变得愈加值钱。和许多其它人才市场一样，球员市场也已全球化。上个月，意大利国际米兰队赢得了欧洲顶级俱乐部竞赛的“欧洲冠军杯”桂冠，但该队在场上踢球的没有一个意大利人。重要国际赛事的数量也在增加。近几届世界杯，南非的国家队必须踢完18场预选赛；而1990年的世界杯，他们只需踢完4场。
   
偶尔，球员会推脱掉国家队借用。球员如何在一场友谊赛之前受点轻伤，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几年前，欧洲的大型俱乐部似乎准备考虑与国际足联决裂。但是欧足盟创办的“冠军杯”赛的成功改变了这一想法：“冠军杯”为大型俱乐部提供了更多的赛事，由此也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另一个因素是，大多数球员都乐于披上国家队征衣，尤其是出征世界杯。保持球员舒畅是管理良法。

最近，成立于2008年的欧洲俱乐部协会(ECA)提出了另一种解决矛盾的建议。该协会的秘书长米谢勒指出：“应倾于对话和合作”。2008年，ECA与国际足联及欧足联达成一致——为世界杯和欧锦赛借用球员创建一项有偿使用制度。就世界杯而言，所有俱乐部（不仅是欧洲的俱乐部），将会获得共计4000万美元的收入，每借用一个球员一天，其所在俱乐部收入约2000美元。这不仅是对俱乐部的补偿，也是“对世界杯成功作出贡献的一种的奖赏”。虽然对于像巴塞罗那和切尔西俱乐部这样的大佬来说，这点钱微乎其微，但却助了较穷的俱乐部一臂之力。

其他区域性锦标赛没有类似的分肥协议，如南美美洲杯、非洲杯。这些赛事每两年举行一次。更糟糕的是，非洲杯举办的时间是在欧洲赛季的中期（即使现在的时间安排稍方便了些）。

尽管教练们仍在抱怨不断，但各俱乐部不想为非足盟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与之争利。非欧球员每个赛季受邀到欧洲大陆外打友谊赛的机会不超过一次，这就解释了像阿根廷和巴西球队何以间或到欧洲打比赛的原因。况且，如果球员在国际赛场上表现良好而又身价上涨的话，俱乐部就从中受益。但分歧尚存，突出的就是保险问题。如果你的敛财之材被陌生人整坏了，而陌生人又因享有特权几乎不为此作出赔偿，那已经是够糟的了；要是你还得必须承受这种风险，那可就糟之又糟了。

译者：微言大义

                          
毛里求斯之战

他们犯下的罪行是“粗俗”且“不道德的”。他们被判处14年苦役。法官说，其中一个意图是杀一儆百。而他成功了。马拉维(非洲国家)法庭上个月惩处了一对已经订婚的同性恋者Steven Monjeza 和 Tiwonge Chimbalanga，其举动吓坏了很多同性恋恋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这对恋人是同性恋镇压的最新受害者。

大约80个国家宣称即使是自愿性同性性行为也是违法的，而其中一半是依据从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鸡奸”法律。然而，许多国家仍然继续颁布更加残酷的法令。去年，布隆迪总统Pierre Nkurunziza，不顾参议员的压倒性反对，坚持签署了一份惩处自愿性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乌干达(东非国家)颁布了一条残酷的法令，那些知情不报者将会有牢狱之灾，而如果二者之一患有艾滋病则会被判处死刑。曾经责骂同性恋者猪狗不如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总统，, Robert Mugabe，三月份进行了一项宪政改革——性取向歧视已不再非法。

在许多前殖民地国家，宣称同性恋行为是“反非洲的”西方文化植入，已经成为政客获得名望的筹码以及推动民族情怀的捷径。然而，一个退休的同性恋权益捍卫者，Peter Tatchell认为真正的西方文明植入不是同性恋行为，而是对该恐同者（恐惧同性恋者——译者注）的政党化。

他说，这与保守的基督徒的涌入是相辅相成的，而这些基督徒主要来自美国，他们急切地希望聘用非洲神职人员来对抗非洲本国的同性恋行为。这个糟糕的提议是由乌干达的下议院议员David Bahati提出的，他是Fellowship——一个保守的美国政教组织——的成员之一。在非洲研究同性恋行为的加拿大裔学者说：“非洲就是来自美国这些地方的福音派基督徒的一片乐土，相比在本国，他们可以获得在文化战争中获得更多。他们的主张已经找到一片得以繁殖的闰土。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赞比亚副总统，George Kunda，痛骂同性恋者，说他们的行为玷污了基督徒的价值并且最终会把人带向虐狂或撒旦崇拜者。

同性恋歧视运动会转移了人们对抗艾滋病的视线，这在非洲尤为明显。二月份，在肯尼亚政府提供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服务的卫生中心，同性恋者发起一场暴民运动。赞比亚的国际艾滋病理事会主席，Bishop Joshua Banda,说捐助国对同性恋者的对抗有违赞比亚的“传统价值观”。Mr Epprecht认为，非洲对同性恋行为的持续镇压将会是公众健康的灾难，因为这样一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同性恋者就会转向地下组织寻求帮助。

非洲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发动的反同性恋行为。比如，在伊拉克，同性恋行为是合法的。但是2009年，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有同性恋嫌疑者面临诸如绑架，强奸，拷问，法外处决等等一系列迫害。2003运动的后果之一是，伊拉克男人对“女性化男子”的抵触与日俱增。Shia 民兵组织的马赫迪军队（Mahdi Army）助长这种抵触，并宣称会提供暴力解决方式来支持宗教道德价值观。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成员也被控告是该暴行的合谋者。

南非是第一个在宪法中明禁同性恋歧视的国家。它也是非洲唯一一个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Tatchell说，就法律而言，它是同性恋权益未来的曙光。但是在南非以及津巴布韦日益猖獗的“纠正式强奸”现象——宣称目的是为了“治愈”女人的同性恋倾向——表明这项法律是彻底的一纸空文。参与运动的人担心这暴行是政权对恐同者攻击的认可，尽管是一种不情愿的认可。在2008年四月份的时候，南非一个女同性恋足球员Eudy Simelane惨遭轮奸并被刺死。两名男子承认了罪行，但是在宣判中，法官认为Eudy Simelane的性取向与此无关。

2009年印度推翻了其149年之久的“鸡奸”法律，这给了同性恋捍卫者一线希望，从那以后，全球趋势似乎是走向反向。参与运动的人宣称法律议案超出了同性恋权益范围。一个国家如何对待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是衡量它对待其它公民的一个很好的砝码。

译者：lynn_1011

May 27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瓦文萨，重回征程

人权的意义大概在于，它适用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无论国籍，性别或政治倾向。而人权的支持者应该团结一致。

理论就到此为止。在现实世界中，投身于人权事业的组织和个人在日益分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以色列，却无视其自身主要成员国的罪恶，又在宗教问题上向伊斯兰势力的压力屈服，这让西方的成员国十分愤怒。

与此同时，人权问题上的主要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内部压力。二月，国际特赦组织，一个总部设于伦敦，拥有超过二百万会员的组织，被自己的资深活动人士公开批判，因为国际特赦组织与一个曾被关在关塔那摩的英国人，穆阿扎姆·贝格分享平台。而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也因对以色列的严厉受到了从前支持者的质疑。去年十二月，它的创建者之一，罗伯特·伯恩斯坦说，人权观察没有考虑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开放社会的国际地位。就像国际特赦组织一样，人权观察称，在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中，以色列及其敌人哈马斯都违反了战争法。伯恩斯坦说，也应该考虑以色列的声明：他们是为了抵御哈马斯的火箭弹的自卫行为。

国际特赦组织将注意力从过去的言论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转移到经济困难上来，因此受到了守旧派人权拥护者的批评。但在它的2010年报告中，更大的篇幅还是在传统意义上审视人权。报告表明中国正在进一步对不同政见者施压，并谴责伊朗“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它将巴西，牙买加，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列为安全部队参与非法杀害的国家，并补充说美国的“有关反恐的……人权问题仍然存在。”它说最令人欣慰的进展，是在司法领域：在德国逮捕了犯有暴行的卢旺达通缉犯，而前秘鲁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也因侵犯人权锒铛入狱。更加理想主义的是，它声称数以亿计的穷人失去了住房和教育等权利。

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四月末在挪威举行的人权盛典，在人权领域奋战的老将——反共人士和伊斯兰暴政受害者占主导地位——受邀前来讲述他们的经历。奥斯陆自由论坛的主持人是波兰前总统，列赫·瓦文萨，和特点鲜明的反苏批评家，如弗拉基米尔·不科夫斯基和加里·卡斯帕罗夫——这令住在同一酒店的俄国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十分困惑。

奥斯陆聚会——发起于2009年，正在成为人权界的达沃斯经济论坛——是纽约电影人和活动家，Thor Halvorssen的构想，他的父母来自委内瑞拉和挪威。他也经营了一个小型的人权基金会（主要关注拉丁美洲左派政权的罪行）。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指责人权运动的巨头们变得太官僚，不喜欢再去做一些像秘密访问受压迫国家这样勇敢的事情了。“他们只在大理石筑的办公室里工作，那有什么意义？”他抱怨道。

由于Halvorssen保守的思想，他的好人与恶棍的列表可能与比如国际特赦组织的负责人克劳迪奥·科尔多恩的意见相左。但因为西方政府（包括美国）对人权问题越来越不重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更加重要了。或许他们之间的一点点竞争没什么坏处。

译者：qwer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