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登陆战中的风笛吹奏者比尔•米林于2010年8月17日辞世，享年88岁。

2010年8月26日

1944年6月6日（世称D日—译者注），当比尔•米林（Bill Millin）随军向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场上的剑滩斜坡攻击时，任何观者都会认为米林没有带武器。与他的战友们不同的是，面显苍白的21岁米林确实手中无枪。当然，米林一如往昔，身着全式苏格兰装束，他带有一把深得其喜爱的小佩剑(苏格兰高地人特有的——译者注)，也就是一把插在他那右边的袜筒里的小匕首。不过，当他涉水上岸时，这身装束很快没入三尺海水中，他成了一位因在汹涌大海上、拥挤不堪的舰船里一夜折腾，嗅着自己呕吐物疲惫不前的士兵。米林身着的苏格兰短裙（即小沈阳在《不差钱》中穿错的那家什—译者注）就像芭蕾舞女演员的裙子，在寒冷的海面上绕着米林优美漂荡。

然而，米林先生不是没有武器，而是带着胜于武器的东西。他带着风笛，他先是把风笛举过头顶以防弄湿，随后将风笛置于臂湾吹奏起来。根据久已形成的传统，风笛成为了战争乐器。1746年英格兰人取得卡洛登大捷后，一位英国法官裁定风笛是战争乐器。风笛吹奏者像其他士兵一样，也是战士，他奏出的乐曲就是他的武器。风笛发出的哀声使法国索姆河畔的德国佬陷入绝望，他们把身着苏格兰短裙的风笛手叫作“来自地狱的女人”。而且，风笛声也激励起已方士气，它甚至可以达到如许程度——6月5日，当部队经过怀特岛向法国进发时，米林站在船首撑杆旁吹奏风笛，海浪越来越汹涌，他只能勉强保持平衡，兵们发出的强烈欢呼声淹没了他的风笛声。

米林吹奏风笛是战斗计划的一部分。在威廉堡附近的特攻队训练时，他与英军第一突击旅指挥官洛瓦特（Lovat）勋爵建立起了友谊。在很大程度上，他俩并没有多少共同点。米林身材五短、面庞宽大冷漠，是一位格拉斯哥警察的儿子；他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就是“贫穷”，1925年随家人从加拿大回苏格兰时，穷得睡在甲板上。而洛瓦特身材颀长，英俊无比且富于浪漫情怀；他有一座耸立于因弗内斯附近比尤利河岸之上的城堡。他要米林先生作他的私人风笛手：不是个人需要而是出于军事安排。伦敦陆军部当时禁止风笛手在战斗中吹奏。但同为苏格兰人的米林先生和洛瓦特勋爵密谋不受陆军部禁令约束。在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登陆战”中，洛瓦特要让风笛声为胜利指明方向。

当战士们下舰向剑滩蹚去时，洛瓦特正以他惯有的缓慢悠长的声音下命令：“风笛手，给——我们——整一曲！”。米林先生认为洛瓦特是一个疯狂的混蛋。在即将发起攻击的时刻，在洛瓦特身旁的一位战士被子弹击中面部倒下。但洛瓦特仍以他的贵族气派相当冷静地穿行于战火之中（据说，在他的夹克下穿着一件有字母组合的白色套头衫，手持一杆古老的温彻斯特步枪），因此，如果洛瓦特真是疯狂的混蛋的话，那么米林先生认为自己最好还是也成为疯狂的混蛋，于是米林随即奏起《嗨，热情的少年》曲。洛瓦特翘起拇指赞同，随后又要求米林吹奏曲子《通往小島之路》。米林半开玩笑地问，他是否应该以风笛手的传统方式，在吹奏时上下行走。洛瓦特回应道“好，那样好极了”！

因此，他在剑滩海边上下行走了三次。他深深记得：炮火中，剑滩在他脚下颤抖；海涛里，尸体撞击他的双腿。在抢滩后其它时间，每当指挥官发出命令，他就吹起风笛。他吹起风笛激励攻击部队沿着卡昂运河（Caen Canal）凸路冲锋，眼见在他前面约100码处一敌方阻击手的来福枪伸出火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身后的每个战士都卧倒在已成残骸的甲板上。当洛瓦特旅长消灭了狙击手后，他又一次把风笛吹响。当英军第六空降师突击队指挥官催促躲避战火时，他予以拒绝，吹起《苏格兰狂想曲》把战友们引向Bénouville大街；风笛手们的吹奏会显灵。  

他带领战友们横跨二座桥梁。一座后来叫飞马桥，榴弹打在桥两边的金属构件上，清脆猛烈；一座只有木栏杆，子弹呼啸而过：“那是我曾经吹笛走过的最长的桥”。这两次跨桥行动使他们与先期到达的部队胜利会师。他后来了解到，在整个冲锋途中，德军阻击手们的瞄准具已把他标定，但是，出于可怜他这个精神失常者，没有射杀他。 这个故事是[被俘] 德军讲的。米林认为他不会死。从他结识Boys’ Brigade 乐团到短暂军旅生涯的始终，吹笛送军前行太令人愉快了。吹笛也保佑着他。  

《棕色姑娘》

而风笛管就不太走运了，当米林向战壕冲进时，笛管被炮弹损伤。虽然他尚可用笛管吹奏，但四天后，当米林将笛管放在草丛中时，风笛的舒音管和低音管被彻底击坏，吹笛使命就此终结。在D日吹出的最后一支曲子是《棕色姑娘》，那是米林从一法国红发小姑娘家人的农场经过时，应小姑娘的要求吹奏的，当时，小姑娘的父母在她身后抖缩不安。

他后来把风笛赠给了飞马桥博物馆。战后，他在德文郡的道利什作一名心理护理员，在整个漫长而平静的职业生涯里，飞马桥是他常常故地重游的地方。有时，他还重温吹笛过桥。 在一次重温时，他身着全式苏格兰装束，将风笛置于臂湾，一位满头褪色红发、身着整洁连衣裙的不再年轻的女士向他走来，在他脸颊上留下追忆的欣吻。

译者：微言大义

1972年，史蒂夫施奈德在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演讲时开玩笑地说“马克吐温把话说反了！”“而今，每个人时时都影响着气候，但没有人时时都把气候挂在嘴边”发表此演讲时，施奈德先生仅27岁，已经工作了两年并将余下的38年为这一话题而探索：人类正对气候造成了什么影响？

20世纪六十年代，一种新兴的研究气候的方式产生了：用一种可以插入计算机的穿孔卡片来演示气候变化。这些新的模型，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这使得模型设计者不仅可以提出总汇表中数据能回答的问题，而且可以通过模型看到现实世界中模糊细节的演变过程。

作为一位年轻物理学家，施奈德在其关注的新领域提出了重大问题。先前他的一位从政学生想改变这个世界和因高姿态影响带来的炫耀癖，这些原型提供给了施奈德先生所想要的研究方法。然而施奈德在得到地球研究方法的馈赠的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所喜欢的（学术方向）。

作为一位年轻物理学家，施奈德在其关注的新领域提出了重大问题。先前他的一位从政学生想改变这个世界和因高姿态影响带来的炫耀癖，这些原型提供给了施奈德先生所想要的研究方法。然而施奈德在得到地球研究方法的馈赠的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所喜欢的（学术方向）。

公众对他的研究很感兴趣，但施奈德先生刚参加工作时曾同为同事的气象学家们却不大认同他的工作，因为这些气象学家认为计算机模拟气候本身就值得怀疑。施奈德先生还坚持认为这将和生物学家感兴趣的生态系统跨学科互动，其后果可能使生态系统变得更糟糕；同时产生跨学科互动还有社会学家所关心的人体反应。一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演讲完后他就回到了办公室，他发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以公告栏的形式引用了他当年戏谑马克吐温的话，同时在文字上方印有“一派胡言”等字。接下来他在一个名为“今晚翰尼•卡森与你相约”的节目中亮相，可是在保守的同事面前他的个人名声状况基本上也没有多大改观。虽然有前期的挫折，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放弃先前的想法：即大气中污染物带来的冷却效应要超过二氧化碳带来的温室效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同事将气候变化，尤其是温室效应，推上了大会议程。由于他在冷却效应上态度的急转，人们急于制定一系列的法令，结果很多人控告他的个人思想过于固执，结果导致大家并没有将其视为致力于改进模型的气象学家，最终这令他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施奈德曾是一本重要杂志“气候变化”的主编，同时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他就是该小组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员。施奈德先生对造成气候变化的行为持赞成态度的高调姿态使他成为了收到攻击最多的对象。因为他意志坚强，所以面对这些极端的嘲弄，他迎难而上，探讨学术宣传和学术诚信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在一份报纸中这样描述对施奈德先生的批评：他会在紧张的情况下会做出让步，同时声称施奈德先生在达到自身目的的前提下愿意捏造“必要的谎言”。但施奈德先生对这种学术攻击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声称这是由于其他人对他在此主题上的言论偏见理解造成的。一旦没有了真理，学术宣传就是在浪费时间。和先前大众普遍认同的观点相同，施奈德先生敢于在学术方面进行驳论、质疑，尽管有些领域他的同事们认为是越界。他召集会议讨论盖亚假说和盖亚假说中地球是具有自我调节整功能的论点。他为地球降温的抵制工程计划提供了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施奈德先生的朋友卡尔•萨根(后将其称为约翰尼•卡森)是负责研究核裁军带来的气候效应，施奈德先生的政治观点与卡森的基本相同，但由于施奈德先生公开声称他所研究的模型比起卡森的研究更不容易造成“核战争”，这破坏了两人间的友谊。

（备注1：盖亚假说，即地球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形成了一个可互相作用的复杂系统。这一观点一直受到环保主义者和气象学家的拥护。它包含5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认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有效地调节着大气的温度和化学构成；二是地球生物影响了环境，而环境又反过来影响着生物进化过程，两者共同进化；三是各种生物与自然界之间主要由负反馈环连接，从而保持地球生态的稳定状态；四是认为大气能保持在稳定状态不仅取决于生物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为了生物圈；五是认为各种生物调节其物质环境，以便创造各类生物优化的生存条件。目前对于前两个层次含义(常称为弱盖亚)一般没有争论，而对后三个层次(称为强盖亚)还有争议。
备注2：英语中的书名应用下划线或斜体来标出，由于高级模式中没有，所以用引号来替代。
备注3：nuclear winters:Nuclear winter is a hypothetical global climate condition that is predicted to be a possible outcome of a large-scale nuclear war. It is thought that severely cold weather can be caused by detonating large numbers of nuclear weapons, especially over flammable targets such as cities, where large amounts of smoke and soot would be injected into the Earth’s stratosphere.）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中，施奈德先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那些不确定因素和专家的主观臆断所起的作用。他喜欢这种方式的模型，并且他认可这些模型，可以将它们作为自己详细的行为指南。比起那些他不赞成的观点，他认为低估了不确定性科学的观点更应该受到批评。点。

在他50岁的时候，他发现可以利用不确定因素做出更具有个性化的重大抉择。但随后施奈德先生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淋巴癌。在妻子的支持和医生的建议下，他试着了解那些不确定性因素的过程并按其过程行事行事。他自己选择了大胆的治疗，结果活了下来，但在参加下一个会议的途中，却因心脏病在飞机上仙世。

译者：nickman

Jul 22nd 2010

1976年春天，毛·皮埃勒格主动提出帮忙。他将划小船从夏威夷出发，去塔西提岛，全程2500公里。此次远征由波利尼西亚航海社团组织，是要看看古代航海者能否这么走下来——走开阔海域。航行用船很漂亮，一只双体独木舟，起名叫“霍库莱阿”，意为“快乐之星”（西方科学中的大角星）。但没人为她掌舵。当时，通晓古波利尼西亚人航海艺术的只有毛一人。所以他站了出来。看星星、觉风动、观海貌，这些是古波利尼西亚人航海的依靠。

他是密克罗尼西亚人，而塔西提岛在东南方向的很远处，对于岛周围水和风的脾性，他不了解。但是他脑子里有一幅塔西提岛的图像。他知道，如果坚定认准这幅图像，他就不会迷路。他的确没迷路。2000多公里后，仍不见马泰瓦——塔西提岛旁的一座环礁。这时，“霍库莱阿号”边上掠过一群燕鸥，白色、个头很小。毛知道，他快到了。

一个月的旅行，罗盘、六分仪、海图，什么都没带。他并非彻底抵触现代工具。罗盘偶尔白天用得上；而且，胳膊上一块厚重的手表——至少是他老时的习惯。但是毛驾船并不靠纬度、经度、角度，也不靠任何数学计算。苍穹下面，他行走、行船；苍穹之上，密布成网的繁星，缓慢移动，由东向西，由初升点到下落点。对于它们，他太了解了，其中的100多个知道名字，相关联的星知道颜色、亮度、运动规律，他脑袋里好像有一个完整的宇宙，而他自己——那个坚决、敦实、谦逊的人——则坐镇天体运行的轴心。

分享面包果

毛出发起航时，会带上装满水的葫芦，还有捣碎了的薯块，并用叶子包好、捆结实。他会先把船摆正风向，然后沿着两颗星星的连线前进，一颗升起的星，一颗下落的星，一个是目的地星，一个是出发地星，目的地星在前，出发地星在后，只要这样，船就不会走偏。到了白天，他的向导转成朝阳和落日，还有“生命之母”海洋。感觉海浪拍打船体，就能读出岸的远近和方向。观察水的颜色，就能探知浅水的存在。云层下方反射过来的光，那是视线外的礁湖。鱼的味道变香了，意味着河流在看得见的远处流淌；看见群鸟夜归，陆地位置可知。

一切都始于婴儿时期。他的爷爷本身就是航海大师。潮池中，小不点的他被爷爷抓在手里，爷爷教他辨别不同地方不同的风和不同的浪。之后是集中记忆星盘：沙滩上，一只棕榈叶小船，四周一圈珊瑚石，一颗石头代表一颗星星。这不是玩票，是重要的学习；到太平洋深处捞鱼，对萨塔瓦尔环礁上的居民来说，是生存的必须。在这座袖珍岛上，毛度过了他的一生。

但是，旧的东西正在迅速改变。18岁时，毛成了一名“帕鲁”，就是经受训认证的航海大师。他颈挂花环，身洒黄色的姜黄雨，表明他已经掌握了相应的知识。但之后的39年间，再没有太平洋岛人成为“帕鲁”。毛驾着小船，独自一人出海，带着适合的咒语去应对海洋里的神灵，带着适合的“魔力保护”去对抗蛰伏在帕方和楚克之间水域中的邪恶章鱼，还带着他永远都不会遗失的智慧——除了有一次。台风中，船失事了，无人岛上的七个月，他和船员等待救援到来。

然而，作为一名帕鲁，他不能把身上的技艺一并带进坟墓。他有传承下去的责任。于是就有了同意驾驶“霍库莱阿号”的决定。那次航行证明了南面和西面来的夏威夷岛移民并非偶然至此，而极有可能是具备了高超航海术和占星术之后的有意为之。那次航行改变了夏威夷人对自我形象的认知；也改变了毛的生活。突然间，开始有地方邀他作老师。他会手拿讲课棒，一只腿坐在身下，耐心地给刚有想法成为航海家的学生解释星盘；他会允许他们把讲课内容记下来。他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像他一样把所有东西都记在脑子里。

当然，他的很多东西还都藏在心里。这种秘而不宣有其严肃意味：他谈到神灵时，微笑的脸会变得死一般肃穆，甚至会显出害怕的神情。他只对很少的学生传授“谈海”和“谈光”的课程。这么做可是破了矩：密克罗尼西亚人传知识只传自己人。但对他来说，波利尼西亚人和密克罗尼西亚人是同一族人，广阔的大洋将他们统一在一起，而且，几千年来，他们驾着小船，相互往来。

2007年，夏威夷人民送给他一只双体独木舟“阿林格诺·麦舒”号作礼物，“麦舒”的意思是“暴风雨中从树上吹落的熟了的面包果”，每个人都能吃。不管怎样，面包果树是毛最喜爱的树：高且轻，扭曲的纹理是造船的绝佳材料，黏黏的乳胶可以用来堵缝，还有大大的富含淀粉的果实，发酵后是航海的理想食物。但是“麦舒”还意味着毫不费力地共同分享好东西：例如怎样在太平洋上航行数周，不带地图、靠星星导航。

译者：eastx

Jul 15th 2010

一个写亚洲的老手、《经济学人》逝者专栏前编辑，再见了



梦想去暹罗

1984年-2004年，在基斯·科尔克霍恩为《经济学人》工作的这20多年里，他从不提高声音说话。他不需要这样。他轻柔、谦恭、略带微笑的讲话风格使人们愿意聆听，就像听一个可爱的叔叔讲话一样。但是话语背后透着坚决。他会说，“我把你的稿子做了一两处处理”，意思是，稿子已经改成最简洁、最准确、标点最少的科尔克霍恩风格。当他宣布当周的逝者人选时，他会轻轻说，“我想做某某人”，通常是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名字；无论是野马，还是大明星的去世，都不能改变他的主意。

基斯进入记者圈是那种很老套的方式，先在地方报纸做，然后进入伦敦报业街，但是他最远到了香港，供职于《远东经济评论》。他热爱亚洲，尽管他对亚洲的看法还像是一个19世纪的殖民地官员。他喜欢艺妓。他曾这样评论一个不出活却享受高价聘用金的记者：“我想也许这样，假如我们明年收不到他的信的话，我们应该给他寄一封。” 他虽然不是小伙子，却渴望去暹罗、新疆和鞑靼。他还对太平洋诸岛产生了兴趣，而且真的在那里找到了故事。

就在“逝者”诞生后不久的1995年，他接手了这个栏目，并且一直高举亚洲大旗。他清晰、朴素、诙谐的写作风格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标准。他逝者文章的开头能带给读者一种特别的愉悦。“沃尔特·里尼的一个小乐趣是盖过法国人。”  “本笃会修士卡尔·科赫尔的成就是培育一只品种非常优良的英国蜜蜂。” 或是下面这个：

认识泰尼·罗兰的人在脑中搜寻他那些不是太过残酷之处——因为他已经不在了，他们于是说起了他的魅力。英语这种语言很会描述这个含糊的词。

然而，基斯最钟爱的职业不是他在《经济学人》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最爱为自己写作。他创作了11部黑色幽默小说，最后一部（《五个致命单词》）在今年四月出炉。那些被他的温和缴械的人从来不会忘记，在基斯的世界里，枪会突然被拔出，血会溢到地毯上，子弹会留在桌子里，“假如哪天把桌子拿去拍卖，价钱要稍打折扣。”

译者：eastx

雕刻大师路易丝•布尔乔亚卒于5月31日享年98岁

Jun 10th 2010

著名的摄影家罗伯特•梅普勒索普给路易丝拍照时，她决定需要一个道具。她不喜欢被拍摄。70岁的她也许会选择一个手提包，一本书，或者一朵玫瑰。而她却选了一个两英尺长，完全直立的，充满纹理和肌肉感的阳具，这是她自己用乳胶和石膏做成的。她称之为“菲勒提”并让它像一个布娃娃般安睡在自己怀中。诚如她所说，它根本不是一个阳具，而是“小路易丝”。她犀利而恶作剧般的神色，不惧怕任何反对者。

她的雕刻作品常常不是表面上呈现出的那样。一件叫做“累积1号”（1969）的美丽白色大理石作品看上去像是展现一簇目光，或者更多的阳具，从一堆床单中涌出来，混杂在一起，她说；或者就是一团云彩。1986年作品“巢穴”，一个巨大的橡皮梨型，是一个避难所，或是一个艰巨，还是一个和平的天体，抑或是观者发现自己被卡在其中的一个陷阱。她的巨型钢制蜘蛛，从纽约到圣彼得堡到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在世界各地摇摇欲坠，既令人毛骨悚然又给人保护之意。伦敦那个35英尺高的，被称为“小妈妈”。

1982年开始，艺术界对她生起敬畏，在她艺术生涯的晚期，纽约的一次艺术回顾展引起了公众对她的注意，她厌烦了解释小山和乳房风景中这个或者那个隆起。佛洛伊德用起来倒是顺手；她常常援引他。但是性爱主义倾向的主张却让她迷惑。那些形状只是代表他们本省，她仅仅是追随。那些都是关于痛苦，恐惧，鬼神合她的过去。

这看起来也是一个矛盾的地方。巴黎南部舒适的中产阶级出身教养所表现出的则像是虐童；而1949年她结婚又离开纽约，在纽约的第一场雕塑展则是一个高高的，轻木做成的雕像，代表了“乡愁”。她的母亲不只是一个蜘蛛——对于她职业像一个织锦画的编制者和修补者——而是一个“母狐狸”，一个大胸的生物，在路易斯试图像个蠕虫般大洞的桥墩上不断地垒石头。他的父亲，帅气而风流，是她试图取悦的对象；而在1974年名为“父亲的毁灭”的巨型橡胶和石膏人物场景作品，展示了一个泛着红色光芒的山洞中，很多乳房形状围绕在一张桌子旁边，可恶的一家之主被撕成碎片并被生吞活剥。

即便是优雅的织锦画艺术本身也被变形为暴力。在她的作品里，旋转的纺锤代表了混乱的开始。针威胁着石头的亵渎，威胁着核心的穿透力。拧那些从充满丹宁的河里捞出来的湿漉漉的织锦，让路易丝梦见了拧断父亲那个丰满的英国情妇的脖子；她小时候在车间里的工作是为雕塑缺掉的脚画草图；她的妈妈，用精致的剪刀，从那些准备销往美国清教徒市场的织锦上剪掉生殖器。因此喜欢用乳胶、蜡、铜或者大理石，以及奇怪的组合来拓展身体部位，比如1984年的“自然研究”，作品缺少头，但有很多乳房、阳具以及爪子。

来自火山

她自己也有爪子。只是多年来并未发现。她挽着艺术史学家丈夫罗格特•戈尔德瓦特参加了纽约艺术展，和任何微笑着的战后妻子一样，并平静地用大奶瓶养育了三个儿子，同时她还想到了母亲乳汁引发的美味的恐惧，以及大地的水，蜗牛的唾液，火山的熔岩。她自己的木制作品“火山潜意识”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因为它很安静，或者由objets trouvés草草拼成，因为她不想花丈夫的前，所以就把它藏了起来，就像是雄鼠藏起坚果，因为艺术是男人的世界。

即便是在她最后声名卓著的三十年里，她依然坚信这一点。她不是女权主义者，但是也看够了杜尚们和布列塔尼们，波洛克家族和沃霍尔的权利游戏。她的一些作品是女人试图武装自己。她们依然是脆弱的。她不是。面对坚硬的石块——即便是用来完成1988年“航行”的美丽白色大理石曲线——她需要把它劈成碎片，然后重建成她想要的样子。她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来理解石材。材质越是抗拒，她就越是与其斗争。

她说，这完全是出于自尊。她通过捣毁过去来获得自信。如果完成一件作品导致了不安，正如通常那样，这才会让她高兴。她与其他人建立了连接并赢得了他们的敬重，也许是他们的爱。隔绝感也经常萦绕于她。它隐含在她的系列装置艺术卓品“细胞”之中，在该1990年代作品中，透过半开的门或肮脏的小窗户，可以看到一些小而荒凉的房间。其中一个里面有一个铁架床，里面藏着一个人。另一个展现的是在一个香水瓶的托盘旁边，两只石雕手痛苦地纠缠在一起。

她承认，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看作是自画像。弓身于一个铜箍里的是她，八字脚暴眼的兔子也是她，布满孔洞的躯干，像一片叶子，卷起她的脊柱。是的，她被像个布娃娃般温柔地抱在一个老妇人怀中，那人穿着猴子皮大衣，恶作剧的坏笑。

译者：Jessieshi

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几个美国人，他们不在乎种族差异，不为1/32还是1/64而絮叨，乐于与其他肤色的人共用盥洗室和饮水器，Lena Horne对于他们而言也不过是这世上最美貌的女子之一。她有着Audrey Hepburn式大大的棕色眼睛，Hedy Lamarr式高高的额头和一个可爱的小瑶鼻。但对于其他人而言，撇开她的美貌，Horne首先是个黑人。

当然，也有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她不是黢黑或者墨黑那种黑，而是黝黑，亮黑，巧克力牛奶或咖啡牛奶式的黑。在哈莱姆的Cotton Club，16岁的她开始了自己的舞蹈生涯。跟俱乐部里的其他人一样，她有着小麦色的肌肤和惊人的才能。1941年，24岁的她来到好莱坞米高梅公司，对方在合约里曾试图把她打造成拉丁女郎，为她的肌肤化上名为“Light Egyptian” 的妆容，让她看起来更像黑人，使她和身边那些黑人配角们更相称。

也许她的那些没有种族偏见的粉丝们早就准备好看她星光熠熠的表演，正如1981年在纽约出演“The Lady and her Music”时一样，她身披羽衣，优雅从容，仪态万方。但在种族隔离时期，对导演们来说她只能演个仆人或者丛林女孩。至多，她也只能在诸如“Cabin in the Sky”之类全是黑人演员的喜剧里领衔，演个恶毒的狐狸精，或者在百老汇音乐剧“Jamaica” 里当主角。她总是走在松树林里，或者站在棕榈树下。

得益于美貌和歌喉，她也得以间或在一些白人电影里演出，比如在“a butterfly pinned to a column”中，她唱了几首歌，电影在南方上映时能方便导演天衣无缝地剪掉的几首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Show Boat”剧中出演Julie一角。可是Julie是个黑白人混血儿，却必须和一个白人男子相爱。于是Ava Gardner出演了Julie, 起初她是跟着Horne的录音做口型假唱，甚至还化了Light Egyptian式妆容变黑。Lena和Ava是朋友，但这样的伤害却让她终身难忘。

更令她神伤的是，年轻的Lena未曾觉得自己是“黑人”。她的身体里同时流着欧洲白种人和美国土著人的血液。在黑人学校，伙伴们将她视为“黄种人”，有传言说她有个白人老爸。白人和黑人都将她视为异类。她的家族崇尚白人中产阶级。她的父亲，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钻石的领带夹，曾当着Louis B. Mayer的面说他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在好莱坞饰演女仆，因为她可以有自己的仆人。她老爸的话也没有什么用处，在Horne最低谷的时候她曾和出演“Gone with the Wind”中Mammy一角的Hattie McDaniel一起喝茶。他们在她偌大的起居室里一起吃小小的三明治和蛋糕，Hattie告诉她说她在银幕上唯一的前途就是出演女仆。不久之后，她投身到了演艺事业。

铮铮铁骨

虽然她决定做个歌手，但也并非星途坦荡。她曾在1940跟随Charlie Barnet的白人乐队巡回演出,晚上就睡在乐队的车上。酒店拒绝她入住，却放着她拿手的曲目——比如“Sleepy Time Down South”之类世人认为应该由黑人演唱的歌曲。她觉得自己为形势所逼，爵士非她所长。她擅长所有Billie Holiday 和Ethel Waters的歌，但她清晰的吐字，有力的表现和清脆的嗓音无不在彰显她和Judy Garland的相似处。Waters的“Stormy Weather”成了她的主题曲，但她演绎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在1943年的电影里，站在大雨滂沱的街头，她的样子，她的声音，都神似那个唱“over the rainbow”的女子。

她从未觉得自己代表某个种族，她仅仅是她自己，因而生平所受的种种屈辱——被公寓拒住，在街头被吐口水，被禁止与白人顾客来往，她都觉得尤为不堪忍受。与此相反，面对她打破的那些禁锢——首位与电影公司长期签约的黑人明星， Motion Picture杂志的首位黑人封面影星，海报第一个被允许贴上黑人士兵衣柜的明星，她都波澜不惊，因为在她看来，那些不过是强加给她的称谓。她不是一个标志，不是一种荣誉，不是第一个任何人。正如她晚年时慨叹的那样，“我就是我，我不像其他任何人。”

20世纪50年代，因为跟同情共产党人士Paul Robeson的交情，她被列入黑名单。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她的事业却在她最好的年华里遭受重创。60年代，她投身民权运动，既支持Malcolm X的主战论也支持Martin Luther King的非暴力主张。比弗利山的餐馆里，有个男人叫她“黑鬼”，她朝这人扔了一个烟灰缸，一盏灯外加几个玻璃杯，直到他流血才肯罢手。她把自己的白人老公，Lennie Hayton， 也当成了出气筒。她说“别指望太多，从来都不会有结果。”

Horne的制片人们曾经抱怨她唱歌时嘴巴张得太大，拐弯抹角说她是个黑人。的确，Horne有着宽厚而放肆的笑容，名副其实的表演杀手。但笑容之下是她的铮铮铁骨，笑容之下隐藏的是终其一生都汹涌澎湃的憎恨和后悔。

附：
第一次TE的翻译，果然很辛苦，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因为忙于工作也没有太多时间去揣摩，希望大家不吝赐教。红色标注的是个人觉得可能理解不对的地方。

译者：麦子vicky

源自《经济学人》印刷版，2010年5月27日

    评价韦恩•戈德利的一生就是说不清、道不明。他本质上是一位在音乐设施齐备的漂亮厅堂里，演奏最美妙音乐的唯美主义者呢？还是更真实些——他是诡辩家、经济学家、预言家之一（埃德蒙•伯克说过，这三种“家”愈加成功，则标志骑士时代一去不回）？他是一位充满个性的持异议者呢？还是只是一位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子弟，充当反权威角色的统治阶层一员？ 他是一位像公众称其为“芬泽的卡桑德拉”那样，有几分自怜的彻底悲观主义者呢？还是一位随和善交、情趣横生、用精致格调愉悦他人、且有冒险精神的朋友？ 他是一枝在观众面前发抖的“害羞紫罗兰”呢？ 还是一位根本不怕出名的好争论者？

     如果对上述每一个问题的回答至少有一部分是“是”，则也许只是意味着——戈德利是一位有几份天资、多种爱好的男人，是一位有智慧对种种爱好善加利用的男人。他第一爱好无疑是音乐，因为当他离开他攻读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的牛津大学后，他去了巴黎音乐学院，并成为一个专业的双簧管吹奏者。可是，由于他在公众场所表演充满紧张，致使他放弃了在英国BBC广播公司威尔士乐团首席双簧管演奏员的工作。他转向了经济学领域。

    反正经济学成了戈德利的职业。但他对音乐的热爱始终不离不弃，及至人生终点，艺术仍然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尤其贯穿于他与爱泼斯坦（1880-1959, 生于美国的英国雕刻家——译者注)爵士之女基蒂的婚姻生活中。此外，尽管戈德利英俊的外貌和高高的身材似乎是为埃尔•格雷考（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雕塑家——译者注）量身定做的模特儿，但格雷考无福消受。把戈德利作为圣迈克尔巨型青铜塑像模特儿的是爱泼斯坦，这尊塑像立于考文垂大教堂外面，其脚下是被征服的魔鬼。

在某种程度上，戈德利是追随凯恩斯的足迹

     戈德利先生对于如魔幻般错综复杂的经济学，应对起来似乎毫不费力。在商界和财政部干了一些年头后，他神往起61年前另一个完美主义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注1）曾经就读的剑桥国王学院来，他在向其老板老板阿瑟•戈德利男爵写（在其母亲的帮助下）了一封文员辞职信后，成为了该学院的一名讲师。那位男爵就是基尔布拉肯勋爵一世并最终成为韦恩•戈德利的祖父。

     戈德利因直言不讳地批评保守党的经济政策而变得愈加有名。在上世纪70年代，他发表观点（他意识到此观点不受欢迎）：国际贸易应该像他所指出的那样是通过进口管制实现的“某种意义上的管理”，他还缺乏说服力地补充这确实不是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他并不主张减少进口，只是减少进口倾向；应当“尽可能最少地选择”贸易保护措施。更值得称道的是，他正确地预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希思治下的保守党政府激发的繁荣，将以泪雨告终。对后来撒切尔夫人时期严重经济衰退的预计，也被证明是大体上正确的。

     上述令人沮丧的预测，连同他对货币主义的公开反感，使得戈德利在政府没有朋友，其剑桥预判小组的政府拨款也于1982年突然停止了。不过，戈德利不大可能成为被抛弃的人。尽管他没有像经济学家那样接受正规高等教育，但他却证明自己是一位宏观经济学缔造者，而且还是一位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他也是皇家歌剧院的懂事。1992年，戈德利在一片赞赏中回到财政部，参加被称作“六智囊”的独立预测员小组。

     单从表面上看，上述这一切算不上是混沌难驭的人生经历。戈德利说过，他有一个陷于粗暴未婚姑妈和“英国预科学校恐怖屋”之难的孤独童年。后来，在他30多岁期间，他过着“分裂状态”下“自我十足虚假”的生活，这种生活驱使他成为刁钻心理分析学家的掌中物。这种生活也相应地折磨着他的中年。

     虽然戈德利•韦恩的出生背景会让人误以为是特权阶层，但其实是模糊不清的。他的祖父基尔布拉肯一世虽曾是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门生，却是个保守派；而他的父亲基尔布拉肯二世休•戈德利也是一名保守党成员，疯狂爱上了另一位自由党首相的女儿维尔莉特•阿斯奎思。休•戈德利大约在韦恩出生后就与韦恩的母亲分居，是一个性欲低下者、反犹太者、嗜酒者。当韦恩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妈妈在他面前展示她的裸体，并会告诉他她从性爱中获得的强烈快感。可是，成长至17岁的戈德利•韦恩先生尚不知女性是有阴道的。

     在牛津大学，韦恩快乐无比，他的牛津大学导师是赛亚•伯林，他非常感激导师让他接受高等教育。不过，他著述称：“继母诺拉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父亲花光家财，在一家受尽护士冷眼的医院里孤独离世；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被送进埃普索姆一家高度安全的精神病院；我母亲严重中风，在偏瘫无助中度过生命的最后六年，并改变了观点。她告诉护士：‘他们是低等的贱人’，还抱怨我‘娶了犹太裔纽约人的女儿’”。

    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在宏观经济学界中，戈德利•韦恩的些许任性似乎是完全可以得到宽恕的。

注1．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一般稱作凱恩斯，英国经济学家，1902年，他成功考取剑桥国王学院（剑桥大学）的奖学金

译者：微言大义

中东的解密者——弗瑞德•韩礼德，4月26日逝世，享年64岁

May 6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当病中的弗瑞德•韩礼德慢慢地走上讲台作关于伊朗的演讲时，等待中挤作一团的500名听众都有些担心。这是2009年二月的一天，阿亚图拉•霍梅尼掌权30周年的纪念日。地点是在伦敦经济学院——过去的24年里，韩礼德先生在这里任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他的研究专注于中东问题。
 
在近九十分钟的演讲里，听众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讲到，激起伊朗革命的，是社会冲突，而不是宗教狂热；这样的冲突仍在持续，而政权不像要垮台。他的演讲充满了学识、幽默和激情。演讲结束时，观众们像对待钢琴大师般齐身站起，为他鼓掌。

作为中东的解说人，韩礼德先生才华横溢。他会讲阿拉伯语、波斯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他熟知他写到的国家的历史文化。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很多人。他在伦敦的学生，一旦回到开罗、巴格达或者德黑兰，都能在政界和商界位居高职。他的关系网使驻外记者们嫉妒，然而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募捐者们的一大幸事。

他的学识不仅来自于书本，也来自于酒吧和咖啡馆。通过云游四海，耳听八方，舌战群儒，他有了满腹的政治笑话，其对象包括叙利亚社会党人、伊斯兰教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等几乎所有人。对待陈词滥调的兜售者以及似乎言之可信的简化论者，他能表现出一种精彩绝伦的粗鲁态度。带着嘲讽的微笑歪一歪脑袋，他可能友好的戏弄他们或者来一句极具杀伤力的“您就歇歇吧”。学生们都很喜欢他。

在他看来，中东问题的研究困难重重，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地图主义”。透过作为好用的外交棋子而被标在地图上的“伊朗”、“伊拉克”或“沙特阿拉伯”，他看到的是未被充分了解的复杂、多变的社会。其次，他无法忍受（尤其是在美国）在扶手椅上努力地用数学模型和理论来阐述该地区（所有这些形而上的东西）注[1]。然后是他认为冷战使得包括中东人在内的所有人夸大了局外人的影响力。他坚持认为，中东的问题更多是在自己，而不是莫斯科、华盛顿或者殖民主义的过去。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可在韩礼德先生提出来那会儿，却是新鲜的事情。

在一个充满教条和立场的世界里，他很难进行驳斥。作为一个在意义上一丝不苟的人，他希望自己被称作世界主义者，而不是国际主义者。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的父亲是英国人，一个卫理公会和贵格会教徒。他在爱尔兰——靠近北部边境——长大。他受的是民族主义的天主教的信仰教育，并且曾被牧师这一行当所吸引。然而在牛津大学，他的兴趣转向了一个不同的普世理论——马克思主义。他没有参加什么青年联谊会，而是加入了《新左派评论》。

诠释本•拉登

他于1983年退出《新左派评论》。他参加过反对越战的游行，曾在古巴的一个学生夏令营避暑，曾与佐法尔的游击队员一起长途跋涉（这些游击队员当时正与阿曼地区受过英国人训练的苏丹士兵交锋）。在另一些时候，一位对外交事务感兴趣的足智多谋的左派分子或许会加入工党，成为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而韩礼德先生选择了一条更为崎岖的道路。注[1]:all this meta-stuff出自Halliday的一次访谈，节选如下：
Danny Postel: So you see the two books as companion volumes, in a sense?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他开始了一次曲折的旅程，离开了激进的左派。这并不是浪子回头般的回到新保守主义，从一个简单的主义换到另一个。他是在寻求一种教条主义更少的、结合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尊重人权和社会公平的政治。他希望这一社会民主主义的愿景能够存在于欧洲和美国之外他最了解的地区。他到是不至于愚蠢到相信那一定会存在。然而，当韩礼德和声称独裁和神权政治的留存即意味着该政治理念不可能存活的人待在一起时，他只能郁郁寡欢。就像先前对于上帝和马克思一样，他认为政治观点也具有普世价值。

他同样支持以外部干预的方式使被压迫的人民摆脱暴君的统治。对付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一个有苏维埃支持的政权更可取；他也谴责美国在阿富汗制造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温床。“本•拉登”，他说，“是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私生子”。他站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一方，然而他认为占领军的准备糟糕鲁莽。他的反对者指出他又回到了左派阵营，他则反驳道：“人道主义的未来不是位于费卢杰的偏僻街道里。”

韩礼德先生出版了二十多本书。由于范围广泛，他并不是一贯正确或者始终前后一致。他或许没有充分表达出政治信仰的力量，然而他对麻烦的迫近却很有远见，这从他七十年代在旅游地点的选择上就能看出：塞浦路斯、也门、伊朗和阿富汗。他预见到了中东的社会动荡，意识到了一旦冷战结束，他们可能会以新的形势爆发。外交官和政客们（包括托尼•布莱尔）都很乐意听到他的建议。

若想在韩礼德先生的观点中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你就错了。他的成就是成为了一座个人桥梁。他将西方人介绍给既不排外也不崇洋的中东人，但却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希望，珍视着同样的价值观。

Fred Halliday: Yes, the two go together. The new book [Who Are We?] fulfills the first one. I felt that that was the agenda from the beginning: it was a concern about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U.S. But he doesn’t do the work. I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re are a few pages about the Middle East, which are just third-rate Orientalism in the bad sense. He’s taken a few bits out of context from Bernard Lewis at his worst, and turned this into the axiom of the book. In his new book, he’s talking about Latinos in America.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455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in Spanish produced in the U.S. He doesn’t read one of them. He doesn’t read Spanish. He relies on a few stereotypes. He simply hasn’t done the work. It’s a form of American narcissism. The people are out there. You’ve got to go and study them. You’ve got to do the work.
A colleague of mine put it very well the other day. He’s a young British guy who studies China. He said, “What’s all this stuff about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t’s very simple. You go to the library. You read the books. You read the history. You learn the language. You go and live in those countri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you understand them.” That’s what we should be doing, and getting away from all this meta-stuff. It doesn’t get us anywhere.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Somers

中英双语版链接及译文讨论：http://www.ecocn.org/bbs/viewthread.php?tid=34760&extra=&page=1

Alan Sillitoe, writer, died on April 25th, aged 82
英国作家艾伦·西利托于2010年4月25日辞世，享年82岁

Apr 29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英国劳动者的文学形象以前便出现过：皮尔斯·普洛曼,一个夏日里从众多农夫中脱颖而出；约翰·克莱尔笔下的牧羊人会耐心观察卷心菜地和筑巢的飞鸟；D·H·劳伦斯描述的那些沉默寡言的矿工则会在炉火前洗掉他们身上的污垢。但是，这些生产线上的人物形象从未发出过多响亮的声音。直到艾伦·西利托于1958年写出小说《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主人公亚瑟·西顿的诞生才宣告终结这种局面。

二十一岁的亚瑟终日劳作于诺丁汉Raleigh自行车厂的倒棱和钻孔车床之间，每天可生产1400个零部件（“45先令可不大好挣”）。而在斯特雷利伍兹，他又过着与有夫之妇布伦达（“如此性感深情”）私通的浪荡生活。“时间真是过得飞快，”亚瑟叹道——

而且就是时间啊，我已经又做了200个零件，正要回家呢，来点什么脆饼，读下《每日镜报》，没准还能瞅瞅《周末邮报》上那帮穿比基尼泡澡的骚娘们儿。但是，布伦达，我的美人儿，我可是急着要去见她……现在倒好，这块倒角刀片还得磨快点。

很快，这个自以为是的浑蛋就被搬上荧幕，由艾伯特·芬尼担纲主演。亚瑟的出现带给英国社会一次强烈的震撼，小说还首次完整描述了那种借助辛辣的杜松子酒与滚烫的洗澡水而非法堕胎的过程。而在1959年创作的小说《一名长跑运动员的孤独》中，西利托借主人公史密斯之口也为那些轻微犯罪的草根阶层———教养院男孩发言：

我根本不去考虑任何事，因为当我忙个不停，当我在弄排水管，在偷面粉袋，在撬锁，在拉插销，在强迫我瘦骨嶙峋的双手配合细长的双腿一起挪开东西，在几乎感觉不到我的肺是在吸气还是在呼气的时候，我是从不会走神的……当我正寻思着这世上有没有什么能凿开窗户或打开房门之类的完美诀窍时，你教我如何去思考？

西利托为战后英国那些街头游民注入了血肉和灵魂。这些人在濒临死亡的产业中艰难求存，为分期付款才能享受的足球和电视而活，为礼拜六夜晚的短暂狂欢而活———作乐时，灌下数品脱的麦芽啤酒过后便能迅速导致一场殴斗，拳头会落在脸上，人就会躺在僵冷的路上。如同西利托往日那样，站在车床旁边的他们也曾梦想着“绝妙的事物”。

但是，他们不会屈服于任何权威，无论对方是评级员、工头、老板还是政府。他们梦想着———假如他们能出人头地……事实上这不大可能———用黄色炸药将这些烂人统统炸到天上，抑或将其戳在墙上晾起来。这并非共产主义者的阶级仇恨。苏联曾热情款待过西氏，可他回想的却是那无情的混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双双劫掠了人的自由。因而，西氏笔下的主人公反抗所有的体制权威，除了用“我们”PK“他们”来形容之外，这些“英雄”不属于任何阶级。他们的个性是骄傲的，犹如西顿身上很潮的服饰适合于意义重大的节日之夜，犹如史密斯所感到的亢奋激动那样———当他独自跑着穿越田野，违背教养院院长令其为他夺冠的意志时，他觉得自己“就像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在这世上的人”。“你若坚强，生活就美好”恰是西氏的一句座右铭。另一句则是“别让那些杂碎打垮你”。

规划人生

以穷人为写作对象的作家常会摆出一副中产者高人一等的样子。西氏却不同，他本人即是那种已被煤烟熏个乌黑的红砖排房所产的“一件产品”，他仍记得，就在这儿，被父亲反复殴打的母亲把头架在桶边好让血别流到毯子上；还是在这儿，他会钻进垃圾堆里找瓶子而讨要押金，或是从公园那头折些花儿来贩卖。十四岁时，西利托成长为一名车工兼户外蓝领，同时也与当地多名女孩保持恋情。

他的父亲是个文盲，无法理解这世界“令人困惑的丛林”意义，因而迷信暴力。年青的艾伦起先在长得跟他一样高的荨麻地里“精心”规划着人生，后来便慢慢用词语搭建起绚烂的奇异世界。有人奖赏他一本《圣经》，那本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书桌。少的可怜的便士被他用来买书和地图。返家时，他便将这些东西藏在外套里。到二十几岁，因身患肺结核，他卧床阅读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柏拉图，并由此激发了写作的欲望。似乎创作和考察让他在压迫者面前保持冷静、狡黠。倘若不去做这些，西氏便觉得自己的头要在全然的痛苦中爆掉了。

此后，西利托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写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涉及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自传。他的诗未免虚弱乏力。而继前期两部开创性作品之后的短篇也乏善可陈，因为未能推陈出新，题材往往是讲述普罗大众与体制作斗争的老套故事。西氏曾在西班牙马略卡岛的一株油橄榄树下开始构思《周六晚上和周日早上》， 亦在地中海地区生活了多年，即便如此，他依然需要诺丁汉，需要Raleigh车厂里面洪亮的金属撞击声。偶尔，他会回来转转，但要定居则很难。对于笔下喝得烂醉的无产阶级主人公，西氏多年来所抱有的同情与他对待那些流离失所、时常遭受袭扰的犹太人时的感情其实并无二致。

相较英国战后那些“愤怒青年”作家———比如金斯利·埃米斯、约翰·奥斯本和其他人而言，西利托显得卓尔不群。这份独特，和那一成不变的烟斗无关，和那一口诺丁汉腔的乡音无关，也和他那友善却令人尴尬的眼神无关。不妨说，西氏的特色乃在于两点：一是他拒绝被外界贴上“愤怒派”或其他流派的标签；二是对于圈内对其作品的褒扬，他漠不关心。他的书可以自己去闯。他有他的价值，也有他自己的骄傲。就像书中人亚瑟·西顿说的那样：“如果有人想告诉他是怎样一个作家的话，那麽他会说，他啥都不是。”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 http://www.economist.com ))仅同意ECO （www.ecocn.org）翻译其杂志内容，并未对上述翻译内容进行任何审阅查对。 

译者：alex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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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4月10日坠机身亡，享年60岁

Apr 15th 2010 | From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莱赫•卡钦斯基私下里充满魅力，大庭广众却举止笨拙，严谨正直，有点儿高不可攀，他出身的政治环境的种种优缺点，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这种性格成型的日子，要追溯到波兰萧瑟黯淡、长达数十年的共产主义时代，先是在华沙，继而在格但斯克省。卡钦斯基与孪生兄弟雅罗斯瓦夫，无比崇拜他们的父亲，一位波兰本土军老兵。他的父亲曾与德国占领者进行地下斗争，结果却遭苏联“解放者”残害致死。以往在每晚临睡时，两个男孩常常哼唱波兰国歌：“波兰还未失败，我们依然活着。”

12岁时，这对孪生兄弟主演了一部广受欢迎的波兰奇幻电影《偷月二人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两人勤奋刻苦，与他们扮演的小痞子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两人后来都成为了法学家，莱赫专攻劳动法。后来证明，这在团结工联时期大有用处，当时他建议反对派工会领导人与共产主义老板阶层协商谈判。1981年12月戒严法实施后，莱赫被拘禁了10个月。

1989年，他协助谈判共产主义政权移交事宜，并在随后的选举胜利中分得了一杯羹。不久之后，他出任安全部长，面对共产主义幽灵之前在公众生活中留下的持续影响，渐渐产生厌恶，经久不退。在同故友、团结工会领导人出身的总统莱赫•瓦文萨闹翻后，卡钦斯基辞职，他后来指责瓦文萨与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合作。出任司法部长时，他严厉打击犯罪，随后成为华沙市长。他为该市留下了一座博物馆，以缅怀1944年的起义，当时的占领者德国军队残酷镇压了这次起义，而苏联军队却隔岸观火，袖手旁观。他的双亲都参与了此次战斗。

不过很少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适合的国家领袖。在孪生兄弟中他也毫不起眼：两人外表几乎一模一样（莱赫脸颊上有个痣；而雅罗斯瓦夫没有），这掩盖了他们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莱赫年纪稍轻，较害羞，而雅罗斯瓦夫则更有头脑，更独断专行，是两人2001年组建的法律与公正党（波兰语首字母缩写为PiS）的幕后操作者。

2005年大选莱赫•卡钦斯基出乎意料获胜，当选总统，局促不安的秉性随之显现。他在公众场合表现紧张。一些令人惊骇的故事，在驻华沙的外国大使间交口相传，内容涉及一些外交礼仪混乱，发生在他乱成一团糟的总统官邸。他的公共关系很糟糕，总是被少数暗暗针对他的媒体消遣。但报道内容与形式总是脱节。

他对经济的理解让人摸不着头脑，对外交事务的见解却仍显弱智。在当选总统前，莱赫就像他哥哥一样，显示出对外交事务缺乏兴趣。他一门外语也不会说，出访地屈指可数。他的世界观也顽固不化：美国，好人，俄罗斯与德国，坏人。那些同样深受共产帝国主义其害的国家，比如立陶宛、乌克兰与格鲁吉亚，都亟需帮助来对付俄罗斯的前克格勃体系。波兰应始终如一地支持以色列。欧盟权力过大，还俗不可耐。余下的大多数国家根本无关紧要。

这些观点在许多波兰人中颇为流行。不过卡钦斯基先生却顽固坚守，不知变通，有时还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欧盟峰会上，他表现得狂妄自大，破坏性十足。亲波兰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一再试图与波兰建立牢固关系，却被粗暴回绝。他要德国考虑到波兰战时的人口损失，给予波兰投票权。2006年，为抗议一篇德国报纸文章侮辱他，他取消出席法国——德国——波兰三边峰会。令人茫然不解的是，他竟要求德国政府为此道歉。

上述种种失态与缺乏经验，让卡钦斯基先生轻易成为讽刺的对象。他所持的社会保守观点也成为众矢之的。担任华沙市长时，他禁止同性恋游行。在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他的观点是主流，不过此举却令欧洲世俗舆论哗然。国内外抱有敌意的记者都以嘲弄奚落他为乐事。

不过批评他的人常常注意不到他的美德，也夸大了他的缺点。他是个爱国者，却非民族主义分子。他也不顽固：他的女儿离婚后，又嫁给了波兰左翼政党“民主左翼联盟”某位活跃分子，该党根源于前共产党。卡钦斯基先生待他的新女婿和善有加，无可挑剔。

他也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右翼。其观点甚至还源于波兰战前的社会主义政党。他对大财团相当怀疑（由于他关注劳工权利，更是如此）。自由市场论者还发现他对扩大自由化与减少官僚主义的要求无动于衷，令人沮丧。

诚实过度

他高度关注腐败问题，而这也是法律与公正党众多元老关注的重点。这对孪生兄弟严于律己（他哥哥雅罗斯瓦夫甚至没有一个银行账户），此外，他们与那些八面玲珑的密友几乎没有两样，这些人组成了波兰政治圈的大部分派别。卡钦斯基的真正失败在于反应过头：他们发起的反腐败运动经常践踏他们企图维护的法律规则。

在原定于10月举行的连任竞选中，卡钦斯基先生支持率严重落后。波兰人喜欢诚实。不过，他们也亲睐能力、效率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