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似乎都在围着短期效益团团转。评价基金经理的业绩通常以三个月为一个区间；电视新闻重点强调的是股市的每日波动；许多对冲基金算计起来更是以毫秒为单位。

但有些评论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历史发展受“长波理论”支配①，经济和市场每隔一定间隔会出现转向。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曾成功预测1929年股市崩盘，他说，市场运行遵循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提醒你一下，他还写过一篇专题论文，题目是“地心引力——我们的头号敌人”。

新技术或新发现、人口、气候变化等一些因素会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这貌似很有道理，但这些力量注定每次只能持续固定的年限然后循环往复——这个观点就让人难以接受了。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决定论”，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个体都只是一部宏伟大片中的临时演员，历史按照已有的剧本不断上演，而你却注定只能做个局外人。

近期全球粮食价格反弹又催热了关于“农产品超级周期”的讨论，在这一周期内，原材料价格接下来将长期走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低价时期导致投资匮乏甚至放弃边缘场所，最后引起粮食短缺、价格上涨，而价格过高最终必然刺激生产扩大并寻求新的货源供应。当然，这个周期从长度上来说肯定是变化的——你大概会以为农业市场的调节比矿业更快一些。

1850年以前，世界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因此农产品周期能牵动整体经济活动也顺理成章，但是如今，经济基础转制造业的事实却没能终止这种兴衰起伏的模式。

许多学者认为，工业经济也有一定的周期，其动力来自股票、资本投资或技术变革，这一周期普遍存在，持续时间从3年到60年不等。如农产品一样，其驱动力似乎不过是将粮食市场从“饱胀”到“饥饿”的转变换成了公司由投资过热到生产过剩的循环，如此一来，企业利润和产品价格双双压低，直至引发经济危机。

经济学家Arun Motianey在他的《超级周期》一书中称，价格波动会缓慢馈入全球经济，就像巨蟒吸收晚餐的过程。较低的农产品价格让半成品生产商大赚一笔，进而导致投资过热、半成品价格下跌。以此类推，成品制造商的腰包又鼓了起来，结果出现与之前类似的效果。

Motianey先生认为，新货币制度的实行是引发这个周期出现的原因，比如1870年代的金本位制，另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从19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抑制通货膨胀率政策。

1982-2000年的大牛市是二十世纪几大股市超级周期之一，沃克尔时代也经历了这一牛市的开端。人口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婴儿潮”（生育高峰）造成劳动力和养老基金激增。1950年代末，出现“股票投资热”，那时养老基金经理们意识到两个问题，首先，从长远来看，股票比政府债券表现要好；其次，养老基金的长期性意味着它们可以安然渡过股市的短期波动。

花旗银行股票战略家罗伯特•巴克兰德(Robert Buckland)指出，这一过程是必然的。投资者买进股票，估值上涨（进而股价被抬高），这诱使他们往股市投入更多资金。1952到2006年间，美国养老基金中股票投资比重从17%上涨到69%。

现在，形势颠倒过来了。从2000年起，股票表现远落后于政府债券。而且，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群面临退休，他们从养老基金的贡献者变成了受益者，因此，养老基金正在寻求风险较低、收益稳定的投资方式，二者共同作用，必然青睐债券投资。另外，会计法规将养老基金波动性引入企业资产负债表，也助长了以上倾向。现在甚至有“债券投资热”的说法。

Longview Economics杂志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沃特林(Chris Watling)指出，令人忧虑的是，几个“长周期”似乎都朝着对西方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农产品价格上涨，人口老龄化，企业、个人疯狂负债的后果。当然，这些坏消息对金融市场来说，到下个月、甚至明年其影响也未必充分显现，但它们的确预示着：前方还有艰难的十年在等着我们。

译者：gloria_qu

Sep 9th 2010

“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亨利•基辛格这一说法有轻描淡写之过。其实，权力简单说来就是最好的“生活改善剂”。有权之人不仅交友更广，身体也更健康。无数研究表明，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患心脏病的几率比得肥胖症以及高血压等物理性危害疾病的几率要大很多。

近年来，权力带来的好处明显增多。CEO和各种”C”开头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薪水突飞猛进，而国家的中位数工资（译注：中位数工资不是平均工资）却不是停滞不前（如美国）就是增长缓慢（如欧洲）。政治家们懂得如何让将自己手中的权力变成大把的钞票：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八年里吸金一亿九百万美元，托尼•布莱尔辞退首相一职三年来也摇身变富翁。

但是这根滑杆正越来越难爬，而且一旦你爬上去了，也越来越难抱得紧。许多公司采用了更多复杂的组织形式——包括精简部门，用团队形式取代上下级关系，还有将各个职能部门分散至世界各地等。主管人员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上个世纪90年代，一位CEO连续干十年、十五年并不稀奇，而在过去十年间，世界范围内离任的CEO平均在任时间从8.1年降到了6.3年。1990年代，CEO身兼董事局主席几乎是定律（这样他们可以直接对自己负责），而到了2009年，只有不到12%即将就任的CEO同时担当主席一职。

那么，你如何获得权力？一旦得手又该如何牢牢把握住呢？令人失望的是，管理学大师们很少触及这一问题，鉴于它对众管理人员的至关重要性，这一点也实在出人意料，而学者、顾问们更乐于关注投资的收益率这种话题。双方都热衷于将做生意作为一种理性的、能总结出规则的事业来介绍，如此一来，对“权力”的分析研究就留给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这样的退休企业家（他们竭力证明自己是商业天才而不是马基雅维利）和一些老江湖的骗子推销商们（他们告诉你只要释放内在的潜能，CEO的位置就是你的）。

不过，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杰弗瑞•菲佛(Jeffrey Pfeffer)是个例外。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教的一门课很受欢迎，叫“通向权力之路”。如今，他将自己的许多发现精简归纳，写成一本半学术半指南型的书：“权力——为何有人拥有他人无”。

菲佛先生先开篇说道，“世界是公平的”这种观念完全是胡说八道——赢得权力的最佳方法就是要善于工作，能力和回报之间没什么必然的关系。“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CEO鲍勃•纳德利(Bob Nardelli)在任期间公司损失惨重，但他却得到近2.5亿美元的离职金并很快执掌克莱斯勒，后来克莱斯勒宣布破产。菲佛先生指出，经营公司连续三年以上业绩不佳并导致公司破产的CEO只有一半的可能会丢掉饭碗（而经营非常成功的高级经理通常在新的CEO接任时被扫地出门）。比工作能力更重要的事情有很多，比如驱动项目的能力还有自信心等等。

想增加你成为领导的机会，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选对部门。最强大的部门已经培养出当今世界的大人物（比如德国的研发、美国的金融），付的薪水也最多。但诀窍在于找到一个处于上升期的部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与他同时代的奇才们之所以能在战后美国叱咤风云，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权力的核心转向了金融领域；Zia Yusuf的到来使德国软件公司SAP的世界排名直线上升，是因为他提供了这个以工程开发为主导的公司所缺乏的东西：企业战略的专门知识。具有收费电视专业背景的人才在新闻集团和时代华纳这样的媒体公司大展身手——也难怪如此，毕竟有线电视和卫星转播电视对它们十分重要。

对高管的建议

一旦你选对了部门，接下来有三件事最要紧。第一件，是“向上管理”的能力，一层意思是说你要将自己放在一个“有求于人”的位置上：巴拉克•奥巴马初到参议院时请求大约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帮他的忙；另一层意思是你还要掌握阿谀奉承的艺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詹妮弗•查特曼教授(Jennifer Chatman)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试图找到一次“恭维话”不起作用的情况，结果发现一次都没有。第二件，是建立人际关系网的能力。爬到领导的位置最快的方式就是要建起一个联盟组织，或者在公司分散的部门间建立联系网，并让你自己成为一个节点。第三件，也是更令人敬佩的一个品质，那就是忠诚：据咨询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估计，五个CEO里有四个是公司内部提拔的，他们比外来（从外公司来的）的CEO在此职位上能够多待两年。

那么，如果这些忠诚和人脉网奏效了会怎样？一旦你赢得了权力又该如何把握住呢？从冒险到吃饼干（有权力的人更容易张着嘴吃东西，把碎屑喷到脸上），经过艰辛的理论研究，那句关于权力腐败的古谚得到证明，握紧权力的关键是要懂得它的腐蚀效果。掌权之人需要培养一种“偏执狂”和“自我贬低”相结合的心态：幻想别人多么希望你出局，告诉自己不是没你不行。另外还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全身而退，不懂得适时离开一个组织的人通常输得很惨，最后颜面尽失，而在别人赶你走之前自己跳槽的人往往很有可能跳上另一个权力的宝座。

译者：gloria_qu

过去的150年来，上市公司横扫千军万马，独领风骚。于是，华尔街人士纷纷放弃了安逸的合作制转将公司上市。共产主义人士也抛弃了五年计划，选择了股票上市。同样的，硅谷企业家们面对着不仅能让新兴企业转公而且还能让创立者暴富的首次发行募股之神，也已俯首称臣。

但是，上市公司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吗？上市公司的崛起，是以19世纪中叶流行的两种老牌组织形式–私营合伙公司及特许公司的没落为代价的。私营合伙公司灵活性十足，却缺乏有限责任的重要元素。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特许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但是受政府掌控。自由改革家们结合了这两种形式的精华创立了新的公司形式：在此，经理人不再受政府约束，投资人也有了有限责任的保护。他们的这项发明征服了全世界。

而今，私营合伙公司和国有控股企业开始复苏。全球市值最大的三家银行中有两家是中国国家主导银行。全球最大的通讯公司–中国移动，就是国有企业。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这样的国有能源企业如今占领了全球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三以上。许多类似的国有大型企业都有老式注册公司的影子。他们拥有私营企业的特质，例如，董事会和股票上市。但他们是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中国政府认为矿产是国家安全命脉。因此，这就像是旧时的东印度公司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纷纷踏遍全世界寻找原材料，建造公路和铁路把原材料运送出去。

私营合伙企业的复苏也在稳步进行中。以上世纪70年代怀俄明州的一项法律为伊始的美国的一系列法律变革在96年美国国税局的一项裁决中到达顶峰。这些变革给私营合伙企业带来了便利。合伙企业如今不但不用负担无限责任，还能发行流通股。由于合伙企业不再因合伙人的离开而倒闭，他们较以前更能打持久战。不仅如此，他们也幸免于压迫企业部门的双重税收：该税收要求企业缴纳企业税，同时持股人还需缴纳分红税。

这样变革的结果就是在全美的中小型企业中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 伊利诺州大学的法学教授Larry Ribstein表示，美国有三分之一有能力纳税申报的企业如今都改组成了合伙企业或是所谓的“非公司”。同样的，有许多大型企业也开始因为昂贵的业绩汇报和耐心有限的投资商而抽身股市。公开交易的合伙企业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融会贯通了公司与非公司的特点。许多像联合博资（一家健身美容集团）这样的大企业都放弃了公共股市转而投入私募股本的怀抱。

作为时下最流行的投资工具，融资收购公司，对冲基金以及风险投资基金是“非公”改革的领头羊。除了一些像黑石集团一样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以合伙的形式组成。公司蓄意收购者通常通过合伙的形式创立基金，以此谋利。他们的目标通常重新调整为合伙企业。这就促使经理人能像企业所有人一样工作，而不仅仅是被雇佣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公司盈利亏损皆有可能，此外，他们还有几年时间来调整企业，而不用每个季度都要向股市递交业绩。对冲基金通过收购企业和出售不良资产来盈利。风险投资家通过向新生企业租赁自己的声望和专业知识来获取长期利益。对冲基金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还各有其独特的盈利方式。那就是，让基金经理人像合伙人一样工作。用时下的流行语说，就是切身利益与公司息息相关。

在这样的局势下，上市公司将何去何从呢? 国有控股企业众多的弊端必然造成长期的威胁。政客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让董事会录用其无能的亲信，做起国家富强的白日梦或是收拾庞大的失业人群。最大的几家国有企业之所以大，是因为国家进行了行业垄断。例如，垄断沙特石油的人，自然是财源广进，挡都挡不住。

未上市的私营企业对现有的经济秩序是一个挑战。毫无疑问，未上市的私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企业形式，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生态系统得益于生态多样化，以此类推，企业形式的多样化也能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大型企业只有在退出公共市场后才能得到周期性的有效调整。尽管如此，私营企业也有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弊端。他们没有像公众企业那样充满活力的企业管理体系，也不做财务报表。他们过分依赖借贷。许多在信贷热潮时期借贷过度的企业如今只能对这高筑的债台摇头叹息。（许多企业在信贷繁荣期间，沉溺其中。现在宿醉过后，头痛欲裂。）

上市的有限福祉

实际上，公众和私营两种企业形式是互相依存的。一家私营企业复苏之后，只有通过上市，才能带来盈利。如果没有诱人的首次发行募股，风险投资家就不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去培养新兴企业。公众企业在过去的几年里可能信心受挫，市场占有率下降。但是，在信任度极高的19世纪中叶建立起的这种公司形式仍然有其健康的生命力。

译者：cindywu413

Aug 22nd 2010, 17:59 by T.W. | MEXICO CITY

为表示支持墨西哥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向美国吸食者走私大麻、可卡因等其他毒品的贩毒集团，因此美国政府向这位南部邻居提供了装备和人员培训。在2008年签署生效的《梅里达倡议》框架下，美国国会到目前为止提供了大约13亿美元援助墨西哥禁毒行动（虽然到三月为止，实际花费只占资金的9%）

依照《梅里达倡议》的条例规定， 15%的资金将被（美国）有权扣留，除非墨西哥政府满足四项基本人权条件，包括推进司法部门职能转变；与民间组织对话；调查被指控实施暴行的警察和军队；禁止实施酷刑。每年，美国国会将以本国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为基础来确定墨西哥政府是否满足要求。

报告时间将至。国务院有望大约在下周之内公布调查结果，并且墨西哥预计前景十分艰难。7月底的一份初步报告有迹象表明，国务院的调查报告中充斥着批评指责，这将很难使四项人权条件达成一致。

最具有破坏力的指责主要针对关于军队被指控暴行的调查。第三项要求规定墨西哥必须确保“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审查和起诉……联邦警察局和军事部队中那些被可靠情报指控侵犯人权的人”（我们的重点）。但是7月的报告还反映了其他方面内容：虽然“关于军队起诉的资料很难获得”，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军队起诉和投诉文件的有限信息表明真正的起诉相当稀少。”

更多表明：虽然“法律学者一致认为（检察机关）有权受理和审查针对平民的侵犯行为，不论此行为是否是军官所犯，”但事实上“军队有组织的要求拥有这些案件的审判权……并且民事法院乐意将这些案件移交他们处理。”也就是说，军队仍然在审查这些针对自己的投诉。

无论调查结果是什么，国会不大可能控制资金。自由党和保守党同样想要阻止国内流通毒品，并且收回梅里达市的援助资金是毫无帮助的，此外，这部分资金目前正用于强化墨西哥司法系统。去年国务院的调查结果中也有指责，但是援助资金还是流向了墨西哥。

随着人权投诉案件大量增加，这种不经审查就批准资金的行为越发尴尬。依照修正案，今年国务院的调查报告肯定不能只是提供有关墨西哥情况进展的证据，而是得出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墨西哥是否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压力团体人权观察站的尼克•斯坦伯格认为“根据国务院单方的调查结果，他们是不可能推断出墨西哥满足条件的结论，而且资金应该会扣留”。然而，建议取消援助行动有点难以想象。期望几天之后公布的调查报告是外交“制图术”的伟大壮举。

PS:The elephant in the room，英国谚语，意思是房间里明明有一只大象，但是房间里的人假装看不见有这个大家伙的存在，不去靠近它，谈论它，走路也绕着走。引申意思为比如一个事件比较敏感，大家都不愿不敢不想去讨论它的时候，那么明明它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但是人们却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般，不但不去谈论它，而且不去谈论是否该谈论它。

译者：samantha1209

在一场堪称近几十年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经历了众多诅咒般的磨难的巴基斯坦就像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一样表现的措手不及。从深陷贫困，被军人和民选政府不当统治，到成为叛乱、伊斯兰主义恐怖组织和宗派纷争的牺牲品，如今的巴基斯坦正遭受着一场肆虐了全国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土地并影响2000万人生活的洪水的打击。最悲观的专家认为巴基斯坦再无力承受如此的灾难了：他们预计到将有激增的社会不安，更进一步的是政府的职能将被军队或者塔利班取代。

他们预计，最终，这个有着1亿8千万人口和核武器，并为基地组织和其全球总部提供活动土壤的国家将会完全崩溃。人们把这次跟1970年当时的东巴的那场灾难性的飓风作类似比较，当时政府的笨拙反应正是除了战争以外导致第二年孟加拉独立的一个因素。

当赈灾官员们谈论这场灾难的规模的时候，他们的借口中有一点近乎绝望的想吸引关注的味道。就其影响来说，如果不是直接死亡人数，这次洪水相比2005年的惨烈的克斯米尔地震规模较小，这一点上官员们是正确的。洪水影响的人数超过2004年的海啸，这点上他们甚至也可能是对的。而这相对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说不算什么，最困难的将要到来—饥饿，疾病，灾民们争先恐后地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产生的劫掠和暴力事件。超过70万房屋被毁。联合国认为有800万人需要立即的食品援助。对于他们来说，“崩溃”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军队一直视自己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堡垒。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像在任何危机时一样，一些军方和官僚机构里的人就开始指责民主制。有个“国家政权”的说法—一般是政变的委婉说法。肯定的是巴基斯坦总统阿瑟夫•阿里•扎尔达里在激发信心方面做得很不足。此时去他在法国的庄园闲逛是政治乡巴佬的行为。（而且他的听觉已不太灵敏：在8月14号国家独立日的致辞中他无意间说的双关语就是他畏缩不前的见证。他说这一天是一个“分水岭”（流域标志），虽然人们的激情已被洪水“打湿”。）

政府先前的安抚救灾工作是无能的。救灾营地的状况差的令人震惊— 太过拥挤脏乱，而且极度缺乏食品和饮用水。如在南部信德省的苏库尔市，不时有因缺乏援助引发的抗议冲击着受灾区域。由总理设立的应急救灾基金在前两周仅仅募集了1亿1700万卢比（1400万美金），部分是由于人们怀疑政府可能私吞或者浪费资金。而这一切不应仅仅归咎于当选的政客们。他们所依赖的官僚机器如今已太过的体制化和腐化，而在最需要的时候却几乎无力向人民提供基本的服务。

然而，军队却称不上一个中立的仲裁者。有些人表示其在有些针对总统扎尔达里的愤怒活动起到了协助指挥的作用。将军们因总统直接去了英国访问而动怒，而此次访问刚刚在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在印度时指责巴基斯坦的反恐资格的言论之后。除了严厉斥责政府的软弱行为，媒体还强化了军队才是救灾工作中唯一有能力的一员的形象。但仅仅就在2008年，最后一届不走运的军政府让位于民选政府。将军们仍然明白从侧翼下鼓动的好处，而这是在踏入聚光灯之下所没有的。

如果军队是从灾难中受益的一方，那另一方就是伊斯兰激进分子了。救援行动将会使军队从在瓦济里斯坦的针对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战役中分散精力。而且，就像在克斯米尔地震后的那样，伊斯兰主义的慈善团体在政府所力不能及的地域发挥了关键援助作用，这使他们有机会来使人们改变政治观点，强化信仰，并宣称洪水确是因神的愤怒，而只有他们能够发现彩虹。

阿哈默德•拉希德，一个巴基斯坦作家兼塔利班问题有影响力的专家，在西方的中心敲响了警钟。他宣称，如果没有大量的援助，“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被切断联系的地区将会被巴基斯坦塔利班和极端主义分支团体所接管，而政府的统治将会崩溃。”拉希德先生强调了一条很多巴基斯坦人认为是在一系列艰难问题之上增加的新诅咒：他们所看到的是外界对于他们身处逆境时表现出的小气。他们把这归咎于巴基斯坦在西方所受的不公平印象：这是个充满了策划死亡和破坏的原教主义者的国家。相反，他们正确的指出，这是一个谦和而有忍耐性的国家，虽然有少部分的危险的极端分子。然而，如果西方担心伊斯兰主义者会阻碍到救援行动，这种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

蒙混过关

即使有关于巴基斯坦的幸存的乐观的案例也看起来让人消沉。她一直是“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身处末日的边缘。然而她比看上去的更有恢复能力。“这是巴基斯坦的第五次最后机会，”一个政府部长玩笑道。或者按巴驻美大使侯赛因•哈甘尼的话说：“我们将会再一次混过去的。”即使他是对的，正如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样，这也不仅仅只是蹒跚着熬过在季风季结束前的几个礼拜的事情。洪水冲走了该国农业中心产区南班加布的食物和经济作物。成千上万的牲畜丢失，灌溉河道，道路，桥梁和电力网被摧毁。经济上的艰难将有助于恐怖组织招募新成员。即使能幸免于政治或社会动荡，巴基斯坦也会在另一代人的时间里提防他的邻居们和外部世界。

译者：fangxuan0

两周前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重返喀布尔(阿富汗的首都)表态说他们不能同意对阿富汗冲突的解决办法。但是阿富汗人民对冲突的原因意见十分一致。据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乐施会）在十一月份发表的一份对704个阿富汗人的调查结果中显示，当被问到什么是导致他们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时，70%的人认为是贫穷和失业——这个数字高于把原因归于塔利班和国际部队的介入的人数(分别为36%和18%)

有趣的是阿富汗最贫穷的省份并不一定暴力冲突最严重——至少从外国人的伤亡人数角度是这样。同样，最和平的地区也不总是最欣欣向荣的。十月份公布的一项全国调查中把联盟人员伤亡分布图和阿富汗贫穷地区分布图做了比较。

流血冲突最严重的省份当然是赫尔德曼，根据iCasualties.org网的数据，516名联盟成员在这里丧生。但是同阿富汗全国36%的贫困人口相比，这里只有不到20%的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巴尔克58%的人口处于贫困当中，但是联盟人员在这里鲜有伤亡：9年来只有11个。库尔纳既贫困又充满危险；巴格兰两者都不是。

那么贫穷和失业可能并不是阿富汗冲突的根源。赫尔德曼有种植罂粟的农场，赚得盆满钵满，但这里也是是非之地，凶杀率很高。阿富汗一些最穷的省份处在高山之上，残酷的战争在这里没有自然基础。所以，联盟的人员伤亡数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衡量阿富汗人民所遭受的冲突的指标。毕竟联盟放弃了阿富汗的大部分地区，把它们拱手让给了塔利班和与阿富汗总统联系的军阀。在这些地区，普通阿富汗人可能会遭受骚扰、恐吓和横征暴敛。但是联盟士兵却没有人身危险。

（顺便说一下，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大约1255阿富汗尼，包括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刚开始调查时的市场交换率来计算，这些钱相当于25美元多一点。这些钱足够购买一天热量为2100卡路里的食物，剩下的三分之一可以买其他的东西。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这条本来钱就很少的贫困线的120%以下。）

译者：踏雪寻友

2010年7月22日
 

当历史写到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这一页时，如果欧洲的领袖们说说他们眼中的罪魁祸首的话，那将不会是伪装破产的希腊或者迟疑不定的德国，而是金融市场。根据希腊首相帕潘德里欧的说法，投资者们称希腊为“心理恐慌”。欧盟理事会负责统一市场的委员迈克尔 巴尼尔称他们“将自己的收益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危机被归咎于狼群市场（瑞典财政大臣安德斯 伯格），自私的对冲基金，趾高气扬的信用评级机构，新兴保守资本主义（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采取双重标准的盎格鲁-萨克森媒体（还是萨帕特罗）和其他不道德的力量。

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妖魔化市场，刚脱离计划经济的东欧对其敌意较小。同样还有小经济体下统一劳工关系的的德国。其他地方，市场厌恶情绪更深，已不仅仅是取消奢侈的股票期权和奖金（这是在市场友好的英国和美国的做法）。包括29%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还有43%的法国人在去年十月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中表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有重大缺陷”。仅仅13%的美国人这么认为。

现在最痛恨的自由企业，和与之相关罪恶-财富和利润的是法国人。尼古拉斯 萨科奇宣布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终结了。在欧洲几乎只有法国每年对巨额资产征收“财富税”。在文学和和哲学领域，从莫里哀到巴尔扎克到萨特，法国人一直在披露金钱的腐蚀作用，和讽刺贪财的暴发户。今天的资本家总是叼着雪茄，成为了讽刺，鄙视甚至工人劫持的对象。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新反资本主义党已经被脱口秀节目视为严肃的嘉宾，而不是之前愤世嫉俗的怪人。

为什么法国如此特立独行？可能是天主教的罪恶，或者徘徊不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告诉学生们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也可能是起义和革命的传统，或者对于平等的信仰。不论什么原因，对于财富的怀疑使萨科奇陷入了他所在政党与法国女首富，欧莱雅的老板利利雅娜·贝当古之间的政治献金丑闻。这个问题可能同样影响法国社会主义党最炙手可热的领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 斯特朗思 卡恩的2012年法国总统竞选计划，他的巨额支出和跟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损害了他的形象。“在其他地方，财富成功普遍受到称赞，人们称颂甚至羡慕亿万富翁，企业家受到拥戴，白手起家的人广受欢迎，”法国政治评论员阿莱 杜哈梅尔写到，“在法国一切都变了，财富代表着罪恶，金钱是魔鬼”

也许，现在是让法国还有欧洲其他对市场不满的国家待到一个黑暗角落里。事实是他们身处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的政治家们抱怨利润和财富的同时，他们的企业正在努力开拓新兴市场，攫取巨额利润。西班牙的Inditex在76个国家的Zara门店里销售服装，比利时的百威英博是世界领先的啤酒酿造商。法国拥有的财富500公司比德国还多。一家名为Sodexo的法国公司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供应商。

这些公司趾高气扬毫无歉意的迈进中国，印度和巴西，夸耀他们“以销售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来获取“世界级的效率”。这些公司也制造了被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希腊和其他一些欧洲人鄙视的富人（但他们却乐于看到这样的产业转移）。被法国总统萨科奇批评的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国际，虽然总部在纽约，但是却被法国的Fimalac公司控股。

闪烁其词之后

到底这些有什么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的逐利和政治上的鄙视利润可以归结到一块。法国人认为在市郊超市的购物车里堆满的美国品牌洗洁精，中国制造的便宜塑料游泳池没有任何不妥。他们喜欢全球竞争带给他们的廉价商品，而不是超市赚取的利润。萨科奇宣布他将不会允许法国汽车制造商到低成本的中东欧国家制造汽车再返销法国。但是在欧洲统一市场下，雷诺一直在这么做。

所有这些都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一直为欧盟一体化积极筹划。不论那些关于欧元区经济政府，和谐税，环境边界税的议题还是巴尼尔所谓的“更人性化的欧洲”都将使整个欧盟不成比例的倾向左翼。欧盟高层担心一旦法国领导人迎合了法国人对“不公平竞争”的恐惧，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统一市场的原则。或者当他们呼吁“经济政府”时，他们真正想在欧盟推行高成本的社会规则。大家都知道萨科奇经常只是制造噪音而不是麻烦。但是当欧洲深陷高失业率，低增长和加剧的紧缩时，如果不能击败保护主义，这些言论将有可能变为阻碍增长的规制。

最好的情况下，对市场太多的干涉将使欧洲经济缓慢衰退。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动摇欧洲财富和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础资本主义企业。几年前，一位雄心勃勃的法国集权政治家也这么认为，“25年来，法国一直没有停止打击创新和惩罚成功”他说，“阻止最有活力的一群人致富会殃及整个社会。”他的名字：尼古拉斯 萨科奇。

译者：jmline

大时代和某种主义通常依据君王，首相，偶尔也可能是财政大臣来命名，而不是那些供职于日薄西山的政府的内政大臣。但是在1993年的五月，霍华德时代开启了。此前，新任命的内政大臣会通常在其部门的就任仪式上频频点头示意。迂腐而故作清高的官吏，挥舞着显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节节攀升的犯罪率的图表，向他们的新主子献言进策。尽管徒劳无功，代价沉重，他们仍力图扭转现代化这无法抗拒的事实。

迈克尔霍华德对他们不屑一顾。作为梅杰保守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内政大臣，他大兴土木，建造新的监狱，同时铁腕强化现有刑罚，禁锢自由。对于自由主义分子而言，他不啻于恶煞。而右派分子则对其赞誉有加，称其降低了犯罪率，福泽至今。但是两派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司法公正，反恐以及其他一些自由与安全对立的领域，他开启了15年之久的铁腕政策。在工党的统治下，这一曾经由贵族掌控的职位落入了霍华德之流的手中。

时至今日，似乎霍华德时代正悄然褪去。保守党人和自由民主党人正逐步兑现在野时期做出的承诺：公民自由主义。工党身份证计划宣告结束。首相大卫卡梅隆希望缩减DNA数据库。大臣们建议短期徒刑改为社区义务劳动。本周，内政大臣特里萨梅宣布重新审议之前的反恐措施。

许多执政联盟内部的自由主义分子，包括副首相尼克克莱格，将自己的信条奉为圭臬。通常对于将英国热切地描述为“极权国度”的行为，他们避犹不及。他们认为警察过于残暴，因此急切地出谋划策，寻求他法来取代警察，而不是简单地将警察完全排斥在外。对于公众安全和自由之间的取舍关系，他们也不避讳，至少自己心知肚明。民权运动分子的事业之所以有时会受阻，就是因为他们否认追求自由意味着损害安全。

但是自由主义的危险既存于现实生活，也扎根于政治之中。即便是那些憎恨保姆国家“健康安全至上”教条和其他束缚的选民，民权分子也从没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阵营。在今年的大选中，公布其内政事务方针后，克莱格飙升的支持率旋即土崩瓦解。

目前，执政联盟已经遭受“不切实际”的指责，岌岌可危。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执政联盟的权力根基主要为南部富裕阶层，而卡梅隆和克莱格又恰是“贵族二人组”。正处金融危机时期，克莱格却对于投票制度的改革和宪法的修订孜孜以求，这将进一步加深人们这一印象。而对于民权的抗争也会招致同样后果。不难想象，接下来，当权政府将与相对务实的反对派工党更加格格不入。

还有人怀疑执政联盟的自由主义也开始招致集团内部某些成员的不满。自由与安全的对立不仅将精英分子和大众选民划分开来，也使得政府和反对派泾渭分明。这一分水岭也存在于保守党人之间，以及保守党作为一个整体和自由民主党之间。各党派在财政削减问题上都未有如此之分歧。大多数保守党人全力支持财政削减政策。若是保守党一党组阁，尚且可能获得足够时机，竭力去安抚其鸽派，例如Dominic Grieve和 Ken Clarke，同时不惊动其鹰派，例如Liam Fox 和 Michael Gove。而两党联合执政将使得这一切难上加难。

论自由与床垫

但是工党也不能免于此等困境。的确，对于工党而言，鉴于其传统支持阵营的范围和本质，这一困境更为棘手。”思维混乱的汉普斯特（英国北部一地区，该地区聚集了大批自由主义的作家和诗人：译者注）式的自由分子”——正如工党最为霍华德式的内政大臣Jack Straw所描述的——毫无疑问是工党竭力争取的选民。白人工人阶级也是如此。要想制定出融合这些观点相左的群体无异于异想天开。

这种紧张的态势早在九月结束的工党领导权之争当中便已显现出来。候选人之一Ed Miliband希望工党通过倡导民权来吸引自由民主党人。而更为激进的候选人例如Ed Balls 和 Andy Burnham， 则认为“新工党“对待犯罪的态度乃是对社会公正的威胁。事实上，经常困扰穷人正是那些“仇视社会”行为，即被那些从未经历平民生活的人轻易地描述为“下等”的行为。

Jon Cruddas巧妙的床垫比喻也道出了工党所处的困境。Jon Cruddas是一位理智的普通工党议员，亲身感受到了政治那“粗糙的棱角”。在议会中，Jon Cruddas所代表的是伦敦东区前沿贫穷的的Dagenham区。Cruddas先生在该地巡视中碰到一位安分守己的86岁高龄的妇女。当问到她目前的担忧时，她指了指躺在对面花园里的一块又老又丑，废弃不用的床垫。

这个床垫属于私人财产，因此严格的自由主义者会竭力反对。但是对于这位老妪而言，床垫每天都是她的“眼中钉”，总会引起她的不快——这相当于ESSEX郡布鲁克林民间故事中的“碎玻璃”的翻版。关于这种自由与安全的剑拔弩张，还有其他无数类似的例子（是否人们有权拿着一罐Special Brew酒四处溜达，人们应该怎样照看自己的狗）。这些不仅是存在于理论中的难题。它们俨然每天在工党的核心地区，在那里的街道上上演开来。

在保守党和自民党的核心选区，选民相对更为富有，祥和，因此对于这两党而言，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做出取舍可能较为轻松。毕竟，他们不需要在Hampstead 和Dagenham之间寻求折中。

译者：vincent1986

Jul 1st 2010

您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吧，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像一艘航空母舰。难道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会有什么相像之处？那我们就来数一数吧。

首先，他们都具有长寿的特点。9.11后率先抵达阿富汗的航空母舰包括“企业号”，而早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这艘航母就首次进入了人们的眼帘。这艘航母预定2013年退役，届时他在美国海军的服役期就达到了51年。一项投资在半个世纪后仍然能够收到回报，这真是一个奇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同样是一项长效资产。本周退休的大法官约翰•保罗•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年龄已满90但身体仍然硬朗，他是福特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5年。

其次，他们都具备强大的力量。  一旦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大法官就可以一辈子坐在这一位置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裁决。对此，任命他们的总统无可奈何，他们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的允诺也不起约束作用。一个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大法官对美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要超过一位美国总统。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挑选他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在这一位置上坐了24年，对美国种族平等的贡献毫不逊于约翰逊总统。诚然，一个大法官还受制于最高法院的其他8名大法官，还受制于宪法条文和法理规则。但是，大法官仍然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马歇尔就说过：“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法律文件可以后补”。

大法官与航母相似的最后一点是，他们都要投入战争。在最高法院彬彬有礼的表象下确实存在着一场多数的保守派与少数的自由派之间高风险的战争。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是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奥巴马政府的总检察长，曾担任过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据说奥巴马总统钦点她接替史蒂文斯出任大法官并非由于她的政治观点，而是看中她具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堪当此任。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是现任首席大法官，与其说他像航母不如说更像一架隐形轰炸机。在他的主持下，最高法院日渐保守化。他在2005年的参院确认听证会上公开声称自己持司法谦抑的理念，无法想象他上任之后竟会主持做出这么多饶有争议的裁决。奥巴马总统需要一个自由派的大法官以阻止最高法院的进一步右转，这一点人人届知。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不是为了让一个民主党总统挑选自己的继任者的话，斯蒂文斯先生是绝对不会退休的。

本周参议院的卡根女士任职确认听证会上一些共和党的质询者们虽然嘴咧得老高，但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雷汉姆（Lindsey Graham）参议员语气轻松地说，你是一个自由派人士，而我是一个持保守观点的人，但大法官的任用事关重大，（法官要抛开党派之见）是美国的特色。而来自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杰夫•赛辛斯 (Jeff Sessions) 的质问火药味则浓了很多。卡根女士没有做过法官;她的大学毕业论文似乎对纽约社会主义因素的下降感到不满；在克林顿当政时她在白宫任职，当时她曾试图强化枪支的管制;在哈佛大学任职期间她称进入军队服役为购买了“二等车票”。作为马歇尔大法官的前书记官，她是否也会按自己的想法去裁判，让法律文件去后补？她是否持“司法解释要与时俱进”（legal progressive）的观念？说到这，赛辛斯参议员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如果卡根女士面对这种连珠炮似的诘问有所不安的话，她也没有丝毫显露。她表现的平静而自信，不时还以一些机智而俏皮的话语。尽管她在1995年时曾指责确认程序“枯燥乏味”，但现在坐在这个“热板凳”上接受审查的对象是她自己，她此时宁愿这个过程枯燥一点也不愿面对这种急风骤雨似的局面。当被问及她的司法理念，她对坠胎与枪支管制的态度时，她说，用过去的言行来评判她成为大法官后对这类问题的观点并不恰当，从而巧妙地避开了正面回答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至于说她持“司法解释要与时俱进”的观点，她对赛辛斯说：“虽然人们给我戴上了这样的标签，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标签上的句子是什么意思。”

除非有不可预见的灾难性事件出现，这位谨慎的大法官候补人将在短期内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卡根号航母即将启航出征。她接替史蒂文斯的位置虽然不会使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势发生重大变化，但至少可以保持这种平衡。如果她如赛辛斯参议员所担心的那样成了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大法官（这当然正是奥巴马总统的期望），她将会追随前任的榜样，与志同道合的少数派（索尼亚•索托马约尔、斯蒂芬•布雷耶和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协力对抗由罗伯茨、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组成的多数派。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是最高法院内立场摇摆的中间派，但在大多数诉讼判决的投票表决中他投了保守派的票。

无论结局如何，战火不会停息

现在美国对共和与民主两党都不与认同的选民迅速增加，据此可以判断，美国人对充斥其政治机构内你死我活的党派之争非常反感。他们也许会对国家的最高仲裁机构不能超然于政治之外，同样也陷入这种纷争之中而感到遗憾。

2007年，《纽约客》杂志的杰弗里•图宾(Jeffrey Toobin)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书中叙述了从1992年至2005年间，像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和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 ）这样一些立场不定的大法官出于谨慎，凭直觉使他们的裁决反映了民意。图宾在书中说：这些裁决受到了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挑战，原本处于相对弱势的保守势力在1991年由于托马斯就任联邦大法官而增强了力量。托马斯认为多年来自由派法官做出的裁决，包括对嫌犯警告用语的“米兰达规则”与”罗诉韦德案”中关于堕胎的裁决，都超越了宪法的规定，应该予以纠正。

在罗伯茨控制下联邦最高法院过去一年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自由派人士的担忧。最主要的证据就是“公民联盟”（Citizens United）案的裁决。这项裁决威胁到解开竞选资金法这团乱麻的努力，奥巴马总统称之为“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特别利益金大行其道开了绿灯”。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内部处于分裂状态，而且与行政当局出现了新的碰撞。有些人会对这种新的迹象感到痛惜，指责美国政体在派系之争的恶习内耗下功能逐渐失调。而其他人则会反驳说，制度化和无休止的争吵正是美国体制的高明之处，是完全必要的。无论谁是谁非，斗争仍将持续。

Jun 24th 2010

这位肩上担负着印度未来的年轻男子在6月19日迎来生日，据说他溜出了印度，或许与传闻已久的西班牙女友一起庆生。而在印度国内，拉胡尔·甘地40岁的生日被视为其成年的象征，纪念形式繁多：烟火、献血、诗歌与祈祷、穿过叛贼出没的森林进行七日庙宇朝圣、还迸涌出许许多多的社论和文章。

一位印度时报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对于印度年轻人来说，政治曾是“一个可怕的黑暗领域”，被贴上了贪婪、无情和暴力的标签。然而，拉胡尔改变了所有这些，通过“猎才、吸引成员及学生会议”，他使得印度年轻人相信政治是能超越“狭隘裙带关系”而扩展的领域。相较于纨绔子弟，他则被看作是“真正的少壮派”，是“数十年来政治领域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出现”。

简而言之，有两点干扰着对拉胡尔的以上评断。首先，与他的12亿同胞不同，拉胡尔·甘地是特权的体现，而且仅是初涉政坛的门外汉。早在殖民时代，他的高曾祖父就成为了国大党的领袖。他的曾外祖父、祖母及父亲都担任过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而与特权相伴的是可怕的代价。他的祖母和父亲都被暗杀。然而，是他的家族使这个共和国发展成型，此外别无二家。甘地家族相信这种特权是其应有的权益。

如今，国大党已准备就绪，就像停在前门口装饰考究的大使牌轿车，等待执行甘地家族的指令。另一辆更吸引人的车简称为印度，车轮就是这个国家，它的司机被尊称为“总理阁下”。这辆车的行进路线虽然经常不确定，但还算令人愉快（当不堵车时，它吐着烟，向着意想不到的地方蹒跚而行）。目前，印度这辆车被暂借给了甘地家忠诚老实的侍从曼莫汉·辛格（现任印度总理——译注），以他的年纪来说，辛格是个很好的司机。但这辆车是拉胡尔的传家宝。他何时向辛格讨回车钥匙只是时间问题。

第二个干扰因素与最近提及的拉胡尔的年轻有关。毕竟，四十岁实际上已不算年轻。四十岁的人可能已在世上有所建树，而不是才庆祝成年。莫扎特和亚历山大大帝在四十岁前的数年便已逝世。耶稣基督在三十三岁就已经布道、治病、死亡、然后升天。这些比较并不是全无道理，因为拉胡尔的信徒们将他称作印度的救世主。

再想想他自己的家族。像拉胡尔这般年纪的时候，尼赫鲁已经在大英帝国的监狱中度过数年：由于巨大的魅力及政治天赋，尼赫鲁在34岁的时候便成为了国大党领袖。40岁时，拉吉夫·甘地已经当选为总理，诚然这与他自身优点有关，但他的当选也是由于其母亲英迪拉遭暗杀后产生的同情浪潮所致。

与前人相反，虽然拉胡尔·甘地在职务上是国大党总书记，尽管他的母亲索尼娅·甘地牢牢地控制着国大党，但他在政府内无一官半职。当然，被视作政治门外汉使得拉胡尔保持着纯洁的形象。他既无处不在，却又不在任何地方：乡村的布告栏上随处可见拉胡尔的脸庞；在电视画面里，拉胡尔走下直升飞机，走到广大农村百姓中去，走到他祖母英迪拉所认为的亲爱的穷人中去。但他的政治理念仍是个谜。至于或许能试探他性格的记者招待会及采访，忘了这些吧。

有一个极大优势能抵消上述质疑：在过去三四年中，拉胡尔不知疲倦地到各地活动，经常与穷人在一起——比任何政客去的地方都多。他的活力很好的诠释了国大党在去年大选中出人意料的强劲表现。

除此之外，借助于党内年轻势力，拉胡尔正在完全彻底地改造国大党。他的努力不仅仅包括吸引新成员，也包括了党内民主措施。这存在着局限性：没人认为党内大佬可能会在选举中失败，更不用说是甘地家族了。但人们还是承认了国大党存在着深层萎缩及缺乏组织的问题——学者拉贾拉江称此为在甘地家族统治下（尤其是英迪拉·甘地）的“呆滞化状态”。

拉胡尔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泰米尔纳德邦及比哈尔邦，国大党时来运转，重获生机。但仍需等待在北方邦的一场大胜：有着1.8亿人口的北方邦人口居印度第一，该邦大选将在2012年举行。现在，拉胡尔的直升飞机吸引了十万民众前来打量这位“印度王子”。在北方邦获胜也许能让拉胡尔为全国大选预演一番。一些时事评论员猜测当拉胡尔成为总理之时，曼莫汉·辛格将跃任基本上属于礼仪性质的国家总统一职。

谜一般的人物，未来的领袖。

然而，剩下的问题则是拉胡尔相信什么。众所周知，辛格谋求一种混合有市场自由主义及更强健国家机构的“兼容式”发展。目前来看这种发展方式不错。但就如同政治研究中心的普拉塔普·巴努·梅塔所指出的那样，辛格缺乏足以取胜的坚实政治影响力。所以教育、警务改革及更多可以提高赤贫者安全保障的举措陷入僵局，步履维艰。

拉胡尔同意辛格的观点吗？又或者，如同他母亲及祖母那样，他是否将印度的穷人视为应得幸福之人而不只是选民？谁知道呢？印度的街道拥挤不堪又毫无秩序，对于开车来说是个危险之地，而拉胡尔·甘地——这位初学驾驶者则更是个谜一般的人物。

译者：光一